北京青年报
忆翻译家易丽君:波兰文学是永远明亮的精神世界
北京青年报客户端 2022-02-08 21:03

2022年2月7日下午4时35分,波兰语翻译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易丽君教授在京病逝,享年87岁。

记得2019年10月11日上午,北京青年报记者和后浪出版编辑马国维老师一同前往北京外国语大学家属楼。83岁的易丽君老师为记者开了门。

在这次拜访的前一天晚上,2018年、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同时公布。波兰当代著名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获得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奖。彼时的新闻标题里,爆冷、小众占据了报端,中国读者对这位波兰诗人并不熟悉,而最早托卡尔丘克译介到中国的,是波兰语翻译泰斗易丽君和丈夫袁汉熔。

“昨晚有几个记者给我打电话,我也不知道是哪里,来了我就瞎说一顿,一会儿又来一个,我又胡说一顿。”易丽君83岁了,但她洪亮的声音、开门见山的爽朗性格,以及谦和的为人,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波兰语翻译界,易丽君老师学术地位非常高。易丽君1960年毕业于波兰华沙大学波兰语言文学系研究生。历任中央广播事业局苏联东欧部编辑、记者,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系教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译协理事。曾获波兰文化功勋奖章(二次),波兰总统授予的“波兰共和国十字骑士勋章”和“波兰共和国军官十字勋章”,波兰国民教育委员会功勋章,格但斯克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中国翻译家协会颁发的“外国文学资深翻译家”称号。

采访期间,易丽君老师多次讲起了她的丈夫。易丽君和丈夫袁汉镕是当年留学华沙时的同学,1950年代,一列国际火车把他们带到波兰,他们在华沙度过了难忘的求学岁月。回国后,易丽君从事翻译工作,丈夫袁汉镕是中国原子能科学院研究员,曾任中国核数据中心副主任。“易丽君和袁汉镕夫妇二人都是资深波兰语翻译家,如果没有两位译者老师的译介,我们很可能会错过托卡尔丘克这位作家。”后浪资深编辑马国维介绍。

译介托卡尔丘克是易丽君翻译生涯的一段插曲。“是朋友的面子。”2004年,70岁的易丽君几乎不再翻译了,她觉得自己年龄大了。彼时台湾一家出版社想要出版托卡尔丘克的《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和《收集梦的剪贴簿》,“他们的总编辑找到了老三联一位姓沈的同志,这位同志找到了《世界文学》的编辑——我的好朋友杨乐云,她和我说托卡尔丘克值得翻译,我就叫她拿来看看。”易老口中的杨乐云是著名捷克文学翻译家,而朋友所说的“沈同志”则是三联书店的前总编辑沈昌文。

最先拿到的是《太古和其他的时间》。“我看了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易丽君说,她觉得托卡尔丘克是一个奇女子。“她的笔墨很灵动,她表面上讲的这一层东西是一层意思,在表层的掩盖下,深层次的真实的意思要仔细看才能懂得。”

这就是译者易丽君和托卡尔丘克的初次相遇。《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翻译完成,成了台湾当月的畅销书。这样的结果易丽君也有些没想到。

还记得当年诺奖公布的日子,媒体上诸多类似的评价让托卡尔丘克为“捕梦人”“造梦者”“以梦为始”,让托卡尔丘克成为了一个悬在半空中的作者。但在易丽君老师的认识里,她看到托卡尔丘克文字中潜藏的深意。易丽君说,如果概括地讲,寻根是托卡尔丘克始终关注的:“她在追寻两个根,一个是她自己人生的根,一个是她的民族的根,波兰民族的根到底在哪儿,这个是深层次的东西。”

在易丽君看来,托卡尔丘克这种对波兰民族的感情以及进入历史的方式,与另一位波兰获得诺贝尔奖得主,诗人米沃什并不太一样。“我想,米沃什的哲学味更重,而托尔卡丘克则是忠于史诗。她让读者看到波兰民族比较好的那一面,以及民族性里藏得很深的亮点——波兰人的不怕死、坚强和勇敢,而这些在她的作品里恰恰是通过没完没了的死来实现的。”易丽君说,与米沃什直接歌颂英雄不同,托尔卡丘克的写作给人的感觉是让人愉悦的:“就像在和你说,我是为了愉悦心灵才写作,我的创作是愉快的,希望你也觉得愉快。这一点很像辛波斯卡。”谈话间,三位获得过诺奖的波兰作家都被易丽君简明扼要地提到了。

易丽君老师讲话非常朴实,问多少,讲多少。听老一辈翻译家讲话,是很不一样的感觉,她们不会卖弄地讲自己做了多少研究,绝不会夸夸其谈那些一鸣惊人的评论;他们有一种深入浅出的本事,在一辈子扎实研究之后仍可以用真诚和朴实面对普通的问题,把问题讲清楚,不会故弄玄虚。

易丽君为“偶遇的”《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写了一篇质量很高的译者序,向中国读者介绍了托卡尔丘克和这篇作品的同时,也将托卡尔丘克放在整个波兰战后文学史的系统里,在易丽君看来,托卡尔丘克身上有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波兰文学的转变。这是易丽君波兰文学研究的一部分,她的研究著作《波兰战后文学史》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波兰文学专业的的同学必读的教材。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波兰文坛发生了许多变化。”易丽君写道。要理解这当中的变化, 势必要理解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波兰文学的情况:“波兰作家独立性的首要条件是,保持批判的勇气,敢于坦言真理,敢于揭露政权的外来性和极权统治的弊端,敢于揭露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这种批判精神展示了一种浓缩的波兰性,起了一种抵御外来性的防护铠甲的作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波兰文坛发生了许多变化。年轻一代的作家淡化历史,把文学创作当成一件愉悦心灵的乐事,既让自己在编故事的过程中享受快乐,也让读者不费力气、轻松地接受……他们不屑于承担战后近半个世纪波兰现实里清算是非功过的使命。他们感兴趣的对象由‘大祖国’转向‘小社会’——也就是家庭,从中探寻社会生活新颖的、建立在人性基础上,普通而同时也富有戏剧性和持久价值的模式。”易丽君写道。

对易丽君老师来说,她以更为广阔的历史眼光看待获得诺奖的作家,把与生命等长的求索与研究,沉潜在波兰文学译介中。

在托卡尔丘克获得诺奖之后,媒体沸腾了一阵子,很快地又退潮了。潮起潮落之后,加印的书被快递到手上,却也赶不上小众文学降温的速度。对大众而言,波兰文学会很快重回小众文学的角落,直到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被国际奖项照亮。

对易丽君而言,窗外的事,不重要。波兰文学是她永远明亮的精神世界,那是她永不会褪色的人生底片。

摄影/马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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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知依
编辑/乔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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