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中国共产党100周年优秀电视剧展播剧目《觉醒年代》正在北京卫视热播。在电视剧第30集里，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天津南开大学内，学联副会长马骏将赵世炎和周恩来介绍给众人。周恩来被聘请成天津学联报刊主编，他号召用新思想改造新青年，将有志之士集合起来，唤醒中国人民。

对于南开为了换取捐助经费竟要聘请曹汝霖为校董，周恩来走到示威的学生群体中，厉声将消息公之于众，并声称这是南开的奇耻大辱，并带领学生团体去向校方进行抗议。周恩来由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天津女界爱国协会的邓颖超还提出由刘清扬带队组织学生赴京请愿。

在接下来的1920年天津“一·二九”流血惨案中，周恩来当场被拘捕。是哪些人积极展开营救活动，使得反动当局被迫公开审理此案，宣布无罪释放周恩来等人呢？

北青-北京头条记者曾就此事采访过周恩来的大侄女周秉德，并翻阅了邓颖超的相关回忆录。

讲述：周恩来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

周秉德是周恩来三弟周恩寿的大女儿，她出生于1937年，12岁住进中南海在周恩来身边生活了十余年。周恩来夫妇无嗣，周秉德因此成为与周恩来关系最密切的晚辈。

周秉德女士

周秉德告诉北青-北京头条记者，伯父周恩来在南开中学读了五年书，1917年毕业后到日本求学。1919年4月份，他从日本回到了天津，正值五四运动爆发之际，就与同学马骏等人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参与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在工作当中，他们运用了两个很重要的武器：一个是演讲，一个是办报。演讲队伍里，年龄最小的是15岁的邓颖超，但她却是讲演队长，在讲演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鼓动作用。

同年7月份，周恩来指导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并担任主笔。此外，从筹措资金到准备各项具体出版事宜，从搜集新闻到写稿子做文章，从编排版面到校对甚至卖报，都由他负责。“这份报在7月21日创刊第一天，就在头版刊登了‘爱国厂商抵制日货，宣传国货’的广告，还为学生爱国运动提供了一些资金支持。”周秉德说道。《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以“敢言”闻名，被誉为“全国的学生会报冠”。在全国各地都有征订，一直持续办了110多期。

同年9月16日，周恩来和马骏、郭隆真、邓颖超等20人成立了革命团体——觉悟社。这个社团有十名男性，十名女性，从组织架构上体现出男女平等。“他们除了将枪口对准军阀官僚资本主义，抨击封建顽固思想、旧道德，还邀请李大钊前来讲课，宣传马克思主义。”周秉德说道，这引起了统治阶级极端恐慌和仇视。

同年10月10日，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召开天津全市市民大会，继续坚持惩办卖国贼，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加紧抵制日货，举行游行示威。在周恩来等人的组织下，天津市民在南开大学操场集会，痛斥北洋军阀政府镇压、逮捕爱国群众的罪恶行径，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请愿活动。在这次活动中，邓颖超机智勇敢带领女生队伍冲锋在前，与军警展开搏斗，斗争一直坚持到次日黎明。

追忆：“一·二九”惨案中周恩来被捕 狱中讲授《资本论》编写《警厅拘留记》

1920年1月，全国各地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1月23日，天津学联调查员在检查日货时，遭到日本浪人的毒打。反动当局不但不惩办日本浪人，反而指使军警毒打学生，逮捕进步人士，并查封了天津学生联合会。为了抗议反动当局的罪行，29日，周恩来等人率领各校五六千学生奔赴直隶省公署请愿。他们知道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所以作了周密细致的布置。

邓颖超在相关回忆录中说，“我们事先有系统地动员了各校的同学与各界市民，并且在请愿的组织领导上作了精密的适当的分工。”刘清扬、邓颖超、王天麟被指定担任留守工作。这次请愿活动遭到反动军警血腥镇压，重伤50余人，造成了天津“一·二九”流血惨案。周恩来等当场被拘捕。“一·二九”惨案发生后，2月1日，天津全市学生罢课抗议。学联并分别派遣代表到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呼吁支援。在上海学生总会的号召下，掀起了全国性的声援天津学生运动的大游行、大示威。

在狱中，周恩来将难友们组织起来，读书看报、学文化，讨论革命问题，开展斗争。他继续运用文艺这一武器，编演新剧，开茶话会等，并系统地学习和讲授了《资本论》。在周秉德看来，这对周恩来走向共产主义革命道路影响很大。周恩来还在狱中编写了《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详细记录了在狱中的斗争情况。

邓颖超加紧开展营救活动 变审判厅为传播爱国思想讲台

“一·二九”惨案发生后，觉悟社的一些主要骨干被捕或离津，谌志笃、邓颖超等就承担了领导天津学生运动的主要工作。至于被捕的学生代表，则一直在狱中坚持斗争，抗议非法拘捕。但警察厅当局无视他们的正义要求，压迫更加严重，代表们被迫以绝食来表示抗议。

4月初，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同学们都十分难过。邓颖超、谌志笃等24名同学，当即自愿报名到警察厅去代替被捕的代表受监禁。

正义的斗争，弄得警察厅十分狼狈，只得同意他们与被拘代表见面。这样，被拘代表与外界沟通了联系。邓颖超等加紧开展营救活动。他们组织“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的活动分子和被捕代表的家属经常去探望、慰问；发动群众，广泛宣传，用社会舆论对反动当局提出谴责，施加压力；积极准备提出公诉，要求公审；此外，还聘请全国有名的爱国律师刘崇佑先生为被捕代表辩护。

1920年的5月7日，邓颖超带领300多名女学生冲出了校门，去参加“五七”国耻纪念大会，但回到学校时，校中已挂出牌示，将全校200多同学全数开除学籍。经过12天的斗争，在家长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下，迫使学校当局收回成命。

在被拘代表同各界代表狱内外共同坚持斗争下、在全国各地的有力声援下，7月，反动当局被迫宣布公开审理这个案子。开庭审讯时，被拘代表大义凛然地据理驳斥，痛斥卖国政府的罪行，大讲救国的道理，变审判厅为传播爱国思想的讲台。法庭被迫宣布无罪释放马千里、马骏、周恩来、郭隆真等20多名被拘代表。天津各界人民慰问团隆重地迎接被释代表凯旋。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恩杰
编辑/乔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