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电大讲堂·文学与电影”第二季第二期巅峰对谈于12月26日举行，本期以“当‘古道’遇见‘热肠’——中国叙事的当代精神”为主题，汇聚了北京大学教授、著名文化学者戴锦华，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鲁迅文学奖得主李修文，以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副教授、作家兼导演徐浩峰三位横跨文学批评、小说创作与电影实践的顶尖头脑。活动由中国作家协会社会联络部和北京电影学院联合打造、坦博尔集团有限公司独家战略支持。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周志军指出，本次北电大讲堂活动不仅是学术探讨，也是学校“光影绘中国”大思政课体系向思想前沿的学术延伸，是“大宣传、大思政、大文化”理念的关键实践。她强调，在文明互鉴与技术裂变的时代，中国的叙事艺术必须完成一场深刻的创造性转化：“一方面，需深植于中华文明的‘古道’，汲取那份绵延千年的秩序、礼义与智慧遗产；另一方面，更需拥抱时代的‘热肠’，感应现实脉搏的每一次跳动，将个体的热血、情义与当代人的精神境遇熔铸其中。”
中国作家协会社会联络部主任包宏烈以诗意的比喻描绘了文学与电影的共生关系：“文学是我们精神的故乡，是深植于文明土壤中盘根错节的古老根系；电影则是这根系上生长出的、迎着时代阳光摇曳的参天大树。”她回顾了从《茶馆》《骆驼祥子》到《繁花》《三体》等文学与影视成功互动的案例，指出中国作协社联部正致力于成为文学与影视间的“摆渡人”与“园丁”，保护创意版权，搭建对话温室，让两种艺术形式自然缠绕，共生共长，催生更多无愧于时代的文艺精品。
徐浩峰：“祛魅”的江湖与“假因果”的真实
对谈现场，以冷峻武侠美学独树一帜的徐浩峰，首先援引《文心雕龙》与司马迁的治史精神，指出中国文艺传统向来将高尚人格与天地之美等同，这本身就是一种“道”。他的创作，如《师父》《箭士柳白猿》，刻意剥离传统武侠的浪漫飞檐，转而聚焦“武行”——一个真实的社会行会组织，以近乎人类学考据的精度，解剖其内部规则、伦理与利益博弈。他坦言，自己拍的并非快意恩仇的“武侠”，而是严肃的“行业剧”，旨在通过一个微观切片，透视更广阔的社会肌理与人性光谱。
针对其作品中主人公常以“落寞背影”收场的诘问，徐浩峰揭示了其叙事策略：这并非悲观，而是一种强调手法。如同欧洲古典悲剧以死亡强化爱情的可贵，他的“落寞”是为了让观众在唏嘘中更深刻地凝视“道”的代价与尊严。他进一步分享了高级叙事的秘诀——“假因果”。真正的现实主义，恰恰展现人物基于自身误解的逻辑（假因果）去行动，而世界却以另一套真实的逻辑运转，这种错位产生了巨大的戏剧张力与心理真实。他举例说明，无论是塔可夫斯基的诗意电影，还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其伟大之处常在于对背景与动机的“不交代”，从而逼近生活本身固有的模糊性与复杂性。
李修文：退守中的“情义”与“退化”的史诗
与徐浩峰的理性解剖形成鲜明对照，湖北省作协主席、作家李修文将目光投向了秩序废墟上绽放的“热肠”。他的散文与小说，如《山河袈裟》《猛虎下山》，充满了一种“肉身在场”的澎湃激情。他笔下的人物，常常是被时代大潮拍散的个体，在生活崩塌的边缘，于流浪、放逐中意外地迸发出惊人的情义与尊严。李修文指出，这种情义并非英雄主义的主动进击，而更像是一种退守中的精神结晶。“当失去成为常态，中国式的情义便成为一剂安顿心灵的药。”他如此阐释。
在谈及《猛虎下山》的创作时，李修文描绘了一幅令人震撼的“退化”图景：下岗工人退入丛林，家犬退化为野狗般的生存状态。他认为，这并非简单的怀旧或批判，而是对“发展主义”线性史观的一种沉思。这些被时代列车抛下的人与物，构成了历史的“幽灵”，迫使我们去审视那些被主流叙事遮蔽的代价。他强调，其写作深受中国古典话本、元杂剧（尤其是水浒戏）的影响，其中多是小人物在阴差阳错、被动承受中完成自己的命运，鲜有西方式的个人英雄主义觉醒。这种叙事逻辑，更贴近中国民间对命运的理解——往往是在退无可退的雪夜，或墙角花开的瞬间，完成一种东方式的顿悟与和解。杜甫诗歌中展现的与万物共感的传统，以及其沉入日常的“诗史”精神，是他重要的精神源头。
戴锦华：文明临界点的艺术、AI时代的批判性坚守
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首先拆解了“古道热肠”的二元预设，认为其本应是一体化的理想生命状态。她更关注的是，哪些传统资源在今天可能沦为压迫性的“鬼魂”，哪些又能被激活为创造性的“幽灵”。
面对AI技术带来的空前挑战，戴锦华的分析尤为犀利。她指出，AI最能取代的是基于桥段组合的类型化、套路化写作，这正是好莱坞编剧工会罢工的深层危机。然而，艺术最核心的价值——源于独特生命体验、身体感受的原创性表达，以及至关重要的批判性思维——是AI目前难以企及的。而这正是人文学科与严肃艺术的立身之本。
戴锦华认为，徐浩峰并非武侠类型的简单延续者，而是以“武行”为切口的社会现实主义作家，其冷峻笔法下是对权力结构与人性矛盾的深刻揭示。李修文的《猛虎下山》则通过“从人到兽”的退化寓言，尖锐地揭示了进步主义神话下被牺牲的群体，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她强调，在人类可能步入与硅基智慧生命共存的新文明阶段，“身体”（碳基生命独有的体验与脆弱）将成为我们确认自身存在、进行艺术思考的最终依据。
谈及电影的未来，戴锦华充满忧思与希望。她认为，电影面临的真正威胁不是短视频，而是大众文化时代终结后社会的“部落化”与“圈层化”。电影艺术必须重新追问自身的公共性何在。她深情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电影界“扔掉戏剧拐棍”“与文学离婚”的激进宣言，对比今日重提文学与电影联手的语境巨变，深刻揭示了历史轨道的蜿蜒。她最后勉励所有创作者：艺术之路无保险，它以大量失败者铺就。若选择以此为己任，追求的应是一份“心安”——那份源自真诚思考、独立创造并敢于面对时代的生命完满感。
尽管三位大家风格迥异，但整场对谈却呈现出内在共识：真正的创作，无论外表冷热，内核都必须根植于真诚的生命体验、清醒的文化自觉与敏锐的时代诊断，中国叙事的当代创新，必须建立在对传统的深刻理解与创造性转化之上。
徐浩峰提供的是形式转化的路径——将传统叙事中的伦理结构、仪式框架进行当代转译；李修文实践的是精神接续的道路——让古典文学的抒情传统与民间叙事的志怪智慧在当代作品中重生；戴锦华倡导的则是批判性创造的立场——以现代意识重新激活传统，使其经过省视真正成为应对当代问题的思想资源。
对谈中，戴锦华特别提醒：“我们正在经历文明的转型期，中国叙事传统中的整体性思维、辩证智慧、意境美学，都可能为人类提供新的叙事可能性。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必须首先成为传统的深刻理解者，然后才能成为它的创造性转化者。”
在AI复制完美、短视频切割注意力的当下，中国叙事的当代精神，恰恰在于勇敢地拥抱复杂性、矛盾性与不确定性。这不是一次怀旧的寻根，而是一场面向未来的淬炼。本次对谈不仅是一场学术交流，更是一次对中国叙事传统的深度梳理与当代思考。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肖扬
编辑/胡克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