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从张中行致胡适的一封佚信说开去
北京青年报客户端 2024-07-29 11:00

◎叶新

给他上过课、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先生 成为了他的主要约稿对象之一

偶翻《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见有署名“张璿”写给胡适先生的一封信,用的“世间解社笺纸”。全文如下:

适之先生道席:

学生现帮一出家人编一学术性月刊,名《世间解》,定于七月一日出版第一期,内容以佛学为主,兼及人生之道的研讨,如儒道等等。现在学术性刊物是冷门,想像难得社会之欢迎,以是,深愿在第一期中能获得先生言论之光荣。学生本当躬往恳求,因为,顾虑先生太忙,所以用写信替代。也因为同样的顾虑,所以不敢希望新作,如能饬书记从《中国哲学史》中古部分抄一段赐下,亦算得大恩惠了。现在办杂志,拉稿大难,必须先生作前导,始能有应者云集之望也。肃此敬请

教安

二十四年国文系毕业学生张璿拜上

六月十二日

这位“张璿”即如今大名鼎鼎的张中行先生,“张璿”是他1931年夏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时所用的学名。为了唤起胡适先生对他当年的些许印象,他提到他是“民国二十四年”即1935年国文系的毕业生。在这一届的中文系中,有胡适先生的“迷妹”徐芳,隔壁的外文系有李广田和陈世骧,再隔壁哲学系则有何其芳和王锦第,当今的大作家王蒙即是后者的儿子。

张中行

张中行之所以给胡适先生写信,是因为:1947年夏天,张中行受北平广化寺的续可法师之托,操办《世间解》杂志的办刊事宜。他在《流年碎影》提到:“本刊一个研讨人生之道的刊物,其目的与其说是致知,无宁说是致用。所谓致用尤着重普遍。”也就是信中所说的“内容以佛学为主,兼及人生之道的研讨,如儒道等等”。

张中行深知办刊不易,“现在学术性刊物是冷门,想像难得社会之欢迎”。特别是创刊之初,约稿尤为重要,“主要只能找与我自己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我出身于北大,求人写,这所求之人,显然就最容易是北大的师辈以及一些同学”。在诸多师辈中,从前给他上过课、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先生成为了他的主要约稿对象之一。

既然是胡适在北大当文学院院长时的学生,张中行在《负暄琐话》“胡博士”一篇中曾提到胡适讲授《中国哲学史》课时的情景:

当时同学们都有个共同的感觉,胡博士聪明过人,所以精力过人。三十年代初,他讲大一普修的中国哲学史,在第二院大讲堂(原公主府正殿)上课,每周两小时,我总是去听。现在回想,同学们所以爱听,主要还不是内容新颖深刻,而是话讲得漂亮,不只不催眠,而且使发困的人不想睡。

不仅于此,张中行还在《流年碎影·课程》中提到“第二院大讲堂可容二百多人,总是坐得满满的”。

胡适只著有《中国哲学史》(卷上),也就是“上古部分”。据他20世纪20年代末撰写的草稿“《中国中古哲学史》纲要”,其“中古部分”“起于汉初,终于北宋初期,约自西历前二〇〇,到纪元一〇〇〇年”,其中内容包含“中国的‘禅’(中国思想与印度思想结合后的特别产儿)”。因《中国中古哲学史》,或可言《中国哲学史》(卷中)始终没有出版,再加上胡适忙于各种事务,未必会给这本新刊专门写稿,因此张中行在信中提到胡适“如能饬书记从《中国哲学史》中古部分抄一段赐下”一句,其意思是胡适先生可让秘书就已有书稿中节选“禅宗”有关内容,或者在百忙之中口授大意让秘书整理成文即可。

此时的胡适先生除了忙于北大的各种事务之外,还有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事宜,私下还在考证《水经注》,以致身体出现心脏方面的“异样”。他在1947年6月23日的日记中提到:“今晚约十点半,我觉得胸部不舒服……这是一年来第二次‘警告’,大概是因为近来太辛苦了。”因此,他对张中行这位从前学生的约稿自然没有任何回应。

胡适

而梁漱溟先生是回信但是没有写稿,张中行曾提到:“我和他只通过一次信,是四十年代后期,我主编一个佛学月刊,当然要约请北大讲佛学的前辈写文章,于是给他写信。记得那时他在重庆,回信说,他不写,也许我的信提到张东荪吧,他说张东荪聪明,可以写。”

朱自清先生的文章刊发仅仅九个月之后 朱先生就作古了

张中行向其他诸位师辈约稿的发信或者拜谒并非没有任何结果,还可以说,收到了良好的成效。这在《负暄琐话》《负暄续话》两书中有诸多例证。

比如俞平伯先生,张中行提到:“四十年代后期,我受一出家友人之托,编一种研究佛学的期刊《世间解》,请师友支援,其中当然有俞先生。俞先生对于弟子,总是守‘循循然善诱人’的古训,除了给一篇讲演记录之外,还写了一篇《谈宗教的精神》。这篇文章不长,但所见深而透,文笔还是他那散文一路,奇峭而有情趣。俞先生很少谈这方面的内容,所以知道他兼精此道的人已经很少了。”他在《也说一件小事》中也提到“俞先生很慷慨,创刊号就给了一篇《今世如何需要佛法》,约四千字,是不久前在华北居士林的一篇讲演。”

比如废名,他提到“其时我正编一种佛学期刊,对于这位自信代表佛的作家,当然要请他写一点什么,他慨然应允,写了《孟子的性善与程子的格物》《佛教有宗说因果》《体与用》等文”。

比如熊十力先生,张中行认识他,是上大学时去旁听熊十力在北大开的“新唯识论”。张中行提到,但“交往多是四十年代后期,他由昆明回来,住在北京大学红楼后面,我正编一种佛学期刊,请他写文章,他写了连载的《读智论抄》。”

比如林宰平先生,张中行提到“我有幸认识林先生,开始于1947年。其时他住在和平门内,我去谒见,是为我编的佛学月刊征稿。林先生不习惯写零零碎碎的应酬文章,但他客气,唯恐拂人之意,于是不久就写了一篇,这就是发表在第四期的《记太虚法师谈唯识》”。

再比如朱自清先生,张中行提到:

1947年,我主编一个佛学月刊名《世间解》,几乎是唱独角戏,集稿很难,不得已,只好用书札向许多饱学的前辈求援,其中之一就是朱先生。久做报刊编辑工作的人都知道,在稿源方面有个大矛盾,不合用的总是不求而得,合用的常是求之不得。想消灭求之不得,像是直到今天还没有好办法,于是只好碰碰试试,用北京的俗语说是“有枣没枣打一竿子”,希望万一会掉下一两个。我也是怀着有枣没枣打一竿子的心情这样做的,万没有想到,朱先生真就写了一篇内容很切实的文章,并很快寄来,这就是刊在第七期的《禅家的语言》(后收入《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册)。当时为了表示感激,我曾在“编辑室杂记”里写:“朱自清教授在百忙中赐予一篇有大重量的文章,我们谨为本刊庆幸。禅是言语道断的事,朱先生却以言语之道道之,所以有意思,也所以更值得重视。”这一期出版在1948年1月,更万没有想到,仅仅九个月之后,朱先生就作古了。

查朱自清的日记,未有张中行来信的记录,但他在1947年12月21日提到“写成书评和《禅家的语言》”。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顾随(羡季)先生,张中行曾提到:

四十年代后期,我主编一种佛学月刊,筹备时期,觉得稿源相当困难,同学李君告诉我,说顾随先生喜欢谈禅,可以找他试试……于是就去谒见……关于写稿的事,他谦虚,却完全照请求的答应下来。这之后连续一年多,他写了十二章,成为谈禅的大著《揣籥录》(已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顾随文集》)。

他对这部专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分量重、反向多”。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张中行的约稿和顾随先生的一再坚持,最后催出了《揣籥录》这样一本专著,如同当年《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的约稿催出了鲁迅的一部名著《阿Q正传》一样成为学界的美谈。

除了上述作者,因张中行之约给《世间解》杂志投稿的还有吴晓玲、师觉月、南星(杜文成)、任继愈、王明等诸多名家。不过,虽然他的名人策略起了作用,但由于大环境所致,这本杂志办了11期之后还是停刊了。

最后还是回到1947年6月12日张中行给胡适写的这封信。笔者当时琢磨,这也许是他的一封佚信呢?

《张中行全集》已于2019年8月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张中行先生的“小友”刘德水先生作为该全集的编者,曾在2019年10月14日《文汇读书周报》刊有《是新书的最大亮点》一文,其中专门提到“当然,最大的遗憾,是缺少‘书信集’——那是一项大工程,需要耗费更多时日和精力。有人说这套《全集》不全,也不是毫无道理。”

既然《张中行全集》都没收任何书信,看来这妥妥是张中行的一封佚信了。

供图/叶新

编辑/韩世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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