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紫

心理咨询师。“林紫心理机构”创始人。全国青少年心理健康家校社联防计划顾问专家，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青春期教育项目专委会委员。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生于新疆。先后就读陕西师大、复旦大学及北京师范大学。1993年本科毕业后曾任中学老师。

26岁为上海东方卫视33频道（青少儿频道）创意、策划心理节目，并任点评嘉宾。

1998年成立“知心姐姐心理工作室”。自此专注心理咨询20余年，成为国内非药物心理咨询领域的先行者。

先后为企业、机关、大学等举办心理讲座与培训1000+场，咨询个案时长超2万小时，培训及督导过1000+咨询师。

组织及带领团队参与汶川地震、雅安地震等的心理援助和灾后心理重建工作，帮助数十万有需要的个人与家庭。

著有《生命教育7堂课》《给孩子一生的安全感》等十余部书籍。

“今天是‘5·25’心理健康日，让我们爱自己在每一天吧。”

手机里有一个叫“反霸凌心理行动”的群，上周六偶然在群里看到上面这句话，提醒我去查了下这个日子的来源——“5·25”前身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日，2004年起，正式成为全国大、中学生（包括中职学生）心理健康日。

4月时加入这个群，是因为看到林紫心理机构的父母心理沙龙招募，那期的主题是“亲爱的小孩，我该如何保护你远离霸凌？”一句话让我这不是父母的人，想起很多往事。

一年未见了，林紫的声音还是那样。

采访林紫，是一年前的4月16日，她的《生命教育7堂课》《给孩子一生的安全感》出版。那次见面，相比室外的春光和林紫的一身紫色衣裙，印象更深是她说话的习惯——声音轻柔，而且轻柔始终，像对孩子的那种说话，一般人断然“坚持”不了两个小时。

关于林紫心理机构的最新消息，是2024年5月她们重启了“学生公益心理沙龙”。

其实孩子有很多心事需要大人去了解

北京青年报记者吴菲（以下简称吴菲）：关注心理是怎样一个契机？您是主要关注孩子吗？

林紫：对心理学最初的印象来自妈妈的书。我妈妈是做儿童教育的，晚上会看书，尤其是教育心理学的书。她的习惯是看到哪里要停下来，就把书打开着倒扣在桌上。她上班去我就去翻，结果那天正好一打开就是心理学的“两可图”——就是从某个角度看，画上是个老太太，换个角度看又是个少女。心理学里有很多这样的图。

那时候我还没上学，6岁的样子，就开始觉得心理学很有趣。接着发现心理学其实可以了解不同的人，每个人是有不同特征的。

后来我也跟我妈一样做了老师。我是不做班主任的，但是因为特别喜欢孩子，而且我那时住学校宿舍，学生们中午吃完饭就会跑到我这里来，所有的心事都会跟我讲。

那个时候就发现，如果孩子不去讲他的心事的话，老师是不能够了解他某些行为背后的原因的。比如他写字总是三个字一涂，那时还不是现在的修正带，是涂改液，一涂就是白白的一块，老师就觉得不干净；还有一个男孩子，他的字就是一直飘，飘到最后，因为写得很轻，老师觉得快要看不清楚了。当时是初一，整个学科其实没有太多难度，老师们就都关注在孩子日常的学习习惯上，就会觉得这是重要的问题，经常会把这样的孩子叫到办公室来。

可能是小时候心理学的种子在，再加上我真的很喜欢孩子们，我就知道这些行为背后应该都有故事。比如三个字一涂那个，其实是跟母亲的状况有关。他是父母离异的单亲家庭的孩子，母亲追求完美，孩子就很紧张，就会出现这种类似强迫的倾向。

而写字一直飘的男孩子，我想不就是写字习惯吗，那就把着手跟他写试试看。结果一握他的手，软的，一点力气都没有。那个男孩个子比我还高了，初一的小男生，长得很白净。被老师批评从来不做任何反驳，总是低着头很尴尬地害羞地笑，脸还会红一下，让人觉得很心疼，想帮他。

一发现这个手是软的，我就知道一定不是简单的孩子习惯问题，也不是孩子故意不写好，而是孩子的身体出状况了。马上让班主任跟他家长联系带他去检查，最后检查下来果然就是脑部的病变，而且已经是晚期，很严重，医生说只能保守治疗。

那个孩子家庭很特殊，爸爸妈妈都非常忙，爸爸经常要出差，妈妈基本上要到夜里十二点才能回家。之前听说他写字的情况，爸爸妈妈会很委屈：“我们这么辛苦都是为了你，就写字这个事你不能改吗？”但是孩子无法表达，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哪里出问题了。

检查出问题后，孩子妈妈也很着急，但是她也很无奈，因为还得工作。她就找到我说：“老师，我知道你特别关心孩子，能不能把孩子就托付给你？”我那时候刚毕业也很年轻，虽然理解她不容易，但知道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就会告诉她说，其实孩子这时候最需要的是爸爸妈妈，任何老师、别人都代替不了，孩子需要陪伴。

吴菲：听了好让人难过，孩子怎么这么可怜。

林紫：所以后来遇到上海东方电视台的编导，他们有个33频道，是青少儿频道，讨论策划一档青少年的节目，我就说：“做心理方面的，其实孩子很多心事需要大人去了解。”

从“麻烦先生”到“知心姐姐”

林紫：那个节目里有个“麻烦先生”，就是我请了一个朋友，是澳大利亚人，他每期都给孩子们去制造一些生活中的难题。报名的小观众就根据自己的日常行为习惯、思维模式来应对。

家长是不做任何参与的。但他们可以看摄像师悄悄跟拍下来的图像，看的过程中很多家长就触动很大，有的说：原来孩子比我想象的更有办法，我以前太限制他了；还有的会发现孩子之所以没办法处理这个问题，其实是因为我们平时做了什么什么；也会有比对：哦，原来同样的问题每个家庭应对办法是不一样的。

节目做完还会有一些点评。之后就不断有家长，先是参与的家庭，后来是节目观众，不断地联系过来说：“老师，能不能够单独找你聊一聊？”

吴菲：您在这个节目中的角色是？

林紫：整个的创意、策划；然后因为澳大利亚的这个朋友，整个现场要跟；接下去就做节目的点评嘉宾。

吴菲：节目做了多久？

林紫：大概有一年的样子，从26岁大概到27岁左右。

后来就发现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孩子想单独聊，我想干脆成立一个工作室吧。1998年，我就从学校办了停薪留职，在华师大旁边，真的办了一个“知心姐姐心理工作室”。工作室在普陀区图书馆的楼上，因为图书馆是安静的地方，氛围不是那么商业，也比较隐蔽。图书馆馆长知道我要做这个事情也特别支持。

这个工作室就是我们现在林紫心理机构的前身。

吴菲：那您很厉害呀，尤其您并没有经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

林紫：那时候太早，专业培训国内都还没有。一直到我从业的时候，中国其实都还没有心理咨询这个行业。

当时不仅学校里研究心理学的师生，包括从海外回来、学过临床心理学的专家们，其实对这事也是捏把汗的，说：“我们都不敢做，你怎么就敢做呢？”

那我觉得，只要孩子们有需要，我又能做，那就做呗。我心很静。

读师范的时候，我们是有教育心理学的。但是它跟临床又完全不一样。之前可能就是因为真的爱，再去综合零零碎碎会有的一些心理学知识，大概能想到从哪些角度去帮助孩子。一边做，一边也开始更多朝这个方向去做准备了。

做起来发现，虽然我们叫“知心姐姐”工作室，但是1998年那时候来找我们的，最小的孩子4岁，最大的是74岁，一个从国外回来的老人家，他来图书馆看到我们那个横幅就上来了。他说他这一辈子都在找“知心姐姐”，因为心里一直有个结。但过去在国内找不到心理医生，到国外之后尝试找过，但发现文化差异太大，就始终觉得对方不能很好地理解自己，所以就来了。

就这样从那个时候起慢慢就发现，其实大家已经有这个需求在了，只是不知道从哪里去找专业的帮助。

1998年，非药物心理咨询机构社会上还不大有

吴菲：那我很好奇对4岁的孩子怎么做心理上的帮助。

林紫：那孩子也是有个离异的妈妈，很追求完美。在当时好像还认为离婚是一个女性的污点，她不能接受，就需要孩子更优秀。她带孩子过来是她觉得孩子智力低下，想来做智力测试。

结果用瑞文心理量表测评下来，其实孩子智商是高于普通人的。我就让孩子绘画，因为对这么小的孩子其实用表达性艺术疗愈是最好的。4岁的孩子画了一棵非常苍劲的大树，而且那个树根扎得很深，你看得到很明显孩子的状态是正常的、稳定的，焦虑的是妈妈。

那么后来助理在外面陪伴孩子的时候，我就跟妈妈开始聊妈妈的担心从哪里来。她其实是希望孩子处处都要表现得比别人更好。而妈妈越焦虑孩子反而发展出越冷静，因为家要平衡嘛。他其实都懂妈妈的需要，但是年龄还小，他不能做别的，他就先把自己的速度要放慢，这样就不会让整个家庭变得很混乱。

但是这样一来，妈妈本来认为这个孩子在幼儿园里应该处处去争先，应该更棒，没有达到，妈妈才怀疑他的智力。当我把这个画拿给妈妈看的时候，她就哭了。我问她孩子是学过绘画吗，她说从来没学过。那我就告诉她说，其实这个担心是跟她自己有关。

吴菲：74岁那个呢？

林紫：他是因为被领养。他大概20多岁的时候知道这件事，当时最大的一个冲突就是跟他的亲生父母家庭，那么多兄弟姐妹，为什么你们就把我送掉了？他就无法和解，一直在心里是个结，一直到74岁。其实就是被遗弃感。

吴菲：您是怎么帮助他呢？

林紫：所以说其实最后回到一个核心，都是回答“我是谁”，然后“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对他来讲要处理的是在关系当中的丧失感，要先去解决他的被遗弃感。他虽然已经74岁了，但其实他内心受伤的那个小孩一直没长大。

我们在咨询里会有很多方法，帮助他回溯到那个当下，一个孩子他知道这个事和还有最早被送出来的那个年龄段去处理他的感受，然后再用他现在已经74岁的智慧和力量去帮助那个幼小的自己。在这当中，并不是理性上要“原谅亲生父母为什么送掉我”，因为没有用，只会更压抑。要做的事情是说我这样一个人是值得爱的，而且我也真实是得到了爱。最后才能够慢慢地从内心与这个命运的安排和解。

吴菲：您就全靠自己学习？

林紫：会看大量国内外的案例，然后会跟华师大有很多互动。

为什么工作室要选择在华师大旁边，就是因为华东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在心理学尤其是儿童发展心理学方面是最强的。所以当时也跟华师大的很多老师有很多交流，也去华师大参与案例讨论和督导，然后请他们的研究生们到这里来工作。

他们就很感慨，在有“知心姐姐”这个工作室之前，基本上学了心理学专业的出来就改行，因为找不着跟心理学对口的工作。但是现在开始，至少他可以用兼职的方式，来尝试把自己真正学到的心理咨询和临床的一些知识和技能，用到对孩子们的心理帮助中。

那时候1998年，这种非药物的心理咨询机构社会上还不大有（当时更多为精神病院或精神科，以药物治疗为主），“知心姐姐工作室”是首批探索者和先行者。

“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

林紫：1998年还做的另外一件跟孩子有关的事情，就是组织了一个学生心理沙龙，那个应该也是中国最早的。

源头就是我想，等到孩子出了问题、家长把他带来，其实已经遗憾很多了，最好是让孩子们能够先了解心理学的知识，那样即便他不能像以前我的学生，能找到一个老师可以交流，他也有一些方法从心理学角度去帮自己。

吴菲：那时候您已经是团队？还是只是您一个人？

林紫：我和助理，然后还有兼职的咨询师。有一两位从华师大这边参与过来的，还有就是也会去邀请一些专家。

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心理咨询这个行业，大家的背景各自不同，比如有的是心理学的教授，研究其中一个学科，不见得是做临床的；那么也有一些从海外回来的，大家可能就会有各自不同的意见。当时就会发现，即使是心理学界，完全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先放下自己对于某个流派的执着，从孩子角度去考虑，其实是有很长的路要走。

然后就意识到中国的心理咨询，必须要从国家的角度把它作为一个行业，它才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当更多人参与、“百花齐放”之后，大家的声音才能从各自坚守自己，回到孩子们身上来。

那个时候就开始做大量公益活动，包括高考前后的心理调试、重阳节对老年人的关爱，还有孩子们的日常考试焦虑等等，到学校、到社区。我们是最早在上海做这些事，慢慢报纸电视越来越关注，也觉得这很重要，就跟着我们一起，变成大家一起来科普心理学的知识，让很多人尤其家长知道，其实很多孩子的所谓问题，背后不是他们故意在作对。

后来《文汇报》就出了1/2版的一篇采访，加了一个标题，大概意思就是“中国亟须重视心理咨询”。最早它用的是“心理咨询市场”，我就说其实心理咨询最好不要作为市场，因为它其实是跟教育相似的，应该叫“行业”。然后记者说：“我们查了职业大典，它都没有被列在职业里面，所以可能现在还不能用这个词。但是我们可以呼吁国家能够把它作为一个行业。”

这个是2000年做的事。然后到2001年，国家就出台了一个试行办法，把心理咨询作为一个行业来推进，放到了职业大典里面去。接下来2002年，就在北京做了整个行业的一个认证试点班。从那个时候起，这个行业就开始慢慢走向尝试去发展的一个阶段了。

吴菲：那您可以说促进了这个行业的产生？

林紫：可以这么说，但绝不是我一个人在促进，是大家共同的努力。

其实我并不执着于我必须要做一个心理咨询师，如果我可以用心理学的各种方法去帮助需要的人，我自己也可以很享受我喜欢的这个专业。

所以我曾经在北京的一次心理学大会上，引用了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取自传统中药店常用的楹联——“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做心理咨询不是为了更多人你赶快来，而是通过这些个案的经验积累，我们想办法去做更多预防，让更多人没有遗憾，或者少一些伤痛。

1998年的时候，大家都担心我能不能做成，因为他们比我年长，又更早在学习心理学，可能之前有人尝试去做，但都觉得没有办法持续。到2002年、2003年，大家又来我这边坐坐聊的时候，就很多朋友说“你们居然还在啊”“那你算得上先驱了”。

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说：我们可以做先驱，但是我们不做先烈。做一件事情我们是先想好了能做，值得做，能不能持续做？如果能持续我们就认真去做。

“见了便做，做了便放下了，了了有何不了”

吴菲：说到“居然还在”，我要分享一下我跟“林紫”这个名字的缘分。

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我是跟“友谊心友”（北京友谊医院柏晓利大夫创立的心理互助机构）的一个心理支持团队，在震后一周去到北川的。所以我比较留心当时在震区的同类组织。发现你们是唯二在几年后还留下来在当地工作的。

林紫：对的。你这句话真的让我特别开心特别感动，类似的话别的朋友也讲过：“做到最后发现一两年后你们还在那里。”

因为别的来来回回有很多，有些是带着横幅去拍了照就走的。

吴菲：甚至还有去发问卷，搜集了数据就走的。

林紫：对的。所以我们当时做事情的方式是，记者一来我们马上把门关起来，把孩子们保护起来，尽量不让孩子要去面对镜头什么的。实在他们要采访的，我们会先确认要采访什么主题，假如有的记者特别想要跟孩子们去谈话，我们先要告诉他你的谈话的方式是什么。

那种拿问卷的机构，也有找到我们的，我们都先建议：“你们要先放下你们想做的事，真真切切看到孩子现在的状态。而且问题的问法也不是这样。我们先要确定，你们调查之后是真的对他们有帮助吗？”然后才带他们去见孩子。而且有言在先：“前面你们不可以开口的，要看我们是怎么工作。”就这样一路下来。

吴菲：那你们是靠什么坚持下来的呢？

林紫：最核心的就是简单、爱和专业。

去年我去北京“日日新”学校，跟校长夫妻有交流。他们也是十几年默默做了很多事。后来大家聊不容易的地方，我就跟他们分享在成都文殊院看到的一个楹联——“见了便做，做了便放下了，了了有何不了”，我和校长夫妇都很喜欢。

其实就是简单去想，我能为孩子们做些什么？我们能不能做，能做多久？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是对方需要的？是，就去做了。因为被需要。被孩子们的需要来驱动，而不是自己的需要驱动的时候，它好像就会自然发生。

我一直说我们就随缘尽力，帮一个是一个，哪怕只能帮一个我们也去做，做完了以后就放下，不用记得“我曾经为别人做了什么”，而是去看积累下来的经验又可以去帮到其他什么人。

供图/林紫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吴菲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