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兆钧（乐评人）

1998年，老头老太太的街头歌舞扭秧歌正发展到一个高潮，确实是“街头舞”而不是后来的“广场舞”。

北京老头老太太业余文化活动兴起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公园唱歌。

那时孩子还小，我们每星期天带她去景山公园玩，发现一个公园里竟然有两三个合唱群体。最高级的居然唱歌带四部和声，一看就是以专业半专业人士为主；差一点的则是大齐唱，还有热心者把时尚歌曲歌谱写成大字报挂起来教唱。最好玩的一组则是天津味的“说唱”：“竹板这么一打呀，听我来说端详。儿女们的事儿啊不要挂心上……”

安静点的山坡上则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男士拉着一架巴扬，三个同样白发苍苍的老女士跟着唱俄罗斯民歌和前苏联歌曲，听得我如醉如痴。

之后一次北京文化局在十渡的会议上遇见瞿希贤老师。她抱怨说自己的歌已经过时，没人听了。我告诉她：您是不是不爱出门？哪天您去景山公园、北海公园或者陶然亭和天坛，可有人唱您的歌呢。《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甚至还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瞿希贤老师还真去了，给我打个电话：“是还有人唱，不过那个《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应该唱，我都不让出版，那是我受极左思想影响的产物，算不上艺术。”

我反对：那是历史，关键是您的作品不管有没有受什么影响，确实有艺术的高度。

瞿希贤又说：还有一次中央电视台改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居然改成三拍子，还唱得软绵绵的，也不经过我同意。

我说：这您也别生气。不重视版权的现象一时半会儿也改不了。重要的是您的作品还在老百姓心里就好。

我还把这个事告诉了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刘露。她还就真的做了个大家唱类的节目。

之后，老人们唱不了的开始跳舞，这就出现了“街头舞”，不管哪里，有个小空场大早上或大晚上就开始，老头们敲锣打鼓，老太太们翩翩起舞，于是造成了严重的扰民问题。

问题是不比1970年代末的北海公园——小青年们在后山上自带刚刚普及的录音机大放流行歌曲，“茬琴”“茬舞”甚至打架闹事，公安部门可以一封了之。这些老头老太太可管不了，主体正是“老三届”。

张和平先生想了一招儿，制作一批舞蹈音乐的盒带，加上录放机作为文化局惠民公益送给他们，意在录放机终究音量和噪音要小得多。没想到最后送不出去。一问为什么？回答是：老太太可以听录音跳舞，老头们干什么去？叫街道干部们还是无可奈何。

我当时就意识到：不是人老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

老人们在怀旧，年轻人也在怀旧。

张杨要干一件大事，但与音乐无关。他打算自己制作话剧《保尔·柯察金》。刁亦男编剧，蔡尚君导演，主角是还名不见经传的胡军和夏力薪，总之基本上都是中戏的年轻人。

我们听了都有点匪夷所思：你怎么想起来玩这个？不可能有市场。

张杨很坚决：对我有意义不就行了？

一开始，有人还打算投资，后来也没参与，听说张杨卖了他妈给他买的一套小二居室。

我只能道义支持，为他们写了一点文字：

烧书的年代我在邻居家借到了一本厚厚的竖排版的书。这书没了封皮，但我看了几页下去，就深深地陷进了对书中那个“野孩子”的命运的牵挂。匆匆看完这本书，保尔·柯察金这个名字在我的心中的地位就超越了此前的卓娅和舒拉，我从此梦想成为保尔式的人物。

不同于我们的前辈和我们的兄长，保尔·柯察金对他们来说似乎就是战友和同志。而当我们为他们而感动、而慷慨激昂的时候，我们虽然确实也在经历着“革命”，这“革命”却被历史证明了是一场灾难。当时的我们不可能先知先觉，但我们却面对着与他类似的人生问答，同样面对着艰苦生活的考验，同样在为到底是选择冬妮娅还是丽达而辗转不眠，同样面临着对自己生命意义和价值的严厉审问，保尔·柯察金那段著名的人生思考是曾经怎样强有力地支撑了处在青春十字街头的我们！

一批年轻的戏剧人经历艰难困苦在北京上演了话剧《保尔·柯察金》，这本身就具有非常强烈的文化意义。

寻找曾经感动了他们父辈的东西！这是一个答案。

因为一直不停地寻找，到了现在发现必须重新评估理想、热情和价值。这也是答案。

但我觉得更隐秘的理由是：他们曾经寻找过，并且以为可以凭借的很多东西没有也无法支撑生命和青春本身。这个话题由他们提起，与他们的父辈或兄长辈忧心忡忡地强调多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后者往往是希图将他们纳入自己的轨道，而漠视了年轻人本人的尊严。他们自己提起这个话题则是他们真正体味人生价值、意义的开始。在当前物质主义空前高涨的空气中，他们的选择具有的意义远远不止于上演一部话剧本身。

看剧的时候，我还对舞美设计击掌叫好。

道具极简单，就是四块板子聚合成的火车车厢，随着剧情变化而开开放放，我感慨：这本书看了不知多少遍了，人家一下子就发现保尔主要的故事都是围绕着火车线展开的。

2024.3.26

摄影/李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