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及周边的山西、陕西，不少农村至今保留着过年耍社火的传统。这项起源于秦汉百戏，在民间广泛流传的集体游艺活动，近几年由于短视频平台的火热，让原本极具地区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互联网传向全国各地网友的手机。

今年2月20日，被称为甘肃榆中最美“妖婆子”的网红“杨老二”在社火表演时被灌白酒，躺在床上休息后再没醒来。哥哥杨海龙今年是第一次被邀请成为其中一员，而像这种临时组队的社火演员，在西北农村并不少见。

这些参加社火表演的村民，有的是家传社火技艺，也有近年临时学习的。他们大多平日里有正式工作，春节回家后自愿参加这项没有收入的节庆表演。而一些老人感叹，愿意学社火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社火表演可以喝酒，但不强迫

杨海龙和弟弟二人早年在北京打工开饭店，后回乡在榆中县兴隆山村附近开了一家农家乐。兴隆山村上一次表演社火大概是23年前，时隔20多年再搞社火，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参加，杨海龙亦如此。

“平时该干嘛干嘛，就过年那几天耍耍社火。”杨海龙说，自己的农家乐就开在村子周边，平日大家都熟，所以就参加了这次活动。

兴隆山村社火队中有舞狮、打鼓、扭秧歌、角色扮演等，兄弟俩被邀请扮演“妖婆子”。“表演没有什么特定的动作和节奏，只要玩出搞笑和幽默就行。”杨海龙说。

兴隆山村社火队没有成套的节目，村民都是自愿参加，没有收入，偶尔邀请方会给村子一点红包。

在杨海龙印象中，父亲参加过社火表演，那时兄弟俩还小，看着大人端着的盘子上放着一个个酒杯，满脸笑意地穿梭在社火队伍中。“辛苦，辛苦，喝两杯吧。”面对这种客套之言，有的队员可能会端起来喝上一杯，不愿意喝也没关系，敬酒的人也不会强迫。

在社火表演中喝酒，并非榆中县独有。今年春节，甘肃永登县牛站村的段国林饰演“醉关公”时，由于形态逼真，威风凛凛，在网络上爆火。

“酒必须要喝，这是高跷队的习俗，但自己一定要控制。”尹国勇和段国林从小玩到大，两家相隔不到50米，他说演醉关公时喝酒是流传下来的习俗。今年2月22日，在秦川镇表演时，尹国勇看着段国林拿着酒瓶仰脖痛饮，喝了不少。

所谓“醉关公”，重点在一个“醉”字上。西北的春节天气寒冷，段国林的演出服略显单薄，一口酒下去能暖身子。喝酒后长哈一口气，手里的长刀来回舞动，刀身上的铁环哐啷啷作响，增添了肃杀的气氛。

尹国勇透露，平时段国林滴酒不沾。

没有酬劳，只是想让孩子露露脸

“安全问题是头等大事，为这个我们前前后后不知道开了多少次会。群众过年要玩好，不能出事。”今年2月24日，甘肃泾川县水泉村“社火表演小演员晕倒昏迷不醒”的视频在网上流传，此次社火组织者李军华（化名）解释说，正式演出时，队伍刚出村没几步，芯子上那个娃娃睡着了，怎么喊都喊不醒。李军华让负责人把娃给放下来，一放下来娃就醒了。李军华颇为无奈地笑道：“就在放下来的时候被游客拍了视频放到网上，说我们小朋友出事了。其实娃好着呢，晚上村里组织节目他还在院子里玩。”

1982年出生的李军华，小时候就一直参加村里办的社火。农历腊月初，村里几位老人找到李军华，询问“今年咱这社火还弄不弄”。李军华告诉老人，只要来的人多，凑得齐队伍，就搞。得到肯定回答后，老人们各自回家，联系熟识的村民，约定正月初五村子广场见。

正月初五，随着锣鼓声在村广场响起，各家的参演人员鱼贯而出。“1600多人的村子，来了300多人。”李军华说，根据以往的经验，当天就分配了舞龙队、狮子队、秧歌队、旱船队、高抬芯子队的负责人，各个表演队根据往年的演出搭配挑选人员。高抬芯子比较特殊，参与的演员得是六七岁的孩子，身高不超过1.1米。

参与高抬芯子的孩子，只在寒假期间配合演出，日常学习不受影响。村里不少人把自家孩子带来，表示“让我娃也站芯子上露露脸”。

有网友质疑“父母为了钱把小孩送上去受冻”。李军华说，这本身就是群众之间的自娱自乐，不存在为了露脸有金钱输送。作为活动发起人，李军华一共筹了8万元，才让社火队的演出资金有了着落。村民也表示，让家里的孩子参与，是因为“不领他来，他就在家里玩，要么看电视，要么玩手机”。

社火表演，是北方很多地方的习俗

水泉村有流传下来的社火习俗，例如踩高跷，是孩子从小要学的。永登县牛站村的高跷和水泉村的一样，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

据牛站村村民讲，从明朝开始村子里就有踩高跷的习俗。“我们家是爷爷传给我爸，我爸再传给我。我最开始学的不是踩高跷，而是舞狮。”尹国勇说，他4岁开始在父亲监督下学习舞狮，稍有松懈父亲的棍子就会打到身上。

学习舞狮之后，尹国勇又被安排学习踩高跷。最开始他只能踩20厘米高的，等到8岁的时候高度变成120厘米，16岁正式加入高跷队就变成如今的220厘米。

尹国勇首次登台演出是8岁那年。“就在我们村的戏台上，台下有上千人。”尹国勇回忆，他当时紧张得哭出了声，一边擦眼泪一边被父亲送上了台。他至今都记得在后台父亲说的话：“去，好好演，你是咱文化传承人，去吧。”8岁的稚嫩少年，就这样站在了舞台中央。随着锣鼓声响起，想着父亲在家教的步伐，按照阴阳八卦图的阵形，尹国勇在舞台上闪转腾挪。当所有动作结束，台下一片叫好和鼓掌，随之而来的是一块红布蒙在了他身上，手里、口袋里被塞满了糖、水果。尹国勇当时觉得特别自豪，从此不再抵触社火表演。

16岁刚过，尹国勇便加入到村子里的高跷队，逐步上妆扮演角色，一些老祖宗留下来的“讲究”也开始深入内心。“就拿降香仪式来说，表演的那些天每天清晨起来一次，上完妆后表演前一次，表演后还有一次。有些地区踩高跷会跳、扭，我们是绝对不可以的，只能按八卦图的阵形往前走，不能让人碰到演出服装和高跷。看到有人在地上磕头，必须要从他身上跨过去。”尹国勇说，这便是“关公袍下过，关关难过关关过”的民俗由来。

未来道路：多一点学习，多一点创新

社火因春节而起，也会因春节结束而息。但表演不仅需要购买服装、制作道具，演员吃饭、车辆运输都需要花钱。尹国勇坦言：“有时候我们还得贷款买设备。今年正月初七到正月十六，村子因演出获得的收入为二三十万。但很多地方没演成，要么去了放的钱很少，也就只是基本维持我们的生活费用。”

如今，参与社火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水泉村一直负责道具制作的石有山（化名）老人感叹：“现在叫个年轻人过来耍社火，人家会问你一天开多少工钱。”“说实话咱也就是爱好这个，谁需要道具我就给谁做。”石有山曾经一次性给戏剧团做过20把关羽使用的“春秋刀”。

西北地区一些民营戏剧团收益少，下乡演出条件差。不少人找石有山做道具，一口一个“爷爷”地叫着，石有山心想“这都是我孙娃娃哟”“现在唱戏的也可怜”，自己60多岁又不图挣多少钱，索性就把道具免费送给他们。

记者接触到的多位社火演员和幕后工作者，都深受资金缺乏的困扰。李军华所在的村子，之所以能坚持耍社火，是因为这是村子里长期流传下来的习俗，家家户户也有传授社火技艺的家风。但社火队一个春节演出下来，往往入不敷出或刚刚保本，条件好点的会有一点收入，也会统一用于公共建设。

一个转机是，近几年在短视频平台助推下，民间艺人再次火了一把。今年春节段国林的表演视频在抖音上迅速走红，段国林和尹国勇上街也开始被人认出来，他们团队的小伙儿被人围观拍照。

春节期间，尹国勇看到南方的游神玩出了“新花样”，有人将音乐和彩灯加在神像之上。他认为短视频时代，社火这种“非遗”能通过新手段让更多人知道，是件好事。未来，传统的东西应该坚守，但也需要多点创新，向别的地方学习，把好的东西引荐过来。

文/罗梦婕 钟梦哲

编辑/倪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