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考古学热了起来。《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等节目以动人的叙述和精美的制作而出圈，三星堆遗址新发现全程直播引发关注，“考古盲盒”等文博周边产品热销，考古题材影视节目更是让大众热情高涨。曾经冷门、小众的考古学充满吸引力与神秘感，与鉴宝、陵墓、机关联结在一起，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考古热”也让不少高校新增考古学专业，学考古不再是“孤独的选择”。
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考古学逐渐走入大众的视野，体现了公众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反映了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考古事业不断发展壮大。近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黄建秋教授的著作《百年中国考古》适时出版，它全面梳理中国考古百年发展轨迹，既有考古学基本知识，又有田野调查发掘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展示隐藏在文物背后的考古人的努力与奋斗，让更多的读者了解“洛阳铲”之外的考古学。
考古学是什么？
说到考古学，很多人把它等同于历史学，其实不然。历史学的研究材料不仅有流传至今的浩如烟海的文献，还有书画等图像资料，以及口碑调查资料。历史研究，只要你沉得下心来钻进故纸堆中，一番苦读思索后必有收获。
而考古学则不同，它的研究材料是埋藏在地下的无字地书。这部书是由遗迹、遗物及其相互关系构成的，除了极少数保存完好的大墓中随葬的金银财宝，绝大部分是陶片、石器、锈迹斑斑的铜钱、肉眼看不见的孢子花粉等，它们虽然没有很高的经济价值，也没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却有深厚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为此，考古人走出大厦，奔向田野，向地下找资料，用傅斯年的话说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于是，考古人开始走进田野考古。
田野考古是从调查勘探开始的。为了发现遗址，考古人常常风餐露宿，头顶烈日“漫步”在田间地头、山头水边，幸运时三两天就能够发现遗址，艰难时徒步十天半月也找不到文献上说的遗址，甚至有的人耗费了一辈子也没有什么发现。找到遗址后就要揭开这部无字地书，这个过程是漫长的，由上至下一层一层向下挖，边挖边仔细地观察记录隐身于遗迹和文化层内的东西。
很多考古人把青春献给了考古工地，在一个工地待几个月算是短的，待三两年是正常的，待一辈子也不罕见。发掘结束了就要把出土实物和现代记录带回去，在室内分类整理这些出土资料。出土资料种类繁多，需要由包括考古学家在内的很多领域的专家各司其职进行研究，通过观察分析、检测、实验，回答出土实物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等问题。
这个过程也很漫长，这个阶段工作完成后，就要撰写研究报告。报告要包括从调查发现到发掘再到资料分析的全过程，以及所取得的成果。撰写研究报告快的要一两年，慢的要四五年才能完成。它是考古人和其他领域专家们的集体智慧结晶，是堪比正史的“地方史”，是可资历史学和其他学科专家们进一步研究历史问题的史料。当然由于考古资料数量庞大而无法一一报道，所以采用分类归纳的方式把大量资料浓缩成一部篇幅不大的报告，报告中有大量专业术语和符号，非专业人士阅读利用就很吃力了。
考古学有什么用？
考古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服务于社会。为打破上帝造人学说，考古学提供了坚不可摧的化石证据；为满足人们希望知道远古祖先的生活和社会面貌的好奇，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物证。考古学对社会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间接的。
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史前时期的记载少之又少，要了解普通人的生活、生产活动、劳动生产技术等，只能依靠考古学资料。考古学在人文科学研究方面不仅补充了历史文献记载的不足，纠正历史文献中的谬误，还为重建史前史提供了资料。
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考古学还为地震研究、现代科技、人地关系研究、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参考。例如，铜镜是我国古代墓葬出土数量比较多的文物，其中有一种表面银白色的铜镜极少生锈，古人称之为“水银沁”。20世纪80年代以后，上海博物馆、复旦大学文博学院和上海材料研究所合作，在对古代文献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发现“磨镜药”具有防腐作用。所谓磨镜药，是古代工匠们发明的主要由锡、水银和明矾等粉末混合的防腐材料。用毡类沾磨镜药在铜镜表面研磨，使铜镜表面变成银白色，清晰地映出人脸。这种铜镜被埋在地下后一直完好地保存到现在。科研人员由此开发了一项可替代传统“磨镜药”表面处理工艺、用于现代金属防腐和装饰的新的表面处理技术。
在社会服务方面，考古学在重大基本建设工程、文物外交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举世瞩目的葛洲坝工程在选址时就得到考古学家的帮助。
葛洲坝候选坝址的中轴线上有葛洲坝和西坝两个小岛。开始有人怀疑这里的江心洲是近百年才冲击形成的，不能作为坝址。但是在江心洲之间的现代河床下5米的卵石层下面发现碳-14测定年代为7185年前的最长达20米的树干堆积，这个堆积之上再没有发现类似的堆积，这表明长江上游在7000年前没有发生过特大洪水。另外，在长江东岸和葛洲坝上发现数十座战国晚期墓和两汉墓葬，说明葛洲坝至少在2000年前就已经形成，而墓葬能够保存下来，说明这里的地层长期稳定性。再加上钻探发现，砂石堆积下面的岩石层比较可靠这个因素，专家们最终确定可以在这里修筑大坝。
此外，中国考古学所取得的突破一方面提升了我国的文化自信，一方面也为世界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走向黄金时代的中国考古学
中国考古学百年发展历程，可说是从无到有，历尽艰辛，不断发展，最终走向辉煌的过程。20世纪初，西方新思想逐步传到中国。章太炎、梁启超均很重视介绍西方考古学研究成果，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介绍了欧洲考古学中盛行的社会发展阶段三期说，并用这个原理比照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考古学肇始于史前考古学，史前考古学的形成便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出现的标志。究竟以哪个史前时代遗址的发掘作为近代考古学诞生的标志，学者们的看法不同。多数学者认为应该以安特生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主持的仰韶遗址发掘作为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的标志。
在中国考古学形成阶段，中外考古学者发掘了仰韶、周口店、龙山镇等遗址，丰硕的发掘资料打破了中国文化西来说，同时也为构筑中国史前文化和历史文化时空框架奠定了基础。日本侵华战争导致刚刚起步的考古活动几乎中断，少数学者坚持在西南和西北地区从事调查和发掘，他们的工作丰富了我国考古文化的内涵，同时为中国考古事业培养了领军人才。
1949年，文化部设立了负责全国文物考古工作的文物局，各省市相继成立了类似文物管理机构。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文物古迹保护法规和方法，为考古研究机构的调查发掘和研究提供了法律保证。在中国考古发展阶段，为配合丹江水库、治理淮河等重点水利工程，以及各地城市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而奋战在抢救性考古工地，高校培养的考古人才和社会培养的速成考古人员投身到考古一线，他们不畏艰难、克服种种困难，取得的考古新发现展示了中华五千年多姿多彩的远古文化和古代文明。
“文革”虽然对文物考古工作造成不少破坏，但出人意料的是，一度陷于困境的中国考古依然浴火重生，配合基本建设中开展的抢救性考古工作不断出现震惊世界的重要发现，考古类型学概念的提出是中国考古学理论建设的突破。在此期间出土的文物在法国、日本等国的展览让外国友人亲眼看到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文物外交为世界认识中国打开了窗口。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借鉴欧美考古新方法和理念促进中国考古发掘和研究水平不断提高。不仅是考古新发现令世人瞩目，稻作农业起源等研究成果也受到国外学术界关注。区系类型学的提出为各地建立古代文化序列提供了理论指导，再次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方法，配合基本建设的抢救性考古被纳入考古研究课题，考古学在重建史前史、推动历史研究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走向黄金时代的中国考古学，每年评选出的十大考古新发现用实物展现出中国辉煌的历史文化内涵，各地基本完成了构筑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工作，各项专题研究成果丰硕，考古学理论研究取得新成果，比如中国文明起源的“古文化—古城—古国”文明起源三历程、“古国—方国—帝国”国家形态发展三部曲、“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北方草原续生型”国家形成三模式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广大考古工作者风餐露宿、青灯黄卷，展现了深厚的爱国情怀、坚定的学术志向、顽强的工作作风”。今天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和考古学科建设，并提出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中国考古工作者将围绕建设中国特色考古学建设和发展加倍努力，奋勇向前。
（以上文字摘编自《百年中国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