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陪伴就医、送取病历、帮人问诊等一系列陪诊服务在各大城市兴起，陪诊师这一新兴职业也应运而生。小到取号、候诊、送病历，大到跨城市问诊等，陪诊师这一角色几乎可以贯穿病人看病的全过程。
2月24日，北京青年报记者连线采访多位陪诊师，其中有人为弥补亲人离世的遗憾加入陪诊师行列，希望患者少走弯路，还有医护工作者离职后在异乡陪诊务工人员，为在外打拼者填补那份孤独。
陪诊员只是陪伴就医和跑腿 新人要做好三个月没客户的准备
从2023年11月开始，在上海工作的白领潘宇晨决定离开原来的电商广告行业，选择重新开始一段人生。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之前的一次就医期间，她发现了医院存在的痛点。去一家医院的皮肤科看病时，潘宇晨发现排队的人很多，而且以中老年人以及外地人居多。医院很大分工很细，各个科室也不在同一个地方，作为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缴费、检查、取药……潘宇晨觉得在就医过程中费了很大一番功夫。
“我就想，要是一个刚来上海的外地人和中老年人，他们能够应对那些机器吗？”潘宇晨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她萌生了帮助患者解决痛点的想法，专门做一些就医的周边服务工作，“我可以帮着问诊疗结果，或者跑跑腿。”
潘宇晨从网络上搜索发现，虽然比较小众，有关部门也没有正式将其作为一个职业进行考证考级或者颁发证书，但早就有了陪诊员这样的工作。就这样，她鼓足勇气，决定尝试一下——专门帮人就医。
2023年11月中旬，潘宇晨通过网络自媒体平台接到了自己的第一单：一个小伙子因为工作繁忙，平时不方便请假，而他的女朋友刚从外地来沪需要就医。
这是潘宇晨的第一单陪诊，她帮着跑前跑后，而且就医完成之后就陪着一起逛街买衣服，全程用了5个小时。她得到了300元的报酬。“这单业务像是跑腿，又像是陪伴，而且没有收费标准，我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收费。”潘宇晨说。
此后，潘宇晨开始学习分诊知识，也就是必须了解各家医院的相关科室、医生，如果有患者咨询，必须张口就来。
“供需两端都有市场，其实我们缺少一个类似于外卖、网约车那样的居中平台，让有需要的患者或者用户随时能够找到接单的人。”潘宇晨说，目前的陪诊员只能通过互联网的自媒体平台获客。
潘宇晨认为，经过几个月的陪诊工作，她发现其实自己的主要客户并非全是老年人，不少白领因为各种原因，在患病时不方便邀请朋友帮忙，也没有家人在身边，就不得不请陪诊员帮忙。
“2023年12月底，一个20多岁的女性白领患上呼吸道疾病，发高烧，到医院后不方便跑来跑去，于是她从网络上联系到了我。”潘宇晨说，她赶到医院的时候，发现这个患者其实在医院已经等待了4个小时，昏昏沉沉的，还需要随时盯着叫号机，身体实在撑不住了，这才想到找陪诊员帮忙。于是，潘宇晨帮忙打水、挂号、取抽血报告，甚至买饭……
潘宇晨从2023年11月至今已经做了3个多月的陪诊工作，刨去春节假期，她接到的客户有限。让她没想到的是，接受媒体采访之后，不少网友对这个行业很是好奇，很多人私信询问如何入行。
“我认为，对于没有经验没有客源的小白来说，这个行业真的没有想象中好做，你要做好三个月基本没有收入的准备。”潘宇晨说，她不建议寻找工作的年轻人盲目进入这一行业。“如果真的有人想做，建议接受一些相关培训，我也想到陪诊培训公司去学习一下。”
潘宇晨做陪诊员的工作被媒体报道后，部分网友认为她是“黄牛”“医托”，对此，她回应称，挂号过程完全由就医者来做，她并不参与，自己所做的只是陪伴就医和跑腿工作，提供服务。陪诊员和“黄牛”“医托”的工作完全不同。
为弥补父亲病逝的遗憾决定从事陪诊行业 希望行业能出台更严格更规范的要求
“我不是“黄牛”！我是陪诊师，凭良心做事的。”张志刚是一名退伍老兵，从事陪诊工作已经2年时间了。目前业务涉及长春、延吉、吉林、北京多地。
“干我们这行，提供的是跑腿服务并适当给出合理化建议，让病人少走弯路，以最实惠、快捷的方式解决问题。”张志刚说，2020年8月6日，他的父亲因为左右脑动脉梗塞住院，翌日因病离世。他因此消沉，其间不断复盘，“手术时我不应该选择通栓的”，“我如果直接去这家医院的这个科室就好了”……张志刚将父亲的离世归咎于自己对就诊流程细节不懂，科室职能分化和优势的模糊认知的原因，不断内耗。
直至他在上海时，第一次接触到了陪诊这个行业。
“如果我父亲病时，身边能有个明白人给个指导，我父亲可能还在。”张志刚说，他把自己想从事陪诊的想法告诉了在医院工作的多个战友。通过学习，了解到长春各个医院的擅长专业，不同科室具备的优势，甚至同一种手术可以通过哪些不同的科室预约之类的细节。
“这样能尽可能地给病人最合理的意见，少走弯路。”他说，但随着接单的病人越来越多，他发现实际情况和自己想象的并不一样。
“大多数来找我们陪诊的，不一定都是孤身一个人或者孤寡老人，更多的是着急看病却不知道流程的，或者找我们帮忙挂号的。”张志刚毫不避讳地说，陪诊的业务很难和“黄牛”行为真正划清界线。“病人难受着，想让我帮忙挂个号，我能不管？不过加号也好，抢号也罢，我绝不向病人加钱，我是凭良心做事的。”
随着接触的客户越来越多，张志刚了解到的范围也越来越广，病人从6岁的女娃到85岁老大爷，病情也是多种多样，普通感冒、发烧、肠胃病、妇科病、痛经、甚至癌症。
张志刚说，在专业的陪诊眼里，客户得了什么病，初步检查应该挂哪个科室、判断结果时哪个科室更准、手术约哪里最快、哪个医院对应哪种病更为专业，都有一套自己的思路。
而他自己的思路——就是给客户省钱。
起初，他陪诊的费用定价为500元一天，主要是给出就诊的合理化意见，帮忙带路去做检查、取化验单、取药……后来逐渐变成了200元一次。
张志刚说，这里的“一次”，指的是从检查、医生给出结论，到住院、进行手术的全流程，有时单子少了，他还会帮忙给正在住院的客户送饭，这200元的服务时长，普遍在2天左右。
“也给病人省省钱嘛，老百姓攒点钱不容易。”张志刚说，许多客户在得知自己患病后，都盲目地挂号，第一次检查就一定要挂专家号，而实际上无论是普通号、专家号、国际号还是特需号，只要在同一家医院的，检查时都是通过同一个科室的检查仪器得出结论的。
“前期挂一个普通号，不用排长队、号源多，能立马做检查，等查出病症再选择对应的专家会诊，省出来那几十块钱买肉吃不香吗？”
张志刚告诉北青报记者，自己敢于如此降价的底气，除了自己有了八九个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起从事陪诊外，也是因为客户互相推荐和病号间口口相传带来的大量客源，最忙碌时一天能有20多单。按他的话来说，就是“患者觉得你靠谱了，找你的活儿，自然也就多了。”
不过随着接单量的增加，客户“不理解”的情况也随之增多。
2月22日，张志刚的一位客户在就医时诊断出了冠状动脉管腔狭窄、闭塞，两个动脉一个被堵了80%，另一个被堵了75%，十分危险。当时他建议客户选择当地三甲医院尽快手术，还主张客户的妻子签字入院，没想到却招来客户父亲的痛骂。
“大致意思就是，他们只做检查，不做手术，要做手术也是等下个月去特定的某家医院做，认为我是着急挣这份钱，催着他们手术，但实际上这个病等不得呀。”张志刚说，在自己陪诊的过程中，遇到类似情况并不少，可到这时作为一个“临时家属”也只能听真正家属的，最后他也并未收取陪诊费。
“我做这一行就是为弥补自己一份遗憾，图个心安和问心无愧。”张志刚说，如今，陪诊师这个行业逐渐火热，他希望提醒想要入行的年轻人，在医院的一切签字内容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另外，行业内鱼龙混杂，有部分陪诊甚至变成了“黄牛”的“附加服务”，希望真心想从事陪诊行业的年轻人们做到遵纪守法。他希望这个行业能够出台更严格、更规范的要求，让陪诊师行业健康发展。
医生离职后在异乡陪诊 想为在外打拼的人填补一份孤独
柴女士今年42岁，在北京从事陪诊师的工作已有半年，“我之前在农村卫生室做医生，后来因为环境调整，自己辞去了工作。”
柴女士离职后从同行口中了解到了陪诊师的这个行业，主要是带领患者看病，取结果以及一些陪护工作，她认为自己原本是医务工作者，对于陪护和流程具有一定优势。但这份工作并没有相应的标准定价，完全依靠陪诊师和客户之间双方商定而来，普遍价格在一单百元左右。
“我正在北京备考职业医师资格证，正巧也在北京学驾照，暂住北京，需要寻找一份兼职承担这段时间的花销。”她说，自己第一次陪诊的客户是朋友介绍的，是一位60多岁需要看眼科的阿姨。
柴女士回忆，因为当时医院患者多，排队时间长，医院检查机器还出问题了，整个就诊时长超过了原计划多半天的时间，过程相当不顺利，老人的眼睛也没能看上。
“虽然老人挺不高兴的，但她并没有因为医院的问题迁怒于我，甚至痛快地结了陪诊费。”柴女士说，让她没想到的是，半年后阿姨的女儿又找到自己，想去医院约个手术。
柴女士告诉北青报记者，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她的原则是不负责挂号，也不推荐医生医院。“我接触到的大部分客户都是异地就医的，要么是老年人，要么是来京工作，亲人、朋友不在身边的年轻人。”她告诉北青报记者，“毕竟一个人在外打拼，都不容易。”
出于对客户的理解，柴女士每次的定价基本维持在几十块钱左右，不会让客户感到压力。而为了这几十元，每次接单后，她都要5点左右起床，乘坐两个小时左右公共交通前往医院。忙的时候，她一天会接五单，平均一个客户要三个小时。而她每次的中饭也只能将就一下，或者吃点零食，将更多时间留给客户。
“现在考试在即，我也开始减少接单了，专心备考。”柴女士认为，陪诊这份工作不单单是跑腿，在一个陌生的城市独自打拼，生病时往往是最无助的时候，这份工作主要能给患者一份陪伴，同时填补那份孤单，让自己感到满足。
实习生 张可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浩雄 董振杰
编辑/王朝
校对/李建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