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一开场，屏幕上就赫然打出了“1993年”的字样。不久前热播的《繁花》里，黄河路上叱诧风云的宝总也活跃在1993年到1994年的岁月里。更有意思的是，预告片里的宋运辉同样走进了宝总和爷叔所在的和平饭店。如果他们在电梯或走廊不期而遇，又会是怎样的情景？这两位时代的弄潮儿，会不会交流一下对改革开放的看法呢？
尽管写实主义的《大江大河》三部曲与浪漫主义的《繁花》在风格上是如此迥异，但两者的“改革叙事”却有内在的一致性——如果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文学以鲜明的理想主义为受众带来了激情与期待，满足了整个社会的精神需要，那么多年之后的《大江大河》《繁花》们则在历史的回望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视野，试图用更加冷静的眼光与更为丰厚的审美意蕴重写“改革叙事”。宋运辉与阿宝，或许从来就是同路人。
个人·社会
改革文学的一大特色就是对个人的尊重，有着人道主义的细微观察。对于个人权利的关怀与书写，在相关作品中逐渐显现，乃至成为一种普遍性。从前被“集体”所压制的个人权利，不管是个人价值的实现还是对自由爱情的向往，都被“改革叙事”放置在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繁花》与《大江大河》都在不知不觉间改变了“改革叙事”的内涵。《繁花》结尾，阿宝决心离开股票交易市场，隐退江湖，让邮票李不禁感叹：“像宝总这么有腔调的人，今后在黄河路上是看不到了。”什么是宝总的“腔调”？不是他的潇洒帅气或生意头脑，而是他的“人情”——宁愿断了自己的后路，也要照顾汪小姐的生意；宁愿在资本市场里折戟，也要给所有相信他的人一个交代。
同样，宋运辉放弃了前往大型化工厂国昊的宝贵机会，毅然决然地选择拯救彭阳厂，也是为了与职工们共进退。雷东宝带领登峰电线厂合并小厂，成立雷霆电缆集群，尽管尝尽人间冷暖，仍然把集体和村民的利益摆在首位。可见，新的“改革叙事”正试图把个人与他者、社会重新紧密地连接起来。
当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里，乔厂长是这么解释他的改革措施的：“工人之间，今后也不能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了，对工厂贡献的大小必然会造成物质待遇上的差别”。强调竞争，就是要用一套“科学管理”的方法打破原有的用工制度和劳资关系，提高“大锅饭”造成的低效率。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效果究竟如何？
不久前热映的《年会不能停！》，年年是劳模的胡建林在一出喜剧和闹剧中给观众带来欢笑，而笑声背后则是一种提醒：片面强调竞争，还不足以改善劳动者的处境。正如电影所叙述的，现代企业体制机制上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都需要改变，才能让更多劳动者团结在一起，并得到施展才华、发挥能力的机会。
因此，“改革叙事”需要的不可能是单枪匹马的个人英雄主义。因此，阿宝也好，宋运辉也罢，他们的人生故事并非属于个人的奋斗史或发家史。正如雷东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的，顺应改革的潮流办企业、办工厂，最终的目的是让“所有人”过上好日子；阿宝也在接受上市公司审核时表示，当务之急是让资本发挥作用，解决好纺织女工的就业问题。新的“改革叙事”试图让个人摆脱现代社会原子化的境地，再次汇聚成一个共同体，从而形成真正的改革力量。
传统·现代
一个贯穿于改革文学的母题，就是设置出一个“传统/现代”的冲突模式。而在这种冲突模式中，真正矛盾的焦点并不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全新生产方式，而是价值观念、伦理体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路遥的《人生》。既有人们渴望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心理动因、传统乡村渴望融入现代城市的心理内容，也有对传统文化的回望与思考。小说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恰恰是“改革叙事”的魅力所在。
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实际上也是一个“现代”不断战胜“传统”的过程。《人生》中的高加林虽然向往城市，但德顺爷代表的传统仍然执拗地劝诫着他，维持着他的精神平衡。而《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已逐渐认同强调交换和竞争的商品关系，开始与宿舍里的其他人进行商品买卖——这也象征着一个以市场规则为主导的现代社会的到来。
于是在《繁花》中，我们见证了“德顺爷”的再次出场——与其说爷叔是阿宝商业上的教父，不如说他是后者真正意义上的人生导师。不管是“纽约的帝国大厦晓得吧？从底下跑到屋顶，要一个钟头；从屋顶跳下来，只要八点八秒，这就是股票”还是“天气不会一直好下去的，人不会一直吃上风的”，都不只是“生意经”，而是传统价值的回归。当然，赚得第一桶金后愿意彻夜守候爷叔的阿宝，本身也是传统价值的传承者。
《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中，经过前两部剧情洗礼的宋运辉也越发成熟，直接充当起了杨巡的引导者。当后者因为私自挪用公款遭遇危机时，宋运辉批评其“丢失了诚恳、热情、守信的品质”，只有在看到他“真诚的态度”后才会为他求情。在彭阳厂的改革中，工人们高度信任宋运辉，也不是因为他的魄力或能力，而是因为他将同事、下属视作家人的真挚情感。
不管是现代化大都市里的《繁花》，还是涉及国企改革的《大江大河》，现代性的话题背后，都透露出来自民间的传统力量，在激情澎湃的“改革叙事”中加入了一股温柔的气质，试图纠正市场化、商业化带来的庸俗化倾向。
现实·理想
如果说当年的改革文学忠实地记录了社会变革的内容，那么今天的《繁花》与《大江大河》对“改革叙事”的重写则源于对历史的回望与反思。但是，新的“改革叙事”同样有陷入改革文学怪圈的危险——表面上看是在反映现实，却把握不到真正的现实问题。
高晓声的短篇小说《陈奂生上城》里的陈奂生因住过五元钱一晚的高级房间、坐过吴县长的车而自豪，说明经济变革在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可能让消费主义的诱惑成为人的另一种精神负担。这就是值得深思的问题——经济发展到底有没有给人的精神面貌和生活品质带来真正的进益？
《繁花》里的传奇故事无疑增强了作品的生命力，却缺少了对改革时期世态人心的描写。在黄河路、进贤路的“爱恨情仇”之外，社会生态的变化给当代上海市民的精神世界带来了哪些摩擦、碰撞？可惜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只能到原作小说中去寻找。
另一方面，《大江大河》则再一次把工人的历史经验排除在“改革叙事”的话语谱系之外。彭阳厂的劳模姚宝林因为年纪渐长不能完成考核，主动向宋运辉提出自愿下岗的申请。宋运辉则承诺若彭阳厂好起来一定把他返聘回厂。这种看似皆大欢喜的理想化处理，却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漫长的季节》中的王响。
无论是个人与社会的融合，还是传统对现代的纠偏，《繁花》与《大江大河》对“改革叙事”的补足与完善，都体现出当代创作者以文化审美制约消费主义、功利主义的努力。但是，与当年的改革文学相比，如今的新“改革叙事”却让改革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
就此而言，阿宝在商战中的华丽转身、潇洒撤退倒像是一个再形象不过的隐喻：一个过于理想化的人物，承载不了“改革叙事”的厚重。本该承担起讲述改革难题、困惑的宋运辉，也因为越来越“完美”而失去了现实的重量。说到底，无论是《繁花》还是《大江大河》，恐怕都还不能恰如其分地解释它们所面对的时代，使艺术世界中的万物如其所示。
编辑 | 陈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