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笼罩了我们。但那不是无月之夜或多云之夜的黑暗，而是仿佛在一个完全封闭的房间里熄灭了灯。我们能听到女人们的尖叫，孩子们的哭声和男人们的喊叫。有些人在呼唤他们的父母、孩子或妻子，并试图通过声音辨认出他们。有些人非常害怕大限将至，他们甚至祈祷死亡。许多人祈求神灵的帮助，但更多的人认为已经没有神灵了，最后一个永恒的夜晚已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小普林尼
公元79年8月24日那个灾难性的盛夏早晨，爆发的维苏威火山将充满活力的罗马庞贝城无情地掩埋在了数以吨计的火山灰和碎片之下。作为这场天灾唯一的“目击证词”，身处庞贝城对岸那不勒斯湾的小普林尼在灾难发生25年后写给历史学家塔西陀的书信中，记述了他当时亲眼目睹的骇人场面。他的叔叔，古罗马博物学家、政治家老普林尼便在此次火山爆发中因窒息去世。
时至今日，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当时的庞贝人经历了什么，但根据自1748年庞贝古城的考古发掘，现代人终于有机会见证曾经盛极一时的庞贝文明究竟给人类留下了哪些宝贵的艺术遗产。恰逢庞贝古城被首次发掘距今275周年，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的“庞贝神话——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藏古希腊古罗马珍品文物展”（以下简称“庞贝神话展”），终于使京城的艺术和考古爱好者们有机会在家门口走近尘封千年的庞贝文明了。
穿越回2000年前的庞贝城
本次展览展出了来自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的127件/套珍贵馆藏文物，包括数件保存完好的青铜及大理石雕塑、多幅庞贝古城建筑内的精美湿壁画，以及陶器、玻璃制品等多种出土自庞贝和赫库兰尼姆古城的历史文物。
细心的观众或许会注意到，近期国内有多个古希腊和古罗马主题展均和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有关。这座由波旁王朝国王、出自意大利名门法尔内塞家族的查理三世所下令兴建的博物馆，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查理三世本人也主导了周边庞贝和赫库兰尼姆两座古城的初始发掘），成为了全球范围内收藏古希腊和古罗马文物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
仅今年，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就有三批不同的珍贵文物在国内巡展。刚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结束不久的“古罗马文明之光——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珍藏展”是上半年从上海浦东美术馆巡展而来，而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的“庞贝神话展”则是由深圳南山博物馆北上来京。还有上月23日刚在苏州吴文化博物馆开幕的“艺术的帝国——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古罗马文物精品展”中的文物同样出自该馆。其馆藏文物之丰富、种类之多元可见一斑。
不过，以“梦回盛世”“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爱情神话”“快意人生：古罗马人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古代艺术中的美的概念”“神话再现”共五个主题划分的“庞贝神话展”，确是上述展览中唯一一个聚焦庞贝出土文物及古城被火山灰掩埋前城市面貌与民众生活的主题展。鉴于火山灰整体覆盖时间长，且出土时间相对较短，大部分文物在清理和修复之后仍散发出昔日的光彩，带着一种被时光凝固的典雅古朴之美。直面这些青铜和大理石雕塑，以及展柜中五花八门的日常用品，仿佛打开了哆啦A梦的任意门，穿越到了公元一世纪那充满烟火气的庞贝城。
颠覆艺术史的静物与风景
印象派巨匠雷诺阿曾说：“总体来说，现代的调色板与庞贝艺术家们使用的调色盘是一样的……我的意思是它没有变得丰富。古人使用土、赭石和象牙黑色——你可以用这些调色板做任何事情。”直面展览中出自庞贝古城室内建筑墙上保存完好的彩色湿壁画，便能切身体会到雷诺阿于1881年为了深度学习“古代画家的宏伟和朴素”而前往意大利，在游历庞贝古城后留下的感慨。而在本次“庞贝神话”展中，多幅参展的湿壁画能够让观者直观地体验雷诺阿的视角。
抛开呈现希腊神话题材的几幅作品，其余展出的静物、风景和风俗画主题对于西方美术史而言均是颠覆性的发现。首先，展览中收录了几幅包含鱼类贝类、花鸟、蔬果等典型静物画，色彩浓郁、笔法清晰且形神兼具。无独有偶，今年夏天6月在庞贝古城遗址的考古现场又有了全新的发现，在一面残破的墙上找到了一幅保存相对完整的静物湿壁画，画中的饼状食物甚至和今天风靡全球的意大利饮食文化遗产——披萨饼高度相似。
由于那不勒斯城本就以披萨饼发源地而闻名，这一考古发现令意大利民众兴奋不已。尽管专家考证后认为因饼上缺少番茄和马苏里拉奶酪这两样披萨饼上最具标志性的食材而将其否定，但画中的饼、蔬果和盛满红酒的酒杯无疑是庞贝人当时一顿丰盛的饭菜。这些两千年前绘于墙上充满着“烟火气”的装饰静物壁画，不仅成了记录庞贝人日常生活饮食习惯的重要图像史料，还推翻了西方美术史中有关静物画的起源说。
要知道，尽管在公元前1500年的古埃及壁画上便有静物出现，但显然文艺复兴及巴洛克时期的欧洲人对此一无所知。在西方学院派创作题材中排末位的静物画，是直至十六世纪初才在美术史中独立出现的画种。意大利画家雅各布·巴贝利尼于1504年所绘制的《死去的鸟》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首幅静物画。但“庞贝神话展”中绘有鸟类的两幅《花园装饰画》却完成于公元一世纪。
最值得一提的当属一幅细长的残破湿壁画，在开花的枝干上分别站着两只鸟、一只蚂蚱和一只蜗牛。流畅的枝叶线条、写实的鸟类羽毛，庞贝工匠传神精到的画技不由得令人拍案叫绝。那只似乎即将展翅起飞的蚂蚱让笔者直接想到了齐白石工虫花卉中的同款，但画中的昆虫要比白石老人早1700余年。在如此巨大的时间跨度中具有绘画语言的高度相似性，人类绘画艺术对于精确描摹自然的共性显然是跨越时代、种族和文明界限的。
同样被颠覆的还有风景画史。在今年引爆上海博物馆《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中，收录了一幅北方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画家阿尔布雷希特·阿尔特多夫尔的《人行桥风景》。这幅完成于1518至1520年、在展出的一众名作中看似默默无闻的风景画，因画中未出现任何人物而被学术界普遍视为西方美术史上的首幅纯风景画作之一。当时仍属文艺复兴盛期，风景仅作为神话宗教题材的背景之用，充其量是个陪衬，直至一个世纪后的巴洛克时期才“另立门户”成为独立的画种。
而在“庞贝神话展”中展出了好几幅风景湿壁画。画中除了绘有山峦树木，还有残破大理石柱和雕像。虽是两千年前的装饰画，其艺术性与现代感却完全不输今人。考虑到庞贝古城于1748年被发掘时洛可可时期已经过半，而城内建筑遗迹上那些重见天日的残存静物与风景湿壁画要比巴贝利尼和阿尔特多夫尔的画作早1400余年。西方美术史自文艺复兴大师们所开始“撰写”的发展轨迹被庞贝古城“涅槃重生”的遗迹彻底颠覆了。
“起舞弄清影”的酒神女信徒
论及在“庞贝神话展”中最吸睛的展品，无疑是那些散落分布于每个展区的洁白无瑕的大理石雕塑。但最令我感动的展品，非湿壁画《起舞的酒神女信徒》莫属。
犹记得2018年，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同样出自庞贝古城的湿壁画《花神芙罗拉》曾远渡重洋，参展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画中仪态优雅、侧身回眸的芙罗拉不由得令人浮想联翩。而本次国家典籍博物馆所展出的《起舞的酒神女信徒》再次给予我巨大的触动。在目睹此作的那个瞬间，直接让我想到波提切利的旷世名作《维纳斯的诞生》画中右侧赶来为维纳斯披上粉色花卉斗篷的春之女神的形象。
曼妙的身姿，轻盈的体态、飘逸的裙摆、薄透的披风在风中摇曳着，两千年前的庞贝人将酒神女信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的婀娜形象绘于墙上。精准的人物结构，流畅且现代的线条，在她的肩颈和长裙褶皱局部我们甚至能看到庞贝画匠使用了明暗对照画法。而这种画法是直至巴洛克时期才因卡拉瓦乔的戏剧化立体光影而风靡欧洲的。
站在此画前，古罗马绘画艺术所达到的璀璨高度再也不必赘述；所需的，仅是观者静静地去体悟两千年前的画匠在没有任何学院、文凭、现代画具和画材的基础上手绘的人类文明。
“我在那不勒斯的博物馆里发现了柯罗本人——在庞贝和古埃及人简洁的作品中。这些穿着银灰色外衣的女祭司就像柯罗笔下的仙女。”虽然曾在那不勒斯城游历博物馆的雷诺阿并未记录下这幅《起舞的酒神女信徒》，但他显然在馆藏的湿壁画中找到了与巴比松画派巨匠、被大家爱称为“爸爸柯罗”的前辈笔下不谋而合的人物造型。事实上，自庞贝古城湿壁画和雕塑于1748年发掘之日起，西方文明自“文艺复兴”之后的新一轮溯古浪潮已蠢蠢欲动。
西方美术史自庞贝而改写
1670年，英国旅行作家、天主教牧师理查德·拉塞尔在其著作《意大利之旅》中写道：“只有曾到过法国和意大利壮游的人才能够理解凯撒和李维。”
作为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欧洲最重要的社会和文化现象之一，“壮游”（“Grand Tour”）的大旅行概念泛指让欧洲的年轻贵族为充实教育、培养高尚的审美品味、获得实用的生存技能、拓宽外语知识和获得艺术修养而进行的旅行。随着赫库兰尼姆和庞贝古城在十年间被先后发掘，“壮游”的范围也从传统的法国和意大利北部名城拓展到了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越来越多的年轻贵族和知识分子也顺应这一浪潮踏足这两座尘封千年的古城。
被誉为“美术史之父”的德国艺术史学家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于1755年首次来到那不勒斯，亲眼目睹庞贝遗迹的震撼让这位自幼便对历史遗迹尤为偏爱的学者随后撰写了美术史巨著《古代艺术史》。三十年后，他的德国同乡、大文豪歌德于1787年步其后尘到访庞贝，在游历千年遗迹后留下感慨：“世界上发生过许多灾难，但很少有灾难给后代带来如此多的喜悦。”
上述对艺术史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在身临其境后撰写的游记或史料，不仅让本已席卷欧洲的“庞贝热”持续升温，更让画家们争先恐后地以庞贝为创作题材，进而衍生出独特的“废墟画”。从留下超过两千件蚀刻铜版、专注于描绘古罗马和巴洛克遗迹并于1761年撰写《罗马人的建筑奇迹》的乔瓦尼·皮拉内西；到主责将卢浮宫改建成博物馆的策展人，因擅画“废墟题材”而被启蒙思想家狄德罗誉为“废墟罗贝尔”的法国画家于贝尔·罗贝尔——他们的艺术创作均离不开庞贝和赫库兰尼姆两座古城遗迹所获得的灵感。不仅如此，因考古发现而兴起的新一轮溯古浪潮——新古典主义也在此时悄然崛起。
新古典主义浪潮源于重燃对古希腊和古罗马艺术、建筑的兴趣。这种迷恋是由赫库兰尼姆和庞贝古城的先后发掘引发的。平心而论，无论是屹立在“庞贝神话”第一展区正中央的大理石雕塑《海中的阿佛洛狄忒》，还是展览结束前展柜中精美的《维塔斯贞女像》都让我有种新古典主义雕塑的错觉。这不仅源于展出的雕塑深埋在火山灰下保存状态极其良好，洁白无瑕的光泽和通透的大理石质感令人很难相信他们已存在了2000年，更凸显出新古典主义雕塑家们致力于“溯古”的核心理念。
在十八世纪后半叶的英法两地，这一推翻洛可可的艺术风格（新古典主义）因两座古城的重见天日而占据主导地位。两座古城被埋没的维苏威火山爆发事件更成为艺术家们根据主观想象而反复表现的崭新主题。曾于1773-1775年间游历意大利的英国画家约瑟夫·怀特和法国画家皮埃尔·雅克·沃莱尔便因留下了多幅两座古城的作品而画史留名。时隔1700年后画家们通过想象对古典世界的艺术重现，让庞贝和赫库兰尼姆两座普通的罗马古镇变得鲜活起来。与火山变幻莫测的巨大力量相比，人类在壮丽大自然面前的渺小也衍生出这一时期的“崇高”（The Sublime）美学体验。呈现大自然最令人惊惧的野性是“崇高”美学的核心。画家们通过对维苏威火山爆发掩埋庞贝城的想象来映射人类的微不足道，并满怀崇敬地将自己臣服于恢弘壮丽的大自然。
待新古典主义风格日渐式微，席卷欧洲的浪漫主义风潮则通过结合现实与想象的绘画语言，进一步将庞贝和赫库兰尼姆双城毁灭的创作主题加以延续。英国画家约翰·马丁所绘《庞贝与赫库兰尼姆的毁灭》、俄国画家卡尔·布留洛夫的《庞贝的最后一日》均是表现这一题材的代表作。这种对滔天浩劫的痴迷在十九世纪中期被以法国学院派巨匠让-莱昂·热罗姆所引领的一群巴黎年轻画家所取代——他们因致力于描绘古罗马的世俗生活而自称为“庞贝画家”，热罗姆更是以在画中参考和借鉴考古及历史遗迹而闻名。
综上所述，自庞贝古城发掘以来，西方美术史便在这一重大考古发现的大背景下不断颠覆与改写。“庞贝神话展”中的区区百余件文物显然无法完整重现这座千年古城的风采。但与这些“失落”1700年的异国文物身处咫尺之距，除了感叹先人的妙笔生辉与鬼斧神工，更应为自己身处人类历史文明的一部分而倍感荣耀。
文并摄影/王加
编辑/史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