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1月19日，82岁的李德伦不顾重病在身，与79岁的世界级小提琴大师艾萨克·斯特恩合作演出，被人们共誉为“世纪绝响”，也是李德伦告别舞台的最后演出。

◎金兆钧（乐评人）

1995年3月，黑子找我们，说他的发小李南提议组织一场全世界优秀华人乐手临时组团的交响音乐会。

李南是老音乐家、原北京市音协副主席李湘林先生的公子，原是小提琴出身，当时是新创刊的《爱乐》杂志主编，精明强干，也年轻气盛：我们这些乐团这些年来演奏水平实在太差劲了，我就憋口气，来场像样的音乐会刺激刺激！

我们当然认同，愿意参与，当然是在摇旗呐喊的领域。

我的观点很极端：就得反一下李德伦大爷和郑小瑛老师要把交响乐普及到千家万户的观念。这交响乐就不该像流行音乐那么普及，它就是阳春白雪。不往交响乐上扔钱就是傻！就要重塑贵族文化。

大家都觉得我有点过分，秦杰讲话：现在的领导挺支持高雅艺术了，咱们说话别太过。

我写了一篇小文《中国交响乐命运的探索》，大概意思是说：

我很多年不大听国内的严肃音乐会了。并不是不想听，而是觉得很少有可听的音乐会。这样说话似乎是狂妄，但我想与我有相同想法的绝对不乏其人。

名家版本的古典音乐CD早已不难听到，高档音响设备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普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要去听现场，一定是寻求唱片中无法领略的现场感。如果找不到，甚至连基本的感觉都没有，我不如在家里听唱片。

多少年来的说法，似乎严肃音乐的困境一是让流行音乐挤兑的，二是没钱造成的。我承认严肃音乐必须有国家与社会的经济援助，但我一向不认为严肃音乐有了钱就一定会欣欣向荣。理由很简单：严肃音乐的困境除了钱以外，并不是流行音乐怎么挤兑了它，而是它本身原来那种完全计划经济下的运行体制，根本就适应不了现实的需要。

所以，我总是说：中国的交响乐需要的是一个贾季列夫——那个本世纪初鼎鼎大名的俄罗斯艺术活动家和经理人。

果然，头年有了钱以后的严肃音乐曾经有非常让人伤心的表现，而经过钱程承包之后的北京音乐厅却连续创下很好的上座率。两方面的例子足以令人深思。

当然，严肃音乐可能采取的适应现实需要的体制，从大体上说大家也都清楚，问题只在于何时动手、如何动手而已。而在问题解决之前，需要有人做各方面的试验和探索，这确实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毕竟这牵扯着成千上万严肃音乐家们的切身利益。因此，《爱乐》丛刊和赛特文化发展公司、北京音乐台这次爱乐音乐会的举办就有了特殊意义。

有人说中国交响乐事业发展很困难，我认为主要难在两个方面：一是观念上，一些人太习惯于以“过去的好时光”为标准，殊不知早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二是一些人只习惯于空洞的理论辩证，根本不去认真研究变化了的实际。两者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就是骨子里保护的实际并不是严肃音乐的命运，而是自己的既得利益。两者又只能导致一个结果，叫做“滥竽充数”。

中国严肃音乐有没有跻身国际水准的实力？在中国，严肃音乐有没有市场？我认为都是不消讨论的问题，问题只在于我们以什么方式、拿什么质量的严肃音乐进入市场。如果我们不创造优秀人才在国内的发展和表现的环境，而又抱怨人才的外流，这才是真正的可悲。

希望这场音乐会能够达到它预期的目的，当然更希望以后的音乐会不必再承担音乐以外的意义，而就是纯粹的、高水平的音乐会而已。

事情一上新闻，果然很热火。但有些乐团领导认为这是拆台，不准本团乐手参加这场音乐会，闹得满城风雨。

但李德伦大爷和吴祖强先生还是支持的，操办者们也挺能办事，虽然部分乐团的首席们没能来，音乐会还是在3月9日举行了。当时在新加坡的水蓝担任指挥，陈允担任首席，李心草做排练指挥。

这场音乐会引发的争议固然不少，但也就此拉开了中央级文艺团体再次改革的序幕。

2023.10.28

供图/金兆钧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