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专家，中国史学会原会长

中华读书报：能否谈谈您早期的阅读情况？对您影响大的书有哪些？

金冲及：我高中时期，也就是抗战胜利前夕，开始自己逛书店。记得在旧书店买过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还买过著名记者陶菊隐的《菊隐丛谈》（包括《六君子传》《督军团传》《吴佩孚将军传》），抗战胜利后还买过《天亮前后》。这几本书我都看过多遍。

抗战胜利后，随着时局的变化，加上自己从少年步入青年，关心的重点转到社会和政治方面，读书的方向也发生变化，最常去生活书店和新知书店，买来读的有生活书店的“青年自学丛书”（如胡绳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等），新知书店的“新知丛书”（如薛暮桥的《经济学》、许涤新的《中国现代经济教程》、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等）。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邹韬奋的《经历》《患难余生记》《抗战以来》《与反民主的抗争》那几本书。记得第一本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他以生动明白的笔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因为我是在十五六岁时认真读了几遍，头脑里种下种子，对一生都有影响。

中华读书报：您考大学时就选的历史系吗？大学后的阅读呢？

金冲及：我从复旦中学毕业，开始报考大学。那时大学招生是各自出题考试、各自录取的。我考了三所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金陵大学）的历史系和东吴大学的化工系。其中，北大没有录取，其他三个录取了。报历史系，因为我从小就爱好读历史，报化工系，则是考虑到就业的问题。在大学，因为我是学历史的，读了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读了感到耳目一新。后一种书出得晚些，书上作者署名是“武波”，当时不知道他是谁，觉得很陌生。新中国成立后才清楚：“武”是文武的“武”，“波”是波澜的“波”，武波就是文澜。

对我思想影响更大的是读了华岗所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实际上就是近代中国革命史。这是以前出版、别的同学借给我看的，使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历史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

除自己看书外，我还和贴邻宿舍的同学李正开等人组织读书会，读苏联学者罗森塔尔著、李正文译的《唯物辩证法的范畴》，每读完一章就由各人讲读书心得并集体讨论，还要将各人的读书笔记交换着看，最后总是由李正开作总结。这比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自然加深了一步。读书会这种方式，当时很普遍，是地下党教育进步群众常用的活动方式。它不仅是一起读书，也常一起谈论时局。我们这个读书会的成员，后来都入党了。

中华读书报：当时读到的毛泽东著作，印象最深的有哪些？

金冲及：当时读到的毛泽东著作，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篇：

一篇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文章，在今天有的人看来，似乎已是“老生常谈”。但当时给我的感觉却是极大的震动：对中国的社会、各种社会力量、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等等，一切说得井井有条，一目了然，并且说到了根本。这种触电似的感觉，也许是今天一切都已了然的人不易想象和体会得到的。

另一篇是毛泽东在1947年12月所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篇报告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政治纲领、军事原则等都作了系统而明确的阐述。这些都极重要。而给我印象最强烈的是对形势的分析。尽管我们对局势发展的具体情况了解还不多，但报告最后的“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这12个字给了我极大的鼓舞。记得当时我常用这12字勉励周围可信任的同学，直到今天这12个字在我头脑里仍留下无法忘却的记忆。

中华读书报：复旦大学就读时哪些老师对您影响比较大，能谈谈吗？

金冲及：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师阵营很强，一级教授有周谷城，二级教授有周予同、谭其骧、胡厚宣、陈守实、蔡尚思、王造时六位，还有耿淡如、马长寿、陈仁炳、田汝康等教授，真是人才济济。这些老先生们都给了我很多的教益。

比如谭其骧老师。我在1950年听谭先生讲过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那时学校里规定要写学年论文，我还只有19岁，以前不曾写过学术性的论文，也不知道该怎么写。谭先生出了一个题目，指定读《通鉴纪事本末》中有关李密、窦建德、王世充那三篇，要求把它们综合起来，加以分析，不需要再找其他很多材料，写成一篇夹叙夹议的文章。这实在是个好办法：既要求学生认真阅读古籍，又锻炼了学生分析议论的能力；既是能力所及、易于着手的，又能得到学术研究基本方法的初步训练。可见先生在引导还很幼稚的学生对学术研究如何入门上很用了一番心。这件事已过去六十多年，但我依然记得很清晰，说明它在我成长起步时留下了很深的印记。

中华读书报：能先谈谈您最初的史学论文的写作契机吗？

金冲及：1952年院系调整，教育部规定综合性大学的历史系都要开设中国近代史的课程。但那时教授专治中国近代史的人十分少，复旦大学历史系又没有这方面的副教授和讲师，所以这门课第一年由陈守实教授开设。陈守实教授是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的，他的专长是明清史和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史，不能长期要他再担任这门课的讲授。那时，中国近代史这门课不但没有教材，连教学大纲也没有。就由胡绳武同志（他和我是同学，比我高三个年级，1948年毕业后留校当助教，素来熟悉）同我两人边学习，边编写教学大纲。1953年，由我们两人分别担任历史系和新闻系这门课程的讲授，内容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的历史。从此，我先后在历史系、新闻系、中文系讲这门课（从1953年到1964年），职称在1955年定为讲师。说实话，对付讲这门新课已很费力，顾不上再去做什么专题研究工作。

讲课使自己受益极大。我讲了12年课，尽管一直是教学工作和行政工作“双肩挑”。但深深感到有这样多年的教学经验和没有这种经验大不相同。讲课的头两年多，我几乎全力以赴用于备课，一篇史学论文也没有写过。我写的第一篇史学方面的文章，是发表在《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的《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1955年春节时我在办公室值班，用一天时间就完成了。当时年轻，刚满24岁，还有一股“初生之犊”的劲头，有什么不同想法就想说。写得还很长，寄出了就了事，本来是作为一篇比较长的读者来信，没有想是不是会被发表。其实，文章中有不少幼稚的地方，而《历史研究》编辑部却很快就把它发表了。发表后，反应还不小。我同史学界不少朋友的“文字之交”就是从此开始的。

中华读书报：您在著作中曾提到胡绳同志帮您改文章？

金冲及：胡绳同志是我极为尊敬的前辈学者，我曾多次在他领导下工作。这里只举一件事来讲：

1991年，我随他去玉泉山修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我原来自以为还比较注意“咬文嚼字”，但在书稿的头两页上，他就提出很多意见，都是文字性的，也就是我文字不通的地方。第一页上，我原来写着：“七十年来，为着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时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胡绳除了将“为着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改为“为着民族解放、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把“领导”改为“团结广大的”以外，在稿旁批道：“七十年来，长时期的，重复”，再把“进行了长时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改为“持续不断地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

我真从内心佩服他看得细、改得好。而经他改过的文字，如果我们觉得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也可以提出来请他再做修改。只要你说得有道理，他总是能接受。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在修改文稿时只注意文字问题，他的主要用力所在，始终在全书的指导思想、基本思路和框架以及一些重要问题的论述上。这里把他所做的这些细小的修改写出来，主要是想说明像他这样的大师在审改稿件时对一些文字细节也绝不轻易放过。这种对工作一丝不苟、极端认真负责的态度，实在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

中华读书报：大型历史文献丛书《复兴文库》第一至三编已正式出版。《复兴文库》的编纂本着怎样的原则来进行选编，作为总主编，您愿意谈谈吗？

金冲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复兴文库》的编纂和出版工作，并为丛书撰写序言。《复兴文库》本着怎样的原则来进行选编？扼要地说是两句话：“以民族复兴为总主题，以思想史为基本线和编选逻辑。”

人们的行动从来是由思想指导的。有怎样的思想，就有怎样的行动。《复兴文库》精选鸦片战争以来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关的重要文献，全景式展现中华优秀儿女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不懈探索、百折不挠的历史足迹，集中展现影响中国发展进程、推动民族复兴的思想成果，深刻揭示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逻辑、思想源流和脉络。不了解这一点，就很难理解人们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行动。

为什么一百多年前已经濒临衰亡的国家，在不长时间内能够发生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中国人民，也是全世界十分关注的问题。《复兴文库》必须紧紧扣住这个主题，而不是一般的中国近现代史资料汇编。这是做好编选工作的前提，否则就会“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在《复兴文库》收录、编选的历史文献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文件、中国共产党人的文稿占主要地位是很自然的。同时，民族复兴是亿万中国人共同奋斗的事业，因此选编《复兴文库》应该十分重视选入各民主党派、各族人民、爱国民主人士、华侨华人、宗教界人士和国民党爱国将领等的文稿，这样才能反映出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为民族复兴奋斗的全貌。需要说明的是，在编选历史文献过程中，即便当时认为正确的文献中也难免有今天看来未必正确的内容，那是历史的真实情况，不能随意改动。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