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时代的脉搏，感觉敏锐而细腻；文学也是时代的记录，画面生动而真切。《诗经》《史记》《三国》《水浒》莫不如此。杜甫诗号称“诗史”，其《兵车行》写安史之乱，“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情形的真切堪比电影镜头。
新北京作家群的实践与实验
文学怎样书写新时代的新北京、新经验？2023年开年第一期的《北京文学》，发表了北京作协主席刘恒先生的《缓慢而必要的进步》，向中国小说界的各路勇士们发出了邀请，邀请他们参加“新北京作家群”的写作。
“新北京作家群”本着开放包容的编辑思路，对近年来活跃在北京的一批作家的创作进行及时跟踪和系统梳理，观察他们的所思所想和文学叙述。这些作家或写北京，或有新京味，或以北京为精神背景，来路不同，风格多样，但大都致力于北京经验、北京故事的讲述，正在为北京的文学注入新生机，在原来的北京文学园地之外开拓了新版图。
新北京作家群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小在北京长大的作家，比如石一枫、孙睿、杜梨、古宇、常小琥、李唐等；第二类是来到北京求学并留在了北京的作家，比如张天翼、刘汀、西元、马小淘、文珍等。他们的写作以北京作为精神背景，能够融汇多种文学经验，是新北京的重要书写者；第三类是已在北京生活多年，写作生涯从北京开始和发展起来的，但作品不是在描写北京，而是用新的视角回望和书写故乡，比如阿乙、郑在欢等。
《北京文学》“新北京作家群”栏目迄今推出了8期共9位年轻作家的小说和散文佳作：孙睿《发明家》、古宇《人间世》、杜梨《香看两不厌》、张天翼《雕像》、李唐《矮门》、郑在欢《忍住III》、刘汀《野火烧不尽》、陈小手《帘后》、马亿《莫兰迪展》。
这些作品观察视角多样，题材各不相同，写作风格迥异，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或揭秘影视圈生活样貌，或讲述北漂者的生存打拼，或再现老北京的新历史境遇，或勾勒小人物在大时代中的轨迹，都折射北京的社会变迁，展现时代的新角度、新风尚、新气质，展示了北京作家群体活跃的创作力、丰富的想象力和文化的多元性。
京派与京味：百年北京文学的流脉
上溯百年北京文学有影响的作家群体，最早是京派。按照严家炎先生的研究，散文方面是周作人、俞平伯、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小说方面是废名、沈从文、凌叔华、林徽因、萧乾、汪曾祺。而以沈从文成就最高。上世纪40年代出现的汪曾祺，是京派的文学传人。沈从文曾在《谈朗诵诗（一点历史的回溯）》一文中谈到朱光潜家里定期的读诗会，“这个集会在北平后门慈慧殿三号朱光潜先生家中按时举行”，参加的人，“北大有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诸先生，清华有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华诸先生，此外尚有林徽音女士，周煦良先生等等”。
在《关于北京文学70年的对谈》一文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张莉认为，北京文学传统有两个审美面向：一个是儒雅的京派传统，知识分子气质比较明显；一个是京味文学传统，有浓郁的在地感……京味作家的代际，老舍是第一代作家，第二代作家包括邓友梅、刘心武、陈建功、赵大年等，这些作家的共同特点在于，使用北京话，写北京人、北京事。
而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孙郁发现北京作家的不同来路和特色，认为老舍的创作“把民俗的美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有了不少的杰作”，认为新时期邓友梅、刘心武、陈建功，叶广芩等都写出了北京文化的底色。
此外，更多的作家不能被流派化，像王小波、史铁生、刘恒。而近三十年来，莫言、梁晓声、刘震云、刘庆邦、李洱、邱华栋、荆永鸣、范雨素等大批外来者已经融进这个大的都会，他们描写京城的片段，都丰富了北京文学。
现实主义：新北京作家群的底色
新北京作家群对新人群、新现象、新经验、新生活潮流、新文化心理的捕捉，呈现了新一代的社会体验，对自我、北京、世界有了新的认知，特别是创作上的现实主义、文化上的自信和全球化视野，格外引人瞩目。皇城根儿老北京生活已成往事，胡同记忆和大院情结让位于房奴焦虑和市场化生存法则。古城老市民的优越感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普通人的定位。漂泊者的自我认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连那些立足多年已有北京户口身份的人物也是如此。
与时代同频共振的现实主义底色，是新北京作家群的重要特点。孙睿《发明家》涉足人们早有耳闻却又不明就里的影视圈生活，于揭秘阴暗中发现明亮的底色。古宇《人间世》瞄准就业市场颇为风行的“断子绝孙”式招聘计划，深度关怀高校毕业生面临的巨大就业压力。杜梨《香看两不厌》以园林工作人员而非游客的视角，从内向外展现不一样的颐和园。李唐《矮门》呈现了国贸地区高楼大厦包围中的红砖楼里的老北京生活。几部作品或敦厚，或锐利，或机智，或细腻，扎实感人，都不同程度地显示了文学现实主义的生命力，张颐雯称之为“北京的巴尔扎克们”，是很恰切的概括。这些创作表明，现实主义方法在经历了现代主义等多种思潮的洗礼之后更加丰富，对本土经验有了更多样的表述能力，有质感、接地气。文学要有能力介入活生生的现实而非向壁虚构的、格式化的现实，可能是一个方向性问题。
文化自信是新北京作家群的明显气质。自信而浪漫的文化想象充斥着年轻作家的写作。百年文学的悲凉沉痛消失了。尽管有隐忍、痛苦、怀疑、挣扎，但难掩一种骨子里的文化自信。张天翼有着良好的艺术感悟力和惊人的语言才华，读她的文字，会感受到一个时尚的新青年主体形象，放眼世界，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汇处舞蹈徜徉，自由任性，毫无拘束。海派文化的某种因素似乎融合其中，在新的文化潮流中得以改造、混流、旋转、游弋。在遭遇西方文化之时，已经完全没有一百年前鲁迅等现代作家的那种悲凉沉痛。这种文化自信也同样流露在陈小手、马亿等人的叙事中。他们都有着极好的天赋、敏锐的感受力，他们诗性的叙述中包含着年轻人特有的开放、自由、时尚神气。新一代人前卫的情感观念，在陈小手《帘后》和马亿《莫兰迪展》中有着惊人的展现，无论是在发廊中从事性工作的母亲对自己职业的“喜爱”“沉迷”，还是年轻男孩与哺乳期女人的情感纠结，都是例证。事实上，这种文化自信体现在众多北京作家中。
全球化视野：新北京作家群的新亮点
全球化视野是新北京作家群叙事的另一个亮点。刘汀《野火烧不尽》的上海孤儿到内蒙古、北京、美国不断变动的人生轨迹，是当代中国高速流动的真实写照。中国人自然而然地进入西方世界，了无障碍，出入自由的跨国想象无疑是国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表达。
此外，2022年11期《北京文学》刊发的徐则臣《玛雅人面具》，是全球化想象的代表性作品，通过跨文化故事写出了文化自信。智利面具来自中国，中国木匠成为智利工艺师，“二叔”身份的二重性，暗含着一个自信、开放、包容的中国主体形象，正如季亚娅评论该作时所说：“他自信而笃定的目光里有万古，亦有世界。”
石一枫的作品也呈现了全球文化视野，《地球之眼》《漂洋过海来送你》等一系列新现实主义作品，以敏锐的观察力、强悍的思想力和蓬勃的创造力，对多个社会人群的时代经验予以同步讲述，重构了当代北京生活的传奇，可谓新北京作家的佼佼者。他眼界开阔而又聚焦，叙述严肃而不乏机智，调侃又富于深度，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
一些长期书写北京却容易被忽略的作家，像毛建军、凸凹，也多有贡献，不可或缺。毛建军曾获北京文学奖的中篇小说《北京人》就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写出了平凡北京人创业打拼不平凡的精气神。从这个意义上看，“新北京作家群”栏目，除了集中展示，还有个别发现的功能。
“新北京作家群”仅是北京文学的一分子，但能够使我们从一个比个体写作更为总体的面貌上来把握北京作家的最新态势。与其说是群体观察，不如说更偏重于一种观察视角。从京派小说的沈从文、萧乾，到京味儿小说的老舍、王朔，再到新北京作家群，北京作家的队伍越来越大，但联系越来越松散。作家群不是一派，而是居住在北京、漂在北京的写作者的集合。
京派小说有一个大体的派，比如以废名开创的，以沈从文、凌叔华、萧乾、汪曾祺等为代表的流派，与当时的海派在风格上不同，相对容易辨认。
京味儿作家是文化风格方面的一个叫法，特别是语言风格，以老舍和王朔最为典型。他们的作品区别于他人，不是因为故事不同、题材不同，而是因为语言风格的不同，这正像评书中的单田芳和袁阔成，都讲《三国演义》，但风格截然不同。
而今天的新北京作家群，风格各异，各自为政，没有朱光潜那样的家庭读诗会，很难称之为派。此前，他们都是各自为政，相安无事。此后，也依然是各自为政，相安无事。文学史上不乏知名的群体，像竹林七贤、桐城派、京派作家等，我们无意攀附，也不追求标新立异举旗树帜，只想从一个比私人化写作稍宽阔的视角来观察北京文学写作的样貌，提供单人独篇无法呈现的图景。文学说到底是作家自己的事业，是一项孤独的事业。
《北京文学》“新北京作家群”栏目聚焦新北京新经验，既是舞台，也是试验场。不急于结论，多提供实验。目前《北京文学》发表的只是新北京作家群的一部分，还有很多耀眼的作家可期，王凯、常小琥、西元、文珍、马小淘等。总之，新世纪以来，北京文学的创作花团锦簇，众声喧哗，争奇斗艳，各领风骚，其丰富性和多元性，很难用某种流派、某种风格来概括。更重要的，新北京作家群体正在创作成长期，尚有诸多发展空间。在今年6月份举办的“新北京作家群与城市文学书写”研讨会上，批评家们指出，在北京的地域性色彩和历史性传承方面，可以有更多的探索。我们热切期待。
文|师力斌（《北京文学》执行主编）
编辑|史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