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上旬，一名记者在武汉北部的中山公园散步。这座公园最初是清朝末年建造的私家花园，1928年由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向公众开放，为纪念刚过世的国父而命名。开园不到四年，公园就呈现出惨淡景象。上一年（1931年）夏天的洪水将公园装饰性的大门、华丽的宝塔和迷人的茶馆夷为平地。整条林荫道也都被冲没了。退去的水浸透了曾修剪过的草坪，并在花坛和喷泉上沉积了厚厚的淤泥。在洪水最严重的时候，被称为“舢板”的小船开始“统治”犹如运河般的城市街道。如今，一些被船主遗弃的船只散落在公园的各处，破烂的船体上长满了青草。公园的游泳池被用作临时厕所，散发出一股令人厌恶的粪便气味。面对这些凄惨的场景，这名记者（他的名字已被遗忘在历史中）带着激烈的情绪反应写下了报道。人们没有同情同胞的苦难，反而充满了深深的仇恨。人们痛恨那场威胁要扼杀他们城市生命的可怕灾难。

然而，如果人们知道去哪里寻找，就会发现生命其实仍在持续。覆盖公园的泥土在人类看来就只是泥土，然而实际上是营养丰富的冲积层，在冲击层上有可能形成新的动植物群。事实上，这名记者走过的土地就是由于几千年来类似沉积物的逐渐增加而形成的。年复一年含泥沙的江水注入，形成了平原，也培育了一个复杂的湿地生态系统，该系统因为洪水而蓬勃发展。人类排干土地的活动耗尽了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他们建造了一个奇异的模拟自然来代替湿地栖息地。精致的花坛和草坪取代了丰富的野生水生植物和河岸植物。沼泽和泥滩让位于人工湖和假山。鱼、水禽和两栖动物被驱逐，被关在动物园笼子里的豹子、猴子和火鸡取而代之。1931年袭击公园的洪水清除了这些外来物种，留下了一片广阔的开放领地，让当地物种可以重新占领。这种死亡和重生的循环在湿地上并不少见。这是帮助维持生态系统的重要过程之一。对大自然来说，洪水不是灾害。如果这个公园不被人类的双手触碰，它很快就会再次成为湿地。但事实并非如此。

野生动物的存在对这名记者来说无关紧要，因为人们最关心的是文化生活的丧失。不可抗拒的洪水摧毁了一个精致的城市空间，抹去了一个近代城市中心秩序和进步的关键象征。然而，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人类文化已开始重新占领这个公园。在浸水的草坪上建起了难民收容所。衣衫褴褛的孩子们从临时搭建的小屋里出来，在泥泞的地面上玩耍。对这位记者来说，这个定居点是一片充满贫穷和苦难的令人沮丧的飞地。一座座肮脏的棚屋占据了年轻妇女曾经穿着华丽衣服漫步的地方。外部观察家几乎没有考虑到，用洪水过境后遗留的物件建造宜居房屋，需要令人敬畏的知识和技能。然而，这也是一种文化—一种在河流、湖泊和湿地占主导地位的环境中进化出来的文化，在那里与洪水打交道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近代武汉的管理者并不重视这种湿地文化，也不准备容忍丑陋的棚屋和其他帮助普通人在洪水中幸存下来的乡土技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难民们被从公园里赶走，他们的小屋被拆除，以便市政府开始重建工作。当改造完成后，在扩建后的公园中央竖起了一座蒋介石骑在马上的雕像：一位正在努力应对洪水的国家元首，骑在一只非常不适应湿地环境的动物身上。

本书首次呈现1931年中国洪水的全面历史。它描述了当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被淹没时所发生的事情。洪水淹没了大约18万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一半，或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的总和。虽然本书主要聚焦长江，但灾害并不局限于长江流域。用来描述这一事件的最常用中文术语是江淮水灾。但即便如此，这也不能反映这场洪水的真实规模，洪水影响了全国各地的水道。华中八个省份受灾严重，黄河和大运河也遭受了特别严重的洪水。在这些地区之外，南至广东，北至东北，西至四川，都发生了洪灾。这是一场全国性的灾害。

在许多目击者的叙述中，反复出现一个画面：一片浩瀚的汪洋吞噬了这片土地（见图0.1）。洪泛湖长900英里，有些地方宽达200英里。其面积是著名的1927年密西西比洪水淹没面积的三倍，对于许多描述1931年事件的人来说，密西西比洪水是一个关键的参照。一位航空乘客评论说，飞越长江感觉更像是“在中国海或太平洋上巡航”。这场洪水造成了可怕的人道主义后果。当时，据观察人士估计，可能多达2 500万人受到影响。最近，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数字可能高达5 300万。多达十分之一的中国人受灾。据说洪水直接卷走淹死了数十万人。还有一些人被坠落的建筑碎片压死，或者被倒塌的土房吞没。尽管洪水带来的危害是毁灭性的，但事实证明，洪水过后的次生影响更为致命。随着夏收季节结束，洪水导致人们没有机会去种植冬季作物，一个已经极度贫困的社会又开始挨饿。数百万人离开家园，他们在被洪水淹没的土地上跋涉，寻找食物和住所，形成了大量的难民。难民经常被排斥或驱逐出城市，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聚集在拥挤不堪、卫生条件差的定居点。席卷灾民的疾病是洪水最致命的后果。在一些地区，病死者占所有死亡人数的70%。

虽然这无疑是历史上同类灾害中最致命的一次，但究竟有多少人死亡仍不得而知。可信的估计在40万到400万之间。当时的政府救援人员表示，大约有200万人遇难。这一数字是基于对当时掌握最准确数据的人的直接观察，因此可能是最可信的估计。然而，考虑到当时民事登记系统的缺失，我们从不指望能知道真实的死亡人数。这本书既不涉及量化的死亡率，也不是为证明此次洪水的严重程度。死亡人数可能是灾害最普遍的问题之一，但它很少是最令人关注的。相反，这本书探讨的是：什么导致了这场灾害？为什么人道主义后果如此严重？经历如此巨大的灾害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当时的政府和社会如何应对？

灾害的本质

是什么导致了1931年的灾害，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这是一个雨水太多的问题。1930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导致中国西部高地积雪成堆。这些积雪在1931年初融化，淹没长江中游，与此同时，该地区正遭遇异常大的春雨。到了初夏，地下水位已经高到危险的程度。然后，在7月，七场毁灭性的风暴接连席卷山谷。一个月内的降雨量达到了通常预计的一年半的降雨量。整个夏季和初秋，长江中游持续出现强降水，洪涝灾害不仅异常严重，而且持续时间异常长。洪峰——当河流水位达到最大高度时——向下游的移动相对缓慢，8月初袭击四川，然后流经三峡，吞没了两湖平原。8月19日抵达武汉，然后继续到江西，6吞没了鄱阳湖以南200英里的水域，向下流入安徽、江苏，在离开武汉近一个月后，于9月16日抵达南京。洪峰一直延伸到长江三角洲，最后流入东海。图0.2是描绘受洪水影响地区的地图。

鉴于环境所起的首要作用，历史学往往将这次洪水视为一场自然灾害，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认为任何灾害都是自然灾害的想法是有很大问题的，因为它没有认识到将环境危害转化为人道主义灾难的关键人为因素。尽管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一再提出抗议，但自然灾害的概念仍然牢牢占据大众思维。它不仅在媒体报道中占主导地位，而且还经常渗透到历史叙述中。这不仅只是一个语义问题。“自然灾害”（Natural disaster）一词意味着没有人类的影响和责任。由于已经认定了环境是罪魁祸首，学者们的分析研究中经常不涉及灾害本身。数百万人的死亡没有得到解释，或者被从历史记录中完全删除。与战争、变革或恐怖主义暴行的受害者不同，那些在洪水、地震或干旱中死亡的人被简单地视为自然的受害者。

那些不满足于这种环境决定论的历史学家们，已经开展了一系列更宽泛的、旨在强调灾害人为因素的研究。环境史学家强调，不可持续的定居模式和资源开采加剧了洪水和干旱等灾害的程度。制度史专家认为，灾害可理解为基层构架的现实呈现。政治史学家已经展示了集权政府如何加剧甚至引发灾害。战争史学家强调冲突在引发灾害，尤其是饥荒方面的关键作用。经济史学家揭示，当人们失去了获取食物的权利，不仅仅是失去收成时，就会发生生存危机。最后，社会史学家坚持认为，我们要将灾害视为过程而不是事件，因为他们认识到，脆弱性早在灾害发生之前就已嵌入了社会结构中。

尽管这些研究非常重要，但是我们要警惕研究重心逐渐转向为社会决定论。一些非常著名的研究甚至认为，环境在灾害起因上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些研究值得肯定，因为它们打破了我们的直觉，揭示了自然只不过是人类愚蠢的一个被动的见证者。但认为所有的灾害都是由人类行为造成的，又与认为这些灾害完全是自然造成的观点一样，都是一种简单化的方法。本书不认同以上两种分析方式，而是尽力去证明人为因素在灾害中的关键作用，同时也不抹杀自然的作用，努力强调通常被认为是社会过程的环境维度—河流如何帮助设计城市，钉螺如何导致贫困以及鱼类特征如何帮助人类在洪水中生存。然而，这不应被视为对环境决定论的辩护。本书还考察了通常被认为是自然过程的社会层面—农民如何塑造河谷、社区如何培育病原体以及肉奶牛和水牛如何因经济饥荒而死亡。

虽然本书非常关注自然，但核心还是人类。因此，本书自始至终都以人类为中心来叙述灾害。当然，对于许多物种来说，泛滥平原的洪水并不是什么灾害。生态学家曾认为，大规模的气候和物理干扰—如风暴、洪水和火灾—会对生态系统产生破坏性影响，使其无法达到顶峰状态。但现在大多数人拒绝这种平衡模型，而认识到定期的扰动往往是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河谷区域，洪水脉冲往往有诸多益处，促使养分转移，扩大湿地物种领地并促进生物多样性。大洪水当然会杀死数以百万计的个体有机体，但它们也会给生态系统带来新生命。本书认为，要基于更宽泛的洪水生态学去理解我们这个世界。常发的洪水塑造了湖北生态系统，也塑造了当地繁荣的文化。就像某些物种在洪水中幸存下来甚至繁荣起来一样，人们也找到了利用自然禀赋的方法。不幸的是，人类并不是唯一善于从洪水中获益的物种。当洪水涌入人类居住地时，蚊子、软体动物和苍蝇大量繁殖，对人类生活造成了毁灭性的生态影响。

致灾机制

历史学家在认识灾害成因方面比生态学家慢，他们倾向于将灾害描述为不可预测的冲击，破坏了人类原本生活的平衡。然而，正如格雷格·班考夫所说，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应对灾害也一直是人类经历的正常组成部分。恶劣的环境在文化、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灾害并非单纯地打断历史，而是创造了历史。这一点在中国最为明显，这个国度遭受了有史以来世界上许多尤其致命的灾害。与亚洲许多国家一样，中国一直是自然灾害多发地区，易受洪水、干旱、蝗灾和地震等冲击。然而，即使长期习惯于灾害，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发生在中国的灾害，其频率和规模也是罕见的。时不时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亡，死亡人数有时甚至达到数百万。长期以来，学者们只是简单地将其视为更宏大的历史叙事展开的背景，现在才开始接受灾害在近代中国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究竟为什么中国在这个历史阶段变得如此容易受到灾害的影响，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魏丕信和王国斌认为，清朝国家治理能力到18世纪达到顶峰，并从此开始下降，当时清朝号称拥有前近代世界最复杂的灾害治理体系。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将这一下降与全球史层面更广泛的趋势联系在一起，南亚、南美和东非在19世纪末都出现了明显的灾害增加现象。他将这些“维多利亚晚期的大屠杀”归因于气候和政治的致命结合，即极端的厄尔尼诺现象恰逢欧洲帝国主义掠夺期。虽然李明珠并没有忽视全球经济重组因素，但她强调，上层因素也是清朝衰落的原因，包括社会动荡、官僚派系斗争和环境退化。这些问题一直持续到20世纪，并因自相残杀的战争而加剧。

大多数试图解释为什么中国会陷入漫长的世纪灾害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治理问题。研究洪水的历史学家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人类努力的两个领域：堤坝和粮仓。他们首先问为什么水利系统会失效，其次问政府如何为臣民提供食物。尽管这两个问题都很重要，但我们可以提出更多关于洪水的问题。本书提出一种更全面的方法，去研究1931年的洪水是如何嵌入到一个非常特殊的“致灾机制”（The Disaster Regime）中的。致灾机制这一术语旨在涵盖所有有助于将自然风险转化为灾难的基本因素，包括环境和人为因素。致灾机制概念有助于解释不同的因果关系如何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交织在一起，产生灾难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灾害、饥荒和流行病。与所有机制一样——无论是政治机制还是生态机制——致灾机制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虽然每一场灾害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每一场灾害也都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在20世纪初中国的其他灾害中，也可以以不同的形式找到使1931年洪水如此致命的一系列原因。然后，致灾机制可以被定义为人类—环境关系的结构，这些关系界定了特定地理区域和时间段内灾害的人为影响。这本书的中心目标之一就是将塑造近代中国致灾机制的众多因素联系在一起，好比通过脊梁将四肢连在一起。

虽然1931年的洪灾像那个时候所有的灾害一样是当时时代的产物，但它还是有它的独特之处。当然，那个时代最致命、研究最充分的灾害是袭击华北平原的干旱。本书考察了袭击长江中游的一场毁灭性的洪水，为发展迅速的中国灾害史研究再添新解。洪水的另一个不同寻常的特征是它对城市地区的影响程度。20世纪初袭击中国的饥荒通常被认为是与土地密不可分的社会产物。洪水不仅淹没了农村村民的农田、村庄，还淹没了他们城市邻居的现代住宅。在这次灾害中，没有一个城市比湖北省会——一个中国内陆最发达的城市——武汉所遭受到的损失更为严重。饥饿的难民在洪水期间艰难地向城市进发的画面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一座近代城市被彻底摧毁的画面多少还是有些新奇。武汉被洪水淹没的街道让人回想起其他近代城市灾难的标志性画面：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东京的废墟，1910年巴黎时髦街道上满街的肮脏洪水，或者1906年旧金山地震和火灾后的建筑骨架遗迹。近代城市会孕育出特有的致灾机制。武汉人不仅要应对常见的饥饿和疾病，还要应对洪水破坏城市景观时出现的新形式风险。洪水表面燃烧着化学物质，倒塌的塔架引发了电击。这些都是近代城市灾害所具有的特点。

本书不只是一部城市史，因为大量的故事叙述在农村展开。但本书的大部分注意力还是集中在武汉，这座城市在某种程度上被现代中国的历史学家所忽视。从宋代诗人陆游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旅行作家伊莎贝拉·伯德（Isabella Bird），对这个庞大城市最有名的描述往往是人们在去其他地方的途中所写的。历史学家也经常以类似的敷衍方式对待这座城市。纵观中国近代史，武汉是多次重要事件的发生地。我们发现，这座城市处于国家政治的中心。然而，在观察到这些重大事件后，历史学家又往往满足于回到更熟悉的地方，如北京、南京和上海。而那些在武汉“逗留”时间稍长的学者，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被武汉迷人而丰富的城市文化所吸引。虽然这本书主要关注洪水期间发生的事件，但它也为读者提供了深入了解这个被忽视但令人着迷的城市的历史的机会。

与民国时期的许多地区一样，武汉也是一座被深深的文化鸿沟撕裂的城市。清朝的崩溃和外国新思想的涌入，激励了知识分子挑战许多被他们的同胞仍然视为神圣的信仰。这种文化分裂对人们认识环境和灾害的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不管他们的文化偏好如何，几乎每个人都继续使用“天灾”这个词，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上天送来的灾难”。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个词保留了它的字面意思：他们相信自己生活在正义的天空下，上天把洪水和干旱作为对人类不道德行为的惩罚。

其他人则赞同一种更科学的看法，认为灾难是气候、水文和地震学等无生命物理过程的产物。他们继续使用天灾这个词，但只是将其作为“自然灾害”的口语化表达，而自然灾害是英语中“natural disasters”一词的直译。然而，新内涵无法洗去旧概念，由于不同的群体被迫共同使用一个相同的词汇，他们不得不在截然不同的环境观念之间协商出一条模糊路径。在考察1931年洪水的过程中，本书为理解灾害的本质提供了一个社会观察视角。

摘自《龙王之怒》引言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