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南直隶的军事防御体系，在嘉靖年间遭受“倭寇”的挑战之后，形成了卫所军与民兵分工布防和追击的局面。因为卫所军力不足，明朝不得不征调客兵和募练乡兵，这进一步推动了募兵制的发展。平定倭乱之后，募练的民兵，一部分裁减为民，一部分则作为国家正式军队，转变为营兵。

明中期南隶直海防的军、兵布局，在应对战争统一调度的过程中渐次发生变化。战争的进程使权力向监察和营兵系统方向强化，兵备道、海防道不断获得强化。募练乡兵也在兵备道、海防道等属于地方行政系统的职官，以及巡按、巡抚等既有监察之权，又有军事权力的“钦差”的权力体系下，获得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军事将领如参将、守备等，也从各地募练士兵。这些募兵，虽然从民户中招募，但为军将所率领，随处征战，兵将的结合趋于紧密。无论从海防部署看，还是从营兵和军饷的角度看，嘉靖以后防御的重心和主要防御力量都落在营兵系统，卫所系统的作用被进一步削弱或被取代。

从倭乱对明代国家海防的挑战出发，到明代的军、兵布局以及防御相关职官的职掌，再到南直隶境内的各处防御部署和隆庆以后的变化，可以看到从嘉靖时倭寇对明代海防的挑战开始，在保障留都和财赋之地、漕粮通道的迫切要求下，明政府迅速做出调整，并在这个过程中渐渐确立了较为严密的海防体系。这个海防体系从一开始就深深植根于军事系统和行政系统分野的旧制度中，植根于旧有的军、兵布局之中。

明代海防在嘉靖一开始遭受挑战时表现的不济，简单讲可归结为卫所军的窳败，或兵力和法令等各种限制导向的溃败，但从更高的层次看，则是由其军、兵布局的局限所决定的，是其在武装力量协调和调动方面的弱点所决定的。以南直隶海防为中心展开，我们可以看到两方面的发展。一是在原有军、兵布局下对军队系统、行政系统的调整和行政与军队系统的协调，以及基于这种统辖调动下募兵制的发展。兵备道指挥募兵和州县民兵作战，其主要负责的追剿重任必然对将领与士兵之间的关系和作战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卫所军与募兵在布防和追剿主要任务上的分野使募兵在战斗过程中进一步发展，民兵和营兵都在一定程度上膨胀。客兵的出现可以是基于临时的紧急需求，而募练乡兵以代客兵，则是在客兵粮饷供给出现问题以及造成新的社会治安问题的情况下采取的有效补救措施。将当地募练的乡兵一部分裁减为民而一部分转变为营兵，是强化军事力量的必要举措。民兵在战争结束后以募兵的身份留在营兵系统中，进一步确立了营兵系统在兵制上的“主流”发展趋势。二是监察的强化和统辖、调动两大系统在制度上的保障，巡抚、操江和分巡道是最重要的三种职官设置。在南直隶这个特殊的行政区域，尽管存在更为复杂的权力制约，战争的进程却使权力向监察和营兵系统方向强化，并进一步对原有的军、兵布局产生重大影响。在军政分立的格局下，应对战争统一调度的需求，兵备道、海防道职权不断得到强化。从卫所军、客兵和乡兵的作战和关系、各层级职官的权责和关系、海防地理格局和布防以及营兵和军饷在隆庆以后的变化这四个方面分析，均能从不同角度看到兵制这一主线的变化过程。

在平定倭乱的过程中，无论是卫所军还是州县乡兵，或是由军方招募的营兵，军饷主要由各府县派解提供。隆庆以后，这些军饷整体上有很大裁减，但并未完全裁减，万历间几经调整，进一步确立了募兵的稳定支出。营兵制在南直隶地区江、海防中的作用也日益明显。崇明参将移驻金山变为金山参将，狼山副总兵统辖通州、周家桥一带水陆各参将、守备、把总，川沙堡、柘林堡、刘家河、京口、圌山、福山港、周家桥、东海等处嘉靖三十年代增设把总，较为合理的海防部署在战争中渐次形成。

通过研究明代南直隶海防所涉职官之设置、各层级配合与实际指挥的制度运作过程，本书揭示了明代南直隶海防格局、部署以及制度的调整和改变，展现了明代国家在各级制度运作上的一些困境和近代早期国家在制度操作层面的探索和演变。无论从行政区和地理看，还是从军政结构和组织看，南直隶的海防如何展开均值得探究。上述所论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学界对南直隶海防力量的认识；对明代中期出现的由军、兵两个方面构成的“军政格局”有进一步的理解；有助于理解明代后期国家军事力量、政治局面的演变，也可增进对明代国家组织运作的理解。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