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更生的长篇小说《女人的秘密生活》里，金子珍、周子密和许子熙这三位同父异母的姐妹，由于父亲的意外死亡，以及因死亡而留下的唯一遗产——那座上海的老房——被“强行”联结在了一起。用小说的话说，“最大的麻烦是房子的去留”。然而有趣的是，这里的“麻烦”终究成了姐妹们相逢的契机，尤其是当三姐妹中的妹妹子熙出现时，她的抑郁症所要求的陪伴与照顾，使得子珍和子密，一位“精刮”的“柜姐”与另一位努力奋斗的“职场精英”，只能先暂停遗产的争执。正是这种基于亲情伦理的情感“羁绊”，得以让姐妹们迎来她们治愈的时刻。
如小说所呈现的，遗传真神奇，子珍、子密和子熙姐妹三人虽然长得完全不像，但在某些时刻，她们的确都是父亲的女儿。在苏更生这里，以家庭纽带，抑或房产契约，甚至只是基于一种想象性关系而得以构筑的情感联结，背后体现的恰是独生子女一代人，作为自由竞争的孤独个体，在曾经的阶级情感消弭之后，对稳固持久的情感慰藉的执着探寻。在此，血缘亲情的“羁绊”，正是这种情感实践的重要载体。小说中，源自共同父亲的手艺、经过各自母亲之手得以流传的八宝辣酱，成为三位素未谋面的姐妹之间的情感媒介。而因这被寄予独特涵义的家庭菜肴，三个人坐在了一起，虽说只是吃一顿简单的家常饭，却也成为了最温馨不过的日常场景。同样，当姐妹们因为误会而濒临决裂时，她们之间的情感“羁绊”再次发挥作用。小说最后，父亲骨灰的适时出现，终究让反目的姐妹重归于好。在此，共同的历史及其遗留物，承载着她们之间难以割舍的情感与想象性的联结。
除了揭示情感“羁绊”的重要作用之外，《女人的秘密生活》也向我们展示了都市生活中极为难得的治愈时刻。小说中的金子珍和周子密，显然分属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前者代表的是放弃女性的独立自主、一味依靠男性的那一类女性。子珍工作敷衍了事，不拖到最后一刻绝不出门，她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化妆、卸妆、护肤和减肥，她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如何迷住男人上。与子珍相反的是，子密是女性独立自主意识的忠实守护者，她所认可的价值在于，女性应该活得像男人一样理直气壮，没有必要温顺甜美，让男人用婚姻来兑现自己的价值。这其实代表了当今时代的两种女性立场。如果说子珍所展现的女性的“自轻自贱”在于，她竟然把自己看成两性市场里的货物，想趁着年轻貌美卖个好价钱；那么子密的自尊自强之中，其实也包含着一种不近人情的决绝。在她这里，亲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并不是一个容易的选项，她只想一个劲朝前走，“像一条不肯和任何人交汇的河”“只肯固执地流向自己的目的地”。这种刻骨的冷漠也是都市精英普遍存在的毛病。在作者看来，这两种女性立场其实都是有问题的。小说所展开的情感实践，恰恰是通过两位女性的双重“治愈”，实现对其所代表的极端立场的强烈纠偏。也就是说，小说所迎来的治愈时刻并非是单向度的，而是一种双重的相互治愈，或者说彼此成全。
对于金子珍来说，她从子密身上得到的自信和勇气，显然有效克服了她利用性别牟利的“轻贱”。这个瘦弱的女孩给她的震撼在于，女人不需要装模作样的丈夫和婚姻，不用结婚也可以过得理直气壮。与此同时，金子珍也让周子密明白，这城市里没有人能独立活下去，人都是要靠别人才能活下去的。生活的经历也让后者深深感慨自己“错得那么离谱，又跑得那么奋斗，以至于太过孤独”。其实不仅仅是姐姐子珍，妹妹子熙也构成了子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治愈元素。长久以来，子密的生活似乎只有工作，但家人的重新出现有效地改变了这一切。对她来说，只有想到子熙时，大脑才能停顿片刻；只有陪子熙的时候，她似乎才会放松。进入办公室，她是战无不胜的周子密；陪子熙的时候，她才觉得自己是个正常人。正是这种“停顿”和“正常”所带来的治愈，使得那座被寄予亲情温暖的旧房子，“似乎有让人发困的魔力”，它甚至奇迹般地治好了子密的失眠症。
如果说长久的相处和陪伴，让周子密由衷感叹有家人真是太好了，那么此后发生在她身上的职场背叛与挫折，则有力打破了她一贯秉持的精英主义的自我幻象，甚至深刻动摇了她原本坚持的一切。小说最后她幡然悔悟，所谓“职场精英”，说得难听点，“是个高级点的社畜”。她开始深切地感觉到，“城市像是漂浮在海上，她也漂在海上，第一次失去了方向”。她开始反省自己的人生，人生难道一定要进步吗？她也可以做个普通的人。此前一直认为柔情与同情心是一种负担的周子密，这个时候也开始相信林医生所认同的，爱情是生活的成就而不是前提。于是，回归生活、回归家庭，重享自然的气息，成为小说的当然之选。在此情形下，所有人也顺理成章认识到了回到家人身边、爱人身边的可贵。
是的，在女性“自立自强”的幻象被无情的现实戳破之后，面对美丽却无比残酷的城市，重做一个普通人，重寻家庭的温暖、亲情和爱，终究被认为是我们每个人长久生活的理想原则，抑或是对这无尽算计的城市的有力反拨。小说最后，亲情的诱惑顺理成章地俘获了所有人，而亲情的“捆绑”也似乎在不断暗示伦理秩序的卷土重来。于是，我们百年来不断反抗的旧秩序，终于一点点展现出它“日渐美好”的新模样，让我们去理解、臣服乃至积极认同。因此这里所呈现的，似乎是一个愈加保守的新城市，其吊诡之处在于，它拒绝了一切“无谓的”抗争，却能够长久地提供我们所需的温馨和治愈。
来源：文艺报
作者简介：
徐刚，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毕业，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文联签约评论家，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及理论批评研究。著有《小说如何切入现实》《虚构的仪式》等学术专著多部，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争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论文一百余篇。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