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与洋鬼子》（瑞典）安特生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21年冬，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与中国科学家袁复礼等人一起发掘河南仰韶遗址，是民国学术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这次发掘不仅揭开了中国现代田野考古学的序幕，而且直接导致稍后安特生重启关于“中华文化西来说”的相关争议。

安特生1923年发表的《中华远古之文化》指出：“仰韶陶器中，尚有一部分或与西方文化具有关系者。近与俄属土耳基斯坦相通，远或与欧洲有关……此项理论与中国人种之来源，极有关系。前有法国拉古波力氏曾倡中国文化西源之说，然多无根据……中国古史亦常有西方种族屡次东迁之说。吾人就考古学上证之，亦谓此着彩之陶器，当由西东来，非由东西去也……因仰韶遗址之发现，使中国文化西源又复有希望以事实证明之。”（袁复礼译）

上述法国“拉古波力氏”今通译为“拉克伯里”，他在1894年出版了《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Western Origin of theEarlyChineseCivilization）一书，从“科学与艺术”“文字与文学”“习俗与宗教”“历史传统与传说”四个方面论述了中国文明源自古巴比伦的观点。

拉克伯里的中国文化/人种西来说，随后通过日本人的译介，特别是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合著的《支那文明史》，而为中国学界所知。但真正在中国学界引发大规模争论的，是蒋智由1903年在《新民丛报》上连载的《中国人种考》系列文章。在清末“排满”的民族主义思潮背景下，刘师培、章太炎等人进一步对拉克伯里的学说进行了延展和发挥，导致中国文化/人种西来说成为晚清民国学术史上的著名公案。

在《龙与洋鬼子》这部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通俗读物中，安特生依然秉持了“中国文化西来说”：“根据目前的调查，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化似乎最为古老，随着文化的流动传播到了东亚……正是黄河及其支流第一次从西方接收并播种了这些更高级文化的种子……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正是由于早期历史上同西方之间的联系，才使得黄河流域的发展比长江流域早两千年。”

安特生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大量彩陶成为“中国文化西来说”在当时的最新物证，通过与沙俄土库曼亚诺遗址出土的彩陶器物对比，安特生认为中国的彩陶文化极有可能是从西方传入，并决定前往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寻找传播遗迹。

1923年5月，安特生获得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支持，与助手一起从河南出发赶赴甘青地区考察。此后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安特生连续发现了多个中国史前考古遗址，并在《甘肃考古记》等著作中建立了甘青地区远古文化的基本框架，即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沙井等六个远古文化分期。他认为甘肃齐家文化比仰韶文化更早，意味着仰韶彩陶文化是从甘青彩陶文化发展而来，这也成为安特生重申“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关键证据。

不过随着中国本土考古学家的成长和考古活动的开展，安特生的这一观点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夏鼐在反驳安特生的中国学者里扮演了重要角色。如今从《夏鼐日记》可以知道，夏鼐青年时便开始阅读安特生有关中国考古的相关著作，但对安氏的工作颇不以为然。例如夏鼐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期间的记录写道：“将斯坦因的《古代中亚的通道》阅完。此书将氏在新疆三次考古经过及成绩作一总叙述。就道德而论，捆载古物而返，氏实有侵中国主权。但就学术而言，氏之成绩实为可嘉，其精审似在安特生氏之上。安特生之考古工作，以沙锅屯所作最佳，仰韶村次之，至于甘肃的考古工作，仅代博物院购古董而已，无科学精神可言。”（1936年1月15日）

又如：“赴不列颠博物馆观陈列品，遇吴禹铭君。……又云，安特生现赴华，不知有何种行动，希望当局不要让他再干开掘或搜买古物。像他那样的乱做，只足以破坏考古学上的证据而已。”（1936年10月26日）；“上午赴李先生寓所……旋谈国内考古情形，我对于梁先生无条件地接受安特生甘肃史前分期，表示不满。”（1937年1月30日）其中“李先生”指考古学家李济，当时他应邀前往伦敦讲学，而“梁先生”应指梁启超次子梁思永，夏鼐出国留学前曾在梁思永的主持下参加考古实习。

1943年，学成归来的夏鼐加入由“中研院”史语所等学术机构联合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并负责在甘肃境内的考古工作，几乎重访了安特生此前考察过的每一处遗址。1945年5月，夏鼐在考古发掘中第一次从地层学上找到了齐家文化年代晚于甘肃仰韶文化（现称“马家窑文化”）的明确证据，从而推翻了安特生关于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同时也纠正了其对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排序的失误，“中国文化西来说”于是不攻自破。

有趣的是，夏鼐在考察日记中还饶有兴致地记下了一些关于安特生的“八卦”：“在沙楞子曾发掘，安氏被狗咬了一口，在县城西北之隍庙中养病，地人笑谓‘隍爷被洋人赶走’。前据王永焱君云，在辛店闻人传说，安特生与房东之媳妇有染，又云安氏常洗澡后一丝不挂，坐在院子晒太阳，不避妇女。凡此种种，亦考古外史中之好材料也，故备记之。”（1945年4月12日）

作为学术上的同行和商榷者，夏鼐始终关注着安特生的著作，专业考古书自不必言，就连《龙与洋鬼子》这样的国情普及读物，他也会去专门找来翻阅，如《夏鼐日记》中就记载他曾两次阅读，一次是1945年6月12日读该书德语版中“关于临洮及镇番发掘经过之二章”，另一次是1951年7月15日在北京图书馆读英文版。

（原标题：安特生与“中国文化西来说”的终结）

文/钱冠宇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