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边地，或中心——昆明作家群与北京作家群对话活动”在北京十月文学院举行。宁肯、赵兰振、赵大河、杨碧薇、陆源、李潇潇6位北京作家和张庆国、陈鹏、半夏、包倬、祝立根、胡兴尚6位昆明作家就文学的地域色彩、中心意识或去中心化、当下异质性写作的困境和可能、作家如何走出“影响的焦虑”等议题展开研讨。

1959年出生的宁肯是北京作协作家，他是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得主，铸有长篇小说《蒙面之城》《沉默之门》《环形山》等等，小说集《维克拉姆》等等，散文集《北京：城与年》等等。

对于当天的“边地，或中心”这个主题探讨，在宁肯看来，北京是所谓的中心，云南是所谓的边缘，这是一种通俗说法，这主要是一种地缘。“我个人认为边缘与中心在古代可能这种差别会比较大，因为交通堵塞、信息堵塞、资源的堵塞，可能不会在一个平台。而在当代，我觉得这个差别几乎完全消失了，地理上造成的那种隔绝没有了，我们某种意义上边缘和中心都共处在一个平台上。”

文学中的边地或者中心可能是个伪命题，对作家而言，最重要不是在边地或者中心，而是写出真正有分量有力度有影响力的作品。作家赵兰振认为，即便身处边地，作家也能写出伟大的作品，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蒲松龄在淄川县当了30年的家庭老师，最终写出了流传至今的《聊斋志异》，淄川县在当时并非文化中心。同样还有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一生都生活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奥克斯福小镇，这个小镇也并非当时的文学中心，可福克纳很多重要的作品《圣殿》《我弥留之际》《喧哗与骚动》《村子》等都是在这个“邮票大小”的小镇完成的。

在赵兰振看来，作家的文学创作与边地或中心并无太大关系，只与作家的才华和对文学的认知与定位有关，作家应该提高对文学的认知和品位，用心灵审视现实生活，通过故事呈现出来，建构属于自己独特的文学世界。如果存在边地，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边地写作，可能具有了展示独特地域和独特生活的更大优势和更多可能。

80后陆源是壮族作家，他从语言角度谈到，边地或中心的外延其实非常丰富，在他的家乡，着火不写成“着火”，而写成“走水”，这种语言的独特性势必会影响作家的写作。在他看来，一个作家借助方言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就必须深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字，呈现民族特色。当然，作品呈现异质性的同时也要兼顾普遍性，纯粹的异质性写作会流于符号化，无法完成文学交流和对话。

那么作家、地域、时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宁肯用“我的创作不是从大地泥土里长出来的，而是从岩石缝里长出来的，我和岩石的关系，就是我和时代的关系，我文字中的扭曲、疼痛、欢乐等种种际遇都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给出了回答。

宁肯进一步谈到，无论身在何处，文学永远指向作家的内心，对作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回到内心。任何事物表露出来的内容远远不及它根系下面的内容，就像沙漠里的植物，露出来一点，但下面隐藏着更为庞杂的根系，写作也是这样，作家要回到记忆生长的地方，不断向下挖掘，向着自己的根部和记忆深处挖掘。当一个作家回到内心，挖掘得越深，作品中某种异质性特征也就越容易显现。

谈到回归内心，云南诗人祝立根深有同感，“我想开垦内心的一块小小的自留地，建立我自己的一个中心，就像福克纳一样。我要用它来映照现实人生，回忆我的童年、少年、青年，如果我能把心中的自留地建立起来，估计会非常有意思。”

北京作家李潇潇认为，作家的才华重要，当下时代也非常重要。大数据时代的写作仍然是作家心灵史的倾诉和自己花园的栽培，但必须有新的算法。简单的“乡土”、“人性”或“讲述故事”都不再奏效，更多的创作者需要具有世界眼光。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恩杰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