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安安静静地走了，一如父亲一生的行事风格。
90岁了，说老实话，走，对他是一种解脱。只是临终的时候我没能给他剃剃胡须剪剪指甲，没能握住他的手亲自送他远行。
父亲在农村老家去世，我却被疫情封控在城里。噩耗传来，我的心里一阵七上八下之后，就异常平静，打开电脑默默写这篇纪念父亲的文章。因为怀念太深沉，我在外表上无法把它表现出来。
父亲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贴心的朋友。我从小就特别依恋父亲，长大成人后，我和父亲也特别能谈得来。在人生路上，父亲对我的影响也是最大的。
父亲出生在兵荒马乱的年月。我的祖上是晋北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祖父独自背井离乡走西口来内蒙谋生。先在呼和浩特一带做小生意，后来扎根在了地广人稀的大后山。父亲是解放初追随祖父来到内蒙的。我的母亲是童养媳，我奶奶在生了父亲三天后就去世了，父亲和母亲都由父亲的奶奶抚养成人。1954年母亲也来到内蒙古大后山，找到父亲，就此成婚。
一个走西口过来的农家，其日子的艰辛可想而知。当时的农村已经集体化，但大后山政策还比较宽松，加上人少地多，村里人不太计较，父亲便利用早起晚睡的工夫在一处高低不平的沙梁上用铁锹挖出一块地来，大约有半亩，每年种些土豆或谷黍杂粮。有赖于这块薄地，当时已经有了哥哥的一家三口竟然能混到肚饱，没受过饿。后来随着集体化声浪的高涨，父亲一铁锹一铁锹挖出来的半薄亩地被生产大队来的链轨拖拉机翻到了集体的地里。从此这个初建的小家庭又不得不与饥饿搏斗了。
父亲虽是个农民，却特别重视孩子念书。这在农民当中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我上小学的时候是70年代初，那时候农村根本不把孩子上学当回事。村里人常因家里推碾围磨缺人手，就让孩子请假。我记得我常给班上的同学捎假条，假条上一般都写着：“今天家里围磨，请假一天。”或者：“今天我家杀猪，请假半天。”
父亲从没有因为杀猪围磨让我请过假，家里所有的难事都他一人担着。他自己不识字，却常教导我要好好学习。他说，自古以来只有读书人才有出路。
我小时候，家里只有一盘大炕，一家人都挤到炕上。父亲找来一个掉了底的薄木头箱子，躺放在炕上，我就在箱子上写字。父亲双肘拄在膝盖上，盘腿坐着看我写字。在那个孤寂的年代这大概是他唯一的乐趣了。
哥哥比我大六岁，上小学时候正赶上了“文革”。每天胳肢窝夹个秃毛笔给老师写大字报，懵懵懂懂写了一年就回家种地了。父亲常遗憾地对哥哥念叨：
“你是没地方念了，如果有地方念，爹还会让你念的。”
哥哥没地方念书了，于是父亲每天只能看我写字。吃过晚饭，爹就把薄木箱搬到炕的正中央，把煤油灯拿过来放到箱子上，说：
“写字吧。”
有时候学校老师留了作业，我就写作业。有时学校不留作业，我就不知道该写什么。把语文书拿过来胡乱翻开，仿佛《皇帝的新装》里的骗子，装模作样地随便抄一篇课文，却是用手不用脑，只用来应付父亲。反正父亲也不认识字，他只要看着我在写就心满意足了。如果我要不写，父亲是断不会答应的。因此，我在小学的时候就有了每天晚上写字学习的习惯。
每逢秋冬季节，农业社的社员们除了白天劳动，夜里还要加班到很晚，叫做“突击”。一天晚上，父亲从打麦场上“突击”回来，我已经收拾木箱睡觉了。父亲大怒，竟把我从被窝里喊起来。我只好把被褥推到一边，重新摆好木箱，应付差事一样拿起了笔。大概又写了半小时，父亲才允许我和他一起睡觉。这天晚上的写字也许没有什么收获，但它传递给我一个信息：我的家长很重视读书！于是我对读书也不敢怠慢。它培养了我一生的好习惯，直到今天我仍然十分珍惜时间。
村里的人们见父亲很少让我干农活，便责怪父亲：
“个农村娃，念书有什么用？”
“孩子多识一个字，总没有坏处。”不管谁说什么，父亲心里总揣着一个不变的老主意。
谁曾想父亲的老主意不久就派上了新用场。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正赶上我小学毕业。由于父亲培养了我良好的学习习惯，我水到渠成地考上了初中，接着又考上了高中。而这时我儿时的小伙伴许多已经失了学。
刚上初中的时候，学校条件艰苦，到冬天特别受罪，我很想家，产生了退学的念头。父亲不允许我退学，他亲自用干艾蒿给我做了二寸厚的炕垫，又把家里的老羊皮褥子亲自给我送到学校。我只好坚持了下来。读高中时我上的是县里最差的一所高中。它并没有在县城，而是在离我家四十里以外的一个偏僻的山脚下，一出校门就是深不见底的山谷。我的老师们大都没有上过高中，除了一些刚来时做农民，后来改做老师的知青外，就是几个还没有来得及平反的右派。当时我的学习成绩并不好，数理化学得稀里糊涂，如果说考大学，那只能是天方夜谭。一年高中上完，我已经对上学没有了信心，开始厌学。有一次回家，我明确对父亲说我不想念书了，再念下去，也是白念。父亲也了解到我的窘境，知道我学习成绩稀松，但他还是坚定地说：
“不管咋样，你要把高中念下来。就算考不上大学，多识几个字也是好事！”
因为父亲不肯让步，我只好又背起干粮去学校。可我这时候的上学已经不是为了学习，完全是为了应付父亲。正在我苦闷彷徨的时候，班里一位同学从插队的天津知青口中获悉考大学可以考文科。文科就是不考物理化学，考历史地理。因为我从小就有阅读习惯，自然偏爱文科，于是就跟着这位同学一起学文科。老师在课上讲物理，我俩偷偷背历史。我知道自己文科也考不上，好呆图个喜欢。谁知瞎猫就抓住了死耗子，经过两年扑腾，我俩双双考入了自治区重点大学，在我们中学传为佳话。我之所以能够起死回生改变命运，全都是因了父亲在关键时候的那一份坚持！
父亲没念过书，但在教育孩子方面却非常有科学性。他经常给我讲古论今，意在对我有所启迪，怕我在人生道路上走歪。比如父亲经常说人永远不要做没理的事。他还举出周围他认为优秀的人做为榜样，激励我做一个有为的人。有时候还讲一些诚实、厚道、守信的人生道理，来教育我。出于对父亲的尊重，不管我想不想听，我都要做出专注的样子，听他讲完。久而久之，父亲为人处事的观念对我也产生了影响。这些朴素的道理对我以后的人生大有裨益。
我小时候的农村，没有书读。我最早知道的故事都是爹给我讲的。他搜肠刮肚把他所知道的故事都讲给我听。比如“胡延庆打擂”“薛仁贵征西”等等，至今我对这些故事还倒背如流。
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有两件小事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头一件事是我七八岁的时候发生的。有一次在城里工作的叔叔回到村里，他正要徒步到公社办一件事，恰好赶上生产队的一辆胶车也要去公社，叔叔就搭了顺车。这一幕被正在玩耍的我收入眼帘，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当着父母亲、哥哥和妹妹讲了这件事，然后说：“二叔就是有福气，他说要到公社办事，正好就碰上了顺车。”
母亲和哥哥都没说什么，冷不防父亲沉着脸说：
“坐个烂板子胶轱辘车就是有福？！”
父亲对我一向慈祥，这一次的严厉责备，令我猝不及防，我的脸当时就涨得通红。其实这句话确实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揣摩着当时人们的心思随便说了一句讨趣的话。二叔上世纪60年代末从农村参军，转业后，在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参加了工作，做了人民警察。这在村里自然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也是全村的光荣，在十里八乡无人不晓。村里人时常说起二叔来就说他有福气，命好。我满以为这句顺应大多数人意愿的话会讨人喜欢，没曾想遭到了父亲的冷峻回怼。这一幕一直记在我心里，长大后，时常想起来。我并据此得出两个教训：一个人说话不能人云亦云，尤其不要媚俗；说话要经过自己的思考，一个人对自己说的话要负责任！
第二件事发生在大概我十一二岁的时候。
那时候是七十年代初，家里非常穷。穷到家里时常连几块钱都没有，需要举债方能置办煤油火柴。一个孩子一年到头更是没有一块钱的零花钱。那时候大我六岁的哥哥已经在生产大队挑大渠了。我记得他们当时的名称叫“专业队”，他们挑的大渠叫“红旗渠”。挑大渠是苦力活儿，每天有几毛钱的补助。哥哥舍不得花补助，一直积攒到五元钱，装到兜里，还经常掏出来炫耀。这对一个孩子是多么大的诱惑啊！有一天趁哥哥不注意我把哥哥的钱偷了过来。哥哥当时丢了钱一定焦急万分，非常痛苦。大概是父亲和哥哥一合计，就猜到是我拿了钱。我只是个孩子，钱往哪里藏呢？很快就被他们人赃俱获。
父亲经常教育我们为人不能偷盗，不能做非法的事。按道理家里发生了这样的事，父亲是非要严厉教训我不可的。轻则责骂，重则捶打。可是我的家里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母亲和哥哥从未提钱的事，父亲还笑着逗我，对我比平时更加和蔼。事后我猜测这肯定是父亲和母亲、哥哥商量好了，甚至父亲还叮嘱他们，不让他们对我有任何责怪。我就这样度过了我的难堪时刻。这件令我羞惭的事情并没有在我心里留下阴影。父亲没有用简单的教育方式毁掉一个孩子的自尊，而是给了我更多的慈爱。
这件事令我对父亲感恩一生！
不是说孩子有叛逆心理吗？如果当时父亲要粗鲁一点，也许我就在家人面前再抬不起头来，或许我破罐子破摔。其实一个人做错了事情，最需要的是别人的原谅，而不是责备。父亲没有文化，没有学习过教育孩子的艺术，但他却有如此高超的处理这件事情的能力，令我这个读了大学的人，在成年之后仍然佩服不已。我自己为人父之后，在对待孩子方面自觉望尘莫及。
父亲在与母亲的相处上也体现出了极高的智慧。母亲非常善于勤俭持家，可脾气不好。父亲特别懂得谦让母亲，仿佛他读过《家庭和睦的秘诀》《如何让爱情保鲜》一类的书。因了父亲的缘故，我们兄妹三人，从小就拥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爹的前半生赶上了农业集体化时代，吃了很多苦也受了很多穷。所幸的是在他不到50岁的时候就赶上了改革开放，农村土地承包到户。他本是个辛勤的人，日子便一天天好起来。直到70多岁，父亲每年还亲自种植小麦和土豆，母亲养猪养鸡，每次我从呼和浩特回到老家探望他们，都能吃到父亲亲自收获的小麦白面和土豆粉条，每当我离去的时候，父母亲总要把最好的土豆和猪肉挑出来让我带走。
到80岁的时候爹不能再种大田，就在院子里种些蔬菜，每年秋天还不忘给我带上一捆大葱。
随着年龄的增加，爹的体力逐年下降。他种的大葱也不如前几年茁壮。妻子说：“从葱的变化上就看出咱爹的身体确实今不如昔了。”
是的，到85岁的时候，父亲只能坐在菜园里，勉强将小葱垅到地里。但他对种地仍然乐此不疲。
父亲和我最能谈得来，我理解父亲，父亲也理解我。工作后，我每次回后山探望父亲的时候，总要和他坐在一起。有时候聊天，有时候我们都不说话，只默默地坐着。这是我和父亲共同的享受，也算是天伦至乐了。夏天我开车回来，就带父亲一起到草原上，将父亲从车上搀扶下来，坐在草地上。我掏出专为他准备的香烟，给他点着，和他一起瞭望远处绿色的山包。
父亲70多岁的时候，我和妹妹带父亲和母亲去北京旅游了一次。这是父亲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旅游，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到北京。到了颐和园，我给父亲介绍说：“这是为慈禧庆祝60大寿而修的，花去白银上千万两。”
父亲听后愤愤地说：“她不顾天下黎民百姓的死活，只顾自己享受！”
过了80岁，父亲叮嘱我要常回来，从中可以窥见他对我回到他身边的渴望。每当我告别的时候，父亲总要坚持拄着拐杖随同母亲一起送我到大门口。哪怕是风吹得他摇摇晃晃。父亲那被风撩起的白发，悬挂着对我的牵挂与嘱托。我害怕有一天，当风再刮来的时候，我站在老屋门前，只看到杏花的空枝在风中摇曳……每当这时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
有时，我担心父亲孤寂，就安顿他说：“爹，你出去和人聊聊天。”
父亲摇摇头说：“还是自己呆着好。”其实找个能聊得来的人也绝非易事。这大概就是人的宿命，每一个人的人生注定都是一场独自的修行！父亲87岁的时候，我将父亲接到身边赡养，见他终日在家坐着，变得不愿讲话。他大概是把他要说的已经都说完了，不愿再说了，于是变得沉默。但从偶尔的对话中知道他的思维仍然保持着清晰。从中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内心变得更加孤独。
2022年父亲已经90岁了。10月，父亲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精神也恍恍惚惚，母亲又摔折了腿，我和妹妹照顾不过来，就把父亲送回了老家。11月22日，父亲无疾而终。
由于疫情的阻隔，我竟没能为父亲送终。父亲走得有些孤独，他走的时候只有老家的大哥和嫂子陪伴他，送了他最后一程。
我不知道他最后两个月都想了些什么。平时我和父亲时常交心，可在他临终的时候，我没能听到他留给我的遗言；他也没有得到我的慰籍。这是我终身的遗憾！
我也没能参加父亲的葬礼。我没有看见他老人家的遗容、棺木，没有给他披麻戴孝上香守灵，没有听见唢呐的喧闹和亲友们的哭泣，没有看到一铁锹一铁锹的土将父亲埋入地下。我宁愿把这些遗憾理解为是父亲怕我劳累，对我的最后体贴与护佑。
父亲走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少了一个最贴心的人！
因为父亲的远行，我对这个世界又少了一份留恋。
我觉出了父亲走后岁月留给我的孤独。我时常在孤独的时候会由衷地感叹：
父亲走了，在这个世界上我痛失一位最贴心的朋友！
写于2022年11月25日
作者简介：武连生，男，从事编辑工作三十多年，曾发表短篇小说、散文等数十篇。
编辑/陈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