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能在中国出版，让我感到非常荣幸。在全世界范围内，精神疾病至少占全球疾病总负担的12%，因此，世界各地的每一个社会都必须打破许多实现精神卫生保健的障碍。

我的曾祖父是一位精神科医生，我的祖父、父亲，还有我的妻子也都是精神科医生。尽管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是，他们共同教我懂得了，精神疾病是一种双重的疾病：首先是疾病本身，同时还有社会的负面判断。因此，健康专家和精神健康的倡导者们诲人不倦地不断告诫我们，治疗精神疾病的最大障碍就是污名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本书旨在讨论我们如何开始消除长期以来一直笼罩着精神疾病的耻辱感，驱散保密和沉默给精神疾病带来的阴影，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在这条路上继续前进。然而，什么是污名？它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污名的运作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环境使得它的一些成员深感耻辱，并将他们边缘化，因为他们的言行与社会所制定的理想背道而驰。这是一种社会机制，被用于惩罚一些社会成员与众不同的特点。污名现象来自于社会制定的理想形象，于是，它不仅会伤害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们，而且也会伤害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而被这个社会定义为特立独行的人们。在世界上的几乎每个社会中，种族、宗教、阶级和性取向的定式都是诸多污名成因中最为常见的因素，社会长期以其为准则，来歧视和边缘化偏离理想标准的人们。更有甚者的是，由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心中都内化了他们社会的价值观，于是，不符合这些理想的人们往往也会完全认可这种价值观，进而认为自己就是应该受到歧视。这个过程，学者们称为“自我污名”。

当然，每个社会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机制来制造和延续污名现象。在印度次大陆的部分地区，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可能会被视为有恶业，证明此人前辈做了不光彩的坏事。在我做过研究项目的韩国，如果家庭中有患有精神疾病和孤独症等发育障碍疾病的成员，整个家庭都会对外保密这一信息，因为，人们害怕污名化的过程会使人质疑患者整个家族血缘的健康。正如心理学家杨欣泽（Yang，Lawrence Hsin）关于中国的观点一样，污名化的力量来自于它威胁一个人道德地位的力量，使其受害者难以实现他们社会和经济的目标。他写道，“因此，对家庭的污名化可能会带来毁灭关系网群的威胁，即能够给个人和家庭提供支持、资源和生活机会的社交网络”。

欧洲和北美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来源于资本主义对于精神疾病的组织管理。19世纪早期的科学家们首次提出了一种理念，他们认为存在着那么一些极为明显的精神疾病，也就是说，存在着大脑的疾病，而它与人的整个身体的疾病是完全不同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理想的个人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一个依靠自己而不依赖于他人的独立劳动者。那些由于某种程度上的残疾而不能为资本主义制度提供生产力的人便会被关进收容院里。其他形式的歧视也是随处可见，比如，科学家们通过种族歧视性的术语错误地认为，世界上有些地区的人民更容易受到精神“异常”的传染。在整个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医生们却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普遍地指责父母给孩子带来了精神疾病。年幼的残疾儿童经常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家庭，而被送进国家开办的收容治疗机构。甚至，许多家庭会对朋友、家人和雇主保密，否认这些孩子的存在。

美国的历史学家们经常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年为“墨守成规的时代”(Age of

Conformity)，而就在这一时期，“正常”变成了人们向往的状态。这个字以前只是一个数学术语，意思是“平均值”“中等”等等。美国人想要遵循他们眼中传统的社会生活模式——它包括女性在家主持家务，男性外出赚钱养家，还有他们在圈着白色尖桩围栏的院子里玩耍的孩子们——并认为，这样就可以养育正常的孩子。结果，“不正常”便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强大工具，用以形成对于不合常规的人们的污名机制。然而，任何理念都是会发生变化的，因为社会在不断地变化着。比如，在19世纪末期，日本的医生们认为，抑郁症是一种标志，代表着在一个重视艺术、文学和过度沉思的社会中勇敢和默默忍受痛苦的美德。根据人类学家北中淳子的观点，抑郁症不仅是“常态的延伸”，而且还能正面地反映出，患者是一位坚强而深刻的思想者。然而，在20世纪的前十年，当欧洲关于将抑郁症定义为身体生物学上的疾病的科学文献在日本翻译出版时，日本医生和他们的患者便开始将抑郁症视为一种可怕的脑部疾病。医学界做出抑郁症的诊断，甚至就连“抑郁症”这个词的日常使用，也

都急剧减少了。

然而，在当今的日本，抑郁症还是又一次普遍出现了，因为人们再一次将它与社会意义联系起来。日本人越来越多地将抑郁症视为工作疲劳和现代生活压力带来的一种症状，比如照料年老的父母和在市场上的竞争。换句话说，每当社会回避为一些疾患承担责任的时候，比如，当我们将患有抑郁症的人视为大脑紊乱、性格软弱或脆弱时，我们就会加剧污名的伤害。而一旦社会承担起一些责任，我们就能减少污名现象的出现。

在很大程度上，在民权运动、残疾人权利倡导运动，以及在成年孤独症患者引领的神经多样性运动的推动下，世界各地的社会确实承担起了更多的责任，而“正常”也变得越来越像是一个古老而又过时的概念。我们都承认，是社会中的理念和机制使得人类间的不同成为在病理意义上的疾病和残疾，正如一位使用轮椅的人，只有当周围的环境中不存在轮椅坡道或电梯时才会成为残疾人一样。

今天，世界各地都在推动对于精神疾病和一般意义上的残疾的理解，并将它们的存在纳入典型人类的定义范畴中，同时重视人类广泛的人格差异。而且，因为我们正在开始理解多样性和包容性的作用，它们的贡献使我们能够建立更具创新性、更强大的社会和经济机制。我们正面对极为重大的变革，不仅打破了社会应保持永久同质特征的幻想，同时也摈弃了那么一种理念，即这种一以贯之的同质性是应该追求的目标。社交媒体平台也为这一过程做出了巨大贡献。关于世界各地精神疾病的高患病率和它的异质性的知识正在挑战将精神疾病视为道德障碍的陈词滥调，以及认为患有严重精神疾病和发育障碍的人可怕、行为无法预测或不可能过上有意义的社会和职业生活的陈旧观念。

现在，倡导者和患者们更加公开地谈论精神疾病，就像我在大学里的一位学生那样。他站在 300 名同学面前说：“我只是想让大家都知道，我患有妥瑞症。我可能会突然说出让你们感到惊讶或震惊的话，因为那属于我的症状。”就在那一瞬间，同学们顿时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他们不再将他看作一个怪异或令人费解的人，而是能够在一个架构中理解他的与众不同，因为大家在高中的课程中都学到过关于妥瑞症的知识。这位同学的开放态度，以及他按照自己希望被定义的方式来定义自己努力，解除了那些可能对他进行污名伤害的人的武装。这使得他能够更加专注于自己的学业，而不是自己的残疾。

如今，社会名流也乐于公开地大声谈论他们与精神疾病做斗争的经验，向我们表明，无论一个人多么富有，具有多么高的精英程度或在其他方面多么成功，没有人可以产生对精神疾病的免疫力。尽管，无论在哪个国家，大多数精神疾病的患者仍未得到治疗——这仍然是无法推翻的事实，但是，还是有越来越多的患者得到了治疗和护理，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精神科专业的职业培训，能够帮助这些患者。鉴于几乎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在他们生命中的某个时刻经历精神疾病的困扰这一事实，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良性发展。孤独症是本书中的一个重点，也是近年来人们努力消除污名现象的一个契机。以前那种认为孤独症患者为男性、不通过语言交流、具有智力障碍、自残、冷漠而无热情、没有参加任何社交互动的能力的看法，现在让位给新的理解，即：孤独症是一系列不同状况、诸多优势和缺陷的组合。孤独症被重新定义为具备可能性而不是局限性，定义为具有社会性而不是术语字面所表示的自我中心主义。

这种对于人性的新的观察方式与宽容或慷慨无关，我们并不是要将精神疾病看作正常状态，甚至宣称不应治疗心理困扰。它也不仅仅是关于社会“包容性”的观察；不仅仅是从功利的角度来评价人们的身体功能，他们能够做什么和他们想做什么。残疾人的价值不应该用功利主义的标准来衡量，也不应该根据他们能够融入社会的程度来判断，或者考量他们的残疾状态在多大程度上不会给非残疾人带来不便。

这种对于人性的新的观察方式推动着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对于成功因素的期待：是什么构建了成功和接受成功的不同形式，而不是仅仅只是追求独立自主和高效生产所带来的成功。比如，一个人在工作中的适应能力，做志愿者的工作，做非全职性的工作，或是在大多数从业人士都不太可能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艺术领域工作。这种新的视角也更加重视来自不同的背景、抱有不同观点和具备不同能力的人们为我们社会和经济的整体健康所作出的贡献。今天，最大的私营企业的管理者也都明白，多样性会带来创造力和创新思想，而同质性只会导致发展的停滞。

世俗思想认为，污名化是作为人类的我们进化出来的。它是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能够保护我们避免危险。然而，我们却有着非常多的原因，来拒绝这种过于简单化的思维模式。首先，残疾，无论是孤独症、耳聋，还是智力发展障碍，全都不具有危险性；患有抑郁症、焦虑症、饮食障碍，以及很多其他精神疾病的患者也并不具有暴力倾向。实际上，患有严重精神疾病患者，如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则更有可能成为犯罪行为的受害者而不是罪犯。其次，并没有证据表明我们自身的“硬件”中已经注定了我们会排斥任何特定种类的人，或者创造任何种类的歧视机制，而使别人感到羞耻。这一切都是社会机制造成的，并不是自然进化的。因此，只要我们能接受这一事实，也就是说，是社会创造了污名伤害，那么，我们就可以赋予自己放弃它的权力。因为，如果污名机制并不是我们人类的天性，那么我们就可以改变它。如果污名现象的发生过程是我们在我们的社区中学会的，那么我们就能够改变我们社区环境中潜移默化的“教育”内容。

来源：中信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