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杭州一企业职工王菲菲怀孕后，并没在第一时间与公司同事分享喜讯，而是选择隐瞒。“之前有同事因为怀孕，绩效全被扣了，所以能瞒尽量瞒，等年底评过绩效后再说。”近年来，越来越多职场女性像王菲菲一样，在怀孕后的最初几个月选择隐瞒已孕情况，“隐孕”已成为女性的一种不得已的职场生存策略。（2月27日《工人日报》）

无论是衣服尽量穿宽松一些，还是工作时尽量表现得像往常一样， “隐孕”说到底就是一种权利焦虑下的印象管理。担心被降薪、辞退、影响试用期转正、升职加薪等，让不少孕期职场女性顾虑重重，被焦虑所裹挟。为了不让怀孕被他人发现和捕捉到，她们千方百计地进行“伪装”，以营造出一个没有怀孕的“镜中我”，直到纸包不住火了才和盘托出。

在理性选择深入人心的当下，究竟隐孕还是不隐孕，当事人往往会进行反复的权衡与考量。如果能够得到公正、平等的对待乃至“温柔相待”，孕期职场女性自然有开诚布公的底气与勇气。基于先例的“惯性联想”，让部分女职工不敢以身试险；千方百计、竭尽全力去“隐孕”，成为一种无奈的“次优选择”。

那些“隐孕”的女职工，不仅承受着“隐”的压力，也承受着精神上的痛苦。 “隐孕”让一些女职工背负着道德包袱，认为这样会给企业增加用工成本与管理负担；她们还担心自己会被贴上不诚信、弄虚作假的标签，遭遇形形色色的污名化与社会排斥。实际上，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生育信息属于个人隐私，是否告诉用人单位怀孕，劳动者享有自主权；“隐孕”没有原罪，女职工不会因“隐孕”而低人一等。

这是一种尴尬的现实，这也是一种纠结的处境。“隐孕”固然能够避免女职工遭遇不公平的对待，却也可能导致相应劳动保护权益的缺位，还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风险。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用人单位安排女职工从事高处作业、低温作业、冷水作业等孕期禁忌劳动，可能会危及孕妇和胎儿安全。

减少“隐孕”现象，关键在于营造生育友好型职场环境。只有通过“制度补血”的方式，让女职工生育成本由公共部门、用人单位和个体共同承担，才会提升企业对“隐孕”的包容度与接纳度。只有将制度护佑与人文关怀有机结合起来，“隐孕”女职工才能消除难言之“隐”，积极、主动地向企业告知生育信息。

用人单位并非一个空洞的、抽象的符号，而是由一个又一个生动鲜活的个体组成。那些优秀的企业，通常离不开企业与员工的双向奔赴。企业传递的善意和温暖，孕期女职工不仅接受得到，也会提升她们对企业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从而提升对企业的忠诚度和工作绩效。从这个角度上说，给予孕期女职工足够的尊重与善待，表面上是一种“亏本生意”，实际上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文/杨朝清

图源/视觉中国

编辑/王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