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诞生以来，对于它的读解，吸引了不同群落的人。除了文学家不断谈论它，该作品对于美术界、哲学界的辐射力，也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我们在吴冠中、赵延年、裘沙等人的画作中，分明读出鲁迅夫子的某些底色。20世纪20年代，哲学家张申府就模仿《野草》的文体泼墨为文，他是维特根斯坦作品的译者，知道鲁迅的辞章方式，也恰是维特根斯坦欣赏的一种，彼此有相近的地方。张申府认为五四后，鲁迅是最有影响的思想者，他是将其许多作品，当作哲学文本来阅读的。
鲁迅的文体很难用现成的概念论之，在西方理论中可对应的，或许属于当今学者所云“毕达哥拉斯文体”的一种，它的去向无踪，界限模糊，向四面敞开而行迹莫测。海德格尔也很敬佩西洋作家中这类表达，觉得是对于西方世界崇仰的罗格斯的颠覆，而闪光的思想，可能就是在这种表达里出现的。鲁迅以自己的天赋，触摸到了精神的这一领域，小说、杂文的写作里其实已经超越了感觉阈限，而集中体现其审美内力的作品，无疑正是那本薄薄的《野草》。
许多年来人们聚焦《野草》，大概因为内中有鲁迅最为耀目的光点，其文本造成了一个迷宫。他的作品往往是这样，所行愈远，诗风愈清；所进日深，则悖论愈广。可谓静水深流，风波暗转，承担着苦楚的片刻，有限性的难题却折射出无限性的突围之思。这是极个别的古人曾有的感受，不妨说，苏格拉底与墨子的悖论之语，在其文本获得了现代性的表达。
阎晶明《箭正离弦：〈野草〉全景观》是试图重返这迷宫的一次尝试。此书看出作者的用心，也有诗的温婉之感。与高校的流行的风格不同，作者延续了老一代学人敏于辞、慎于言、诚于意的传统，仿佛是树下闲谈，娓娓道来里，点出鲁迅文本的指涉。又从所含精神元素探讨鲁迅精神与中外艺术之关联，作者以此也隐含了对于当下粗俗文风的拒绝和反省，写作此书，我猜想是作者从日益泛滥的语言泡沫里逃逸出来，寻觅精神绿地的一种选择。
从文本、本事、接受史等层面着手思考鲁迅世界迷人的一隅，阎晶明有自己特别的笔致。他的写作充满着天然的感受力，阅读心绪和历史的陈影叠加在一起，像似学人笔记，也如内心独白，将远去的文本拽回到身边，亲切、自然，好奇里的打量和辨析里的惬意都有，让读者分享了自己的生命体验。这样的书，多了一份作家的感觉，没有正襟危坐的气味，也如同读到了一本思想漫步的散文，看得出诗意内的精神之风在悄然流动。
读过《野草》的人，常常惊讶于那造语的奇幻和意象的诡异，仿佛是天外来客，要绘其行踪则难矣。阎晶明意识到了这种挑战，他的方法并不复杂，忠实于阅读感受，弄清周边的背景，小心翼翼画出作家精神的轨迹和文字后的历史之影。具体说来不过三点，一是知识点聚焦，看那作品布置了什么典故，什么书籍影响了先生；二是精神品格的理解，即其世界中超俗的韵致，精神攀援到了什么地方；三是语言的深悟，对于辞章的特征作一种大致的归纳，寻找进入其世界的入口。这些来自阅读的感受，在知识论层面又反转成一种精神哲学般的凝视。除了这种鉴赏中的美学外，还有着史料考据与梳理，这使他的论述不是在空中的舞蹈，而是植根于历史的土壤里，在坚实的耕耘中，犁出一道道思想的图案。
罗素谈到尼采时说：“他爱以逆理悖论的方式发表意见，目的是让守旧的读者们震惊。他的作法是，按照通常涵义来使用善、恶二字，然后讲他是喜欢恶而不喜欢善的”[1]。这也告诉我们，描述这类人物需要有一种非世俗化的语言。对于研究尼采与鲁迅这类作家的人，这是必备的功夫。不过无论是尼采还是鲁迅，知识与审美是以不规则的方式被敞开的。在最为清晰的地方，原藏有扑朔迷离的意象，而那意象，是搅碎了知识的体态后以流动的方式与我们见面的。在阅读《野草》时，我们会发现作者省略了什么，但又埋藏了许多难以察觉的副文本。阎晶明将此看成“文史典籍的散布”，那就看到了知识背景的存在。由此探寻精神里的隐秘，都不无帮助作用。
比如在《我的失恋》一诗，背后就是东汉张衡《四愁诗》，这古诗被借用和模拟后生出了另一种意象。鲁迅的幽默之语，即使对于古人的戏仿，也是一种陌生化的创造。再比如《复仇（其二）》，是改写《新约全书》的《马可福音》部分，作品篇幅不长，却含着另一层意味。“不是要重复一个宗教故事，他强化了由戏弄开始的一切残忍行为”[2]。而《腊叶》牵扯出《雁门集》，《好的故事》讲到了《初学记》，《死后》涉及了《公羊传》，这些都是古老的幽魂的一种。鲁迅文本背后的复杂之音缭绕，也使作品疏散出异样的气息。每一篇作品，除了现实感受，还有不少古代文气和域外的诗意的东西。尼采与托尔斯泰的一些意象，也可以在《野草》中见到。读解这样的作品，需要看到这些内隐的材料。“这些资料虽无法成为打开理解《野草》的一个窗口，但也不能说没有启人之处”[3]。中国研究国学的人有许多轻蔑鲁迅的学问，他们不知道，在诸多作品里，鲁夫子掩藏了许多学识，那些古老的文献在诗文里以碎片的方式嵌入词语的旁边，以至不太易被人察觉。如果研究鲁迅国学基础，这些文本里的遗存，都值得思之又思。
精神品格的理解，在鲁迅研究者那里是必做的工作。凡是深浸于《野草》文本的人，都惊讶于思想的盘绕，有人将其看成哲学的闪光，有的则觉得是现代主义诗的盘诘。阎晶明从文本的意象与精神色调里，重点梳理了《野草》与域外文学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关于存在主义的部分，所述之处多见异彩，一些视点是过去被忽视的。1919年鲁迅《自言自语》里的那篇《古城》，在阎晶明看来是与克尔凯郭尔的《末日的欢呼》相近的，从气质中看，鲁迅与域外存在主义和现代主义诗人有许多相近的地方。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波德莱尔都是被鲁迅注意过的作家，而彼此文本的对照里，流韵的相似，让我们想起知识分子曾有的共同的话题。在精神链条断裂的地方，探索者拥有了一种新路的可能。而这种可能首先表现在思想的突围之中。
日本学者在讨论《野草》时，也习惯于勾勒鲁迅气质背后的存在，丸尾常喜等在鲁迅的阅读史里寻觅了许多东西。而欧美研究人员则发现了俄国作家对于鲁迅的影响，一些对照性研究也说明了一些问题。有意思的是，宗教研究者则于此体会到了对于佛经的借用，像徐梵澄对《野草》内的印度意象的改造的观点，都是本于辞章的，没有浮夸之谈。其实，在《野草》那里，精神是洞开的，古中国古老的幽魂和域外现代主义的灵光都有，鲁迅吸收的东西甚广，而又揉进了诸多自己心绪里的东西。它的迷人之处，与此是大有关系的。
一般来说，对于鲁迅语言的体悟，是最难表达的。它有着原始的混沌，但又多了神异之气的召唤，这些都在平静里得以叙述，不是高蹈的铺陈，也非学究的烂调，而是经过世间风雨后的纯净的冷观与幽思。阎晶明对于《野草》的语言把握属于自己的体味，传统感悟的述说方式显得颇为亲切。在《野草》的句子里，他发现有一种“对立”的元素，从中感到了内在的张力。他还注意到“叠加”的句式，好像是一种重复，实则是一种强调与加重性表达。由此，又能够体味到“急促感很强的递进”，思想就指向了幽深之处。而让阎晶明震惊的是那些“回转”的句子，真的扭动了世界的图示，而心灵也随之舞蹈。文学之美，就是语言之美，我们在古代诗文里，可曾看过这样的辞章？在今天作家的笔墨里，也很少遇见如此的妙文。阎晶明叹道：
假如把《野草》的文学语言比喻成一条宽阔的大河甚至大海，“对立”就是“快艇激起的浪花”；“叠加”就是弄潮儿的身姿；“递进”就是流水的湍急向前，似有摧枯拉朽之势，急促而又逼仄；“回转”就是湍急跃进中形成的漩涡，惊险而有“颤动”感，就如同《颓败线的颤动》里描写的：“惟有颤动，辐射若太阳光，使空中的波涛立刻回旋，如遭飓风，汹涌奔腾于无边的荒野”。于此相关，阅读《野草》，鉴赏《野草》的语言，就是一次海上的冲浪，或河中险滩的漂流，惊险、刺激又是难得的享受。[4]
读解这类变化莫测的语言，如果过度沉浸在快慰里，会将文本的读解空幻化。阎晶明一再把神思拉回到现实，但又不作过实的解析，而是从现实关系里，看文章诞生的环境与时代风气。这就把其视野拓展到了历史的广阔天地里。比如从作品看20年代的北京社会，就有不少话题。而对于故乡绍兴的记忆，现实世相，日常实物，中外文史典籍等，增加了作品的维度。还有出版与传播，都是有意思的现象。鲁迅何以为鲁迅，从中都可以得出某些心得。
我们的作者写这本书，在文体与章法上，也在向鲁迅致敬。他模糊了学术文章与散文的界限，考据与玄想的界限。性之所至，理亦随之，情也散出。书中对于鲁迅与古文间的联系着墨不多，不是对文本全景式扫描，自然会遗漏一些话题，不过面面俱到也恰是作者要警惕的地方，因为走进鲁迅的世界，可能性有多种多样。我感兴趣的是作者无意中对于自己心绪的揭示，放弃了先验的概念，在词语的穿梭间，内心的起伏之状，惊异与释然之感，历历在目。这也是与鲁迅夫子的默默对话，是心与心的印证，也系词与词间的盘诘。随着鲁迅飞向辽远的地方，我们不再担心会久久地趴在地下。
许多年来，人们对于《野草》本事，颇为迷恋，猜谜与演绎者都有，以至出现了许多歧义。《箭正离弦：〈野草〉全景观》也带有某些考据癖。在背景文献辨析上，也很用力。我们的作者并不满意于体悟式的表达。对于史料的勾勒和整理，也是其研究的重要一翼。作者拒绝没有根据的假说，对于印本源流，辑佚、校勘都很留意，在资料里去伪存真，小心求证，看得出用力甚勤。以往的经验表明，对于鲁迅文本仅仅停留在感悟的基础上，可能流于空泛。本事与文字后的未曾显现的存在，对于认识作家，更为重要。文献学的修养，在现代文学中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
《野草》的文章多在《语丝》周刊上发表，周作人恰是周刊负责人。鲁迅的文字多个体生命的内醒，在还没有与章士钊与现代评论派冲突时，有一个精神宁静的时期，关注于己身的力度就多了。但当他卷入论战之后，宁静的心多了战士的锐气，虽然残留着一丝颓废之感，但对于世界不妥协的样子，是越发浓烈起来。我们知道，他一直是直面社会的，有时候精神极度的紧张。而《野草》里的文字，是既冷视自己，也笑看天下。周作人对于此，深解一二。阎晶明注意到，周氏兄弟分手后，彼此在公众场合没有什么交往，而文字还是有所交织的，不过周作人有时候冷冷地面对兄长的文字，偶有涉猎，则是一番不恭的口吻。阎晶明从周刊的不同文章与人际关系中，发现了周氏兄弟之间的微妙关系，对于人情世故的把握，都恰到好处。《当〈野草〉在〈语丝〉频频遇上“周作人”》一节，叙述的分寸里有理解的分寸，谨慎的陈述与大胆的判断都有，也带着回味无穷的意味。研究这个时期的鲁迅文字，不能不提周作人，这是对的。周作人在《语丝》上的文章都还博学、儒雅的样子，鲁迅却厌恶此类的趣味，向着险境和无路之途滑动。只有进入无词的言语，方能找到自己所往之地。而身边的语言，无疑都被污染了。《野草》的短文既是对于北京古老背景的消解，也是对于周边文人的疏离。从人际关系看作品的生成，不无启发之处。卫俊秀、李何林、孙玉石等人的书籍曾有过类似的描述，旨在点明思想与审美之径。阎晶明沿着此路，将线条描述得更为清楚了。
不过，本事与审美之间，并非一一对应，把握好此类问题，需要有文献的梳理能力。阎晶明在日本学者秋吉收那里看到过于落实的思维，便感叹对于文学作品诞生的生硬理解的偏差。比如对于鲁迅是否借鉴了徐玉诺的问题，秋吉收认为是显而易见的。但阎晶明却通过层层考据，驳斥了对方的观点。“比起一般的以讹传讹和八卦式玩笑，这种看似严谨的学术面目一旦被人认可，那不但是对具体事件，更是对鲁迅形象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价造成复杂影响，所以必须澄清”[5]。在文本研究中，过分的索引和过度阐释，都有问题。《野草》分析与研究，考验着研究者处理诗与史，虚与实的能力。后世之人看鲁夫子的言与行，不得其妙者多多的。原因是没有反逻辑的精神高蹈。过于虚和过于实，都可能凌迟了那文本的要义。
研究鲁迅的学者多曾感叹，单一的知识结构影响了对于经典的判断。有一段时间，鲁迅研究队伍太拘泥于鲁迅本身，对于域外与当代文学关心甚少。研究者应当对于现代主义、写实精神、哲学、金石学、考古学与历史学都有所涉猎。鲁迅作品里有诸多未显露的内容，细细考察，都有深思之处。阎晶明最初研究鲁迅，后来介入当代文学批评，自然就多了不同的背景，像他对于王小波、莫言的研究，都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带着时代感重返鲁迅，就有了不同的维度。在大量对比里，可以得知高下，明白宽窄，懂得深浅。所以，鲁迅研究是文学史研究的一环。他的前面的风景，与后面的遗风，连起来都构成认识经典的参照。《野草》之后，在辞章上有着深远之意的文本有限。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通过阅读，也可以反省自己的不足。
的确，只有新旧对比的人，才知道在经典面前，我们缺失了什么。阎晶明在书中所说，对于《野草》的解读，是没有终点的阐释，自己要表达的，与已表达的，还有距离。这是研究鲁迅的人都有的感叹，想想我自己的经验，也是如此。在面对鲁迅文字时，就一直摆脱不了一种无力感，虽然无力，却不断被先生所激励、吸引，沿着那词语的河流一点点游去。常常的感觉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亮亮的存在，但却得它不到。好像被什么把自己绊住了。维特根斯坦说：
如果你想看到整个文化的史诗描写，你得去看看它最伟大的人物的作品。文化只有处在可预见其没落的那个时刻，这些作品才得以创作出来，因为以后将不会再有人去描述它了。所以，它只能以先知隐晦的语言记录下来，只为极少数人真正领悟到，这一点也不奇怪。[6]
上述的话说得似乎有些过头，甚至有点宿命的感觉。回望过去的历史，真的伟大的思想者与文学家是与世间近的，但有时候想想，我们真的熟知那些人么？百年来，鲁迅的传播史，有过不同的色调，反思起来看，也多有值得镜鉴的地方。这是真的，鲁迅是中国读书人最熟悉的，但又最陌生的人，我们对于许多文本的思考，还难以尽善尽美，无数研究者在那遗产面前的谦逊的态度已经说明，文本之谜与存在的现象之谜一样，永远吸引着人们不断面对着它，读解经典的过程，也是自我生长的过程。如此说来，一切曾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注释·
[1][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14页。
[2][3][4][5]阎晶明：《箭正离弦：〈野草〉全景观》，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63、81、112、241页。
[6][英]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笔记》，许志强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本文原载于《鲁迅研究月刊》2022年第11期
编辑/陈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