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杭州段

明清时期，全国著名的工商业发达地区有30多个，包括顺天（北京）、镇江、苏州、松江、淮安、扬州、济宁、德州、临清等。尤其是天津，到了明代中期，四方物资云集，商品经济飞跃发展，人口急剧增长，成为北方的商业重地。

临清，位于会通河与卫河交汇处，为南北交通第一要津，一跃成为区域性商业贸易中心。济宁，地处济州河与中运河交汇处，为大运河中枢，被称为“南北咽喉、子午要冲，闽、广、吴、越之商贸者鳞萃而猥集”。

此外，运河沿线还出现了一大批规模较大、人口较多的工商业繁盛市镇。

一条改变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之河。运河的开放性、人口的流动性，打破了北宋以前中国大、小区域都是封建统治者的政治中心，政治功能居于第一位，统治阶级是区域主要居民，工商业处于边缘化的社会状态。随之，运河沿线的市镇数量、规模、密度等迅猛增长。

在运河沿线，城市构造逐步显现，大量河工、船户、水手、搬运工人、官僚、衙役、军兵、商贾、僧道等仕、商、工、劳等不同社会阶层相继出现，城市经济迈上快速发展轨道。

沿线民众谋生手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带来了中国以城、乡二元结构为主的大变革，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以农耕为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社会结构。随之，带来了中国社会生活样态的大发展和文明新景象。

元忽必烈所建元朝，在广袤的境内大规模修建大运河等交通网络，不仅大大促进了以京师为中心的各地政治、经济的密切联系，而且有力促进和改变了帝国的社会结构。元王礼《麟原文集》中，有关于“四海为家”“无此疆彼界”“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的记载。在如此开放的环境下，来自中原、北方、南方、边疆以及中亚、东欧、南亚等地区的国内外人员大交流、大融合，大大促进了汉、辽、金、夏以及伊斯兰、拜占庭、佛教等地的文化交融，加深了社会风俗和生活方式的融通。

淮安，居南北交通要冲，为水运枢纽之漕运码头，逐步发展成为“漂浮在水面上的工商业城市”。在淮安河的下一带，还集聚了大量的外籍商人，形成了颇为壮观的国际化集镇。

作为南北“水陆咽喉”的临清，已发展成以工商业从业者为主要人口的城市。天津，“其人多煮海，秦晋诸豪，趋利如婺”，城市人口中五方杂处，商人、手工业者、船工、纤夫、漕夫和兵丁等成为主要群体。

北京是明、清两代的政治中心，是官吏权贵最多的城市。随着工商业兴盛，北京城市人口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商人、手工业者已占大多数。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势头，地域性的商帮如徽商、晋商、闽商、吴越商、江右商、粤商等足迹遍布，商人植根于农业的社会经济结构开始松解，商业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清以后，工业、金融等产业力量源源不断随大运河奔涌，中国几千年的小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式受到重大冲击。

在运河沿线的大、中、小城市群中，还居住着许多豪强世族和文人绅士、特殊职业者、无业游民等多阶层人群，社会职业和民众生活趋于多样化、多元化、复杂化，呈现出五彩纷呈的新型社会景观。

大哉造化赋风骨。“仰望碧天际，俯瞰绿水滨。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亲”——用晋王羲之五言诗表达运河的造化之工，揭示“寓目理自陈”的“万殊”和“无非亲”的至深宇宙生机，最适合不过了。

鬼斧神工夺心魄。京杭大运河纵贯大半个中国，所经过的地形地质条件复杂。首先，运河所处的南方和北方，地形、地貌、地质差异大。其次，南段位于水乡地带，河道纵横，湖泊密布，常有水患之灾；北段位于丘陵山地，高低起伏，深受缺水之苦。再次，京杭大运河横穿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河流，不仅有水位控制、解决行船艰涩等问题，而且河口常常发生淤积，特别是黄河，善淤、善决、善徙，常常泛滥成灾，殃及运河的日常通行。

对此，中国古代的能工巧匠们，发挥出超人的才智，在开凿、引水、调水、过船等技术上别具一格、天然妙造，体现出当时最高的世界水平。著名英籍科学史家李约瑟撰著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通过丰富的史料提到最重要的9项原创性水工技术，有7项是大运河创行的。

在河道技术上，根据运河和自然的河流地形、地貌进行设计，解决运河的高程和水流等复杂问题，至明清时，河道技术已有明确的标准。

在船闸技术上，南北朝时发明了“斗门”，唐李白有诗云“海水落斗门，潮平见沙”。北宋充分利用运河水源，发明了复式闸门，组成可泄、可引、可蓄的运河船闸体系，在世界上最先运用船闸技术解决运河水位落差和船舶通航。据记载，中国发明复式船闸比欧洲早了400年。

文/楚建锋（教师、杂文家）

图源/视觉中国

编辑/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