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普通老百姓都对岳飞壮志未酬、身陷囹圄的悲剧性结局抱以深切同情，体现在戏曲、小说作品里的情感就十分具有代表性，比如有人不惜彻底改写历史，将岳飞故事的结局一变而为岳飞父子未曾蒙难，最后竟收复汴梁，攻破黄龙府﹝2﹞，最终将其上升为“还我河山”式的文本政治符号。在南宋孝宗和宁宗二帝对金政策从和谈转趋强硬的政策转向中，朝廷就追谥岳飞“武穆”、追封其“鄂王”，为之平反，代表着官方意志与下层意愿的悄然合流。可见在历史人物演变为文学形象不断经典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受到人们美好愿望与政治诉求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朝堂之上所主导的意识形态的干预，上行下效，很自然地就被重构成为一个艺术典型，一个胡适说的“箭垛式的人物”﹝3﹞。
南宋 刘松年《中兴四将图》岳飞
据《历代神仙通鉴》叙，宋徽宗时，相州汤阴岳和妻姚氏有娠昼寝，梦见一铁甲丈夫入曰：“汉翼德，当住此。”﹝4﹞即是说岳飞乃是张飞转世。关于岳武穆为张飞或神人转世的说法，一直广有流传。在明人小说《列仙全传》中说到，宋政和年间吕洞宾帮助皇帝捉鬼，特召金甲丈夫现身，竟为真君关羽。皇帝问及张飞何在，羽遂言张飞如今“已为陛下生于相州岳家矣”﹝5﹞。在清代短篇小说集《西湖佳话》中也说到岳母分娩时，梦见一金甲红袍身长丈余的将军走进门来，大声道：“我是汉朝张翼德也，今暂到汝家。”﹝6﹞更如流传广泛的清人说部《说岳全传》中，因为佛祖身边的大鹏鸟啄死了女星官，被如来罚入凡尘转世轮回，后转世投胎到了河南相州一户员外家庭，其人正是岳飞﹝7﹞。这些神话传说在民间口口相传，风行不已。凡此种种，皆为岳飞形象在民间文化“小传统”中的真实反映。
除了民间神话传说之外，正史与雅文学的作者文士也参与到了岳飞的形象建构中，表明代表精英叙事的“大传统”同样显示出这一情感趋向。相传为岳飞手书的“还我河山”石刻，根据张政烺在《岳飞“还我河山”拓本辨伪》一文中的精审考证，其实此四字出自民国八年（1919）童世亨的《中国形势一览图》增修十四版。张政烺说：“我曾见过古往今来著录石刻文字的书无数，和碑帖铺打交道已五十年，所见拓本成千上万，内中曾见伪造的岳飞书《前后出师表》的各地刻本。但是没有岳飞‘还我河山’四字的拓本。可以肯定地说，‘还我河山’石刻二十世纪以前不曾有过。”﹝8﹞确定了这是一个建构过程。又如“岳母刺字”这一在《说岳全传》中大肆渲染的刻画，同样史源堪忧。纵观有宋一代史籍，此说并无切实出处，惟见岳飞子岳霖、孙岳珂两代人“毕其心力”搜集父祖遗文事状撰成的《金佗粹编》、《鄂王行实编年》等书彰功辩冤的正面记载中。在《鄂王行实编年》中看到：“绍兴三年(1133)九月，岳飞因剿寇有功，高宗赐宸翰于旗上，曰‘精忠岳飞’，令先师行之次建之。”﹝9﹞直到元朝脱脱修纂《宋史》，其中《何铸传》和《岳飞传》多依《鄂王行实编年》，才有“尽忠报国”刺字的记载﹝10﹞，其说流行，正在小说通行之后。
清石刻《后出师表》（伪）岳飞款识
又如世传南阳卧龙岗岳飞手书武侯《出师表》石刻，上有“绍兴戊午年秋岳飞识”草书跋语，笔法飞腾，苍劲峻拔，堪称卧龙一景，可最早出现却在明代，联系到岳飞本出身行伍，忙于行军打仗，并不以书法闻名，所以历来备受争议﹝11﹞。岳珂当年也并没有提及与此有关的任何信息。即便是岳飞生平最为人传颂的大战兀朮的朱仙镇大捷，其实亦为岳珂在《金佗粹编》和《续编》中精心编造、子虚乌有之事，此后更为小说家敷衍流传。宋史泰斗邓广铭早有专文揭之﹝12﹞。实际上，岳飞距朱仙镇尚有四十五里时已班师南旋。李裕民亦有专文指出岳珂在《金佗粹编》和《续编》中加工、夸大之处甚多，包括参战金兵人数、死伤人数、岳家军人数（并非十万）、岳飞由未参战到参战（郾城之战）、颍昌之战的战绩等﹝13﹞。为了使岳飞形象高大完美，岳珂在记述中肆意拔高，前后矛盾之处不胜枚举。
由上可知，不管是民间“小传统”，还是精英“大传统”，对事件的书写都未逃过主观情感因素的左右，有关岳飞形象的演变随着阐释与建构的介入已成为一个层累的文化符码。因此，世传《满江红》一词是否是岳飞所作，也就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三百多年的文献断层始终是最大的疑点，必要用实证精神继续叩问之。三百余年间，撰诗话、词话者罕言其文采，金石学家们则不愿考校其碑文（此词较早见于碑刻）拓本，按照梁启超古书辨伪法第六法：“后人说某书出现于某时，而那时人并未看见那书，从这上可断定那书是伪。”﹝14﹞以此观之，此词自当在怀疑之中。由于“求真”始终是学术范畴内最重要的考量，考察岳飞形象在后世被“重构”、“经典化”的过程，进一步体会其背后文学阐释、阅读经历的发生机制、历史成因，在文学史上亦具重要意义。
证伪：《满江红》作者非为岳飞
《满江红》（怒发冲冠）词作者之真伪的辩争，历时漫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余嘉锡率先提出《满江红》真伪问题﹝15﹞，为何此作三百多年来不见流传？之后半个世纪，词作真伪就成了文史学界争论不休的一段公案。概言之，所有论争要皆分为“证真派”和“辨伪派”两大阵营。“证真派”的代表人物：唐圭璋、程千帆、姚雪垠、邓广铭、王曾瑜、王瑞来、缪钺、周汝昌等；“辨伪派”的代表人物：余嘉锡、夏承焘、钱锺书、饶宗颐、刘子健、张政烺、杨镰等。对阵双方可谓旗鼓相当，词学宗师、文史巨匠都一一出手。孰是孰非？从情感上来说，岳飞作为一个经典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但“求真”始终是考证的根本目的，正如余嘉锡所说：“考证之学之于古书也，但欲考其文之真伪，不必问其理之是非。疑之而其词不因我而废，听其流行可矣。”﹝16﹞其言自是。
于右任书《满江红》
早在1964年，饶宗颐就撰《贺兰山与满江红》﹝17﹞一文，对这首词在明代出现的时间轨迹作过梳理。《满江红》首次出现于载籍并以岳飞署名，是从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袁纯《精忠录》开始——这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文献来源。袁纯，典汤阴教谕，编辑此书的年代大概在1451、1452年，书成则在1455年。如这个时间轨迹没有问题，《满江红》之撰作至少应在景泰六年（1455）或者二年（1451）之前。这就与继余嘉锡之后扛起证伪大旗的夏承焘所力主的明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变”后“明人发愤而作说”时间上正好接榫，二者相距仅三、五年，换言之，这当是一首应时而作的时政词、悲愤诗。
“辨伪派”的主张，目前的主要思路及观点有三：
1.此词宋、元三百年不见载籍，突然在“土木堡之变”后的明代中叶出现（余嘉锡、夏承焘等）。
2.此词受到元杂剧《东窗记》的影响，在明初经元杂剧唱词“怒发冲冠”等改编而成（王霞等）。
3.此词杂糅了前人词作如宋词、元曲等相关词作句法，在明代中叶另行创作而成（钱锺书等）。
第一种看法，夏承焘认为作者是王越或其幕府文士，已被后人推翻，不须论矣﹝18﹞。
第二种看法，王霞等人提出，尤具代表意义。王霞在其《岳飞作〈满江红〉词“新证”辨析》一文中指出《满江红》词是借鉴、改写了〔女冠子〕的唱词创作完成。传统文学经典的成型其实一直是这样一个漫长的层累过程，此词亦应作如是观。元杂剧《岳飞破虏东窗记》（简称《东窗记》）的〔女冠子〕唱词为：“怒发冲冠，丹心贯日，仰天怀抱激烈。功成汗马，枕戈眠月，杀金酋伏首，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言愁绝，待把山河重整，那时朝金阙。”﹝19﹞这就是《满江红》词所本来源之一。《东窗记》明显带有明人的风格，系明人改编本﹝20﹞，故而王曾瑜所论《东窗词》抄袭《满江红》的说法﹝21﹞确如王霞所论，是“本末倒置”﹝22﹞。唱词本身与世传版本如此不同，很大可能只是草创，而后出者转精。由于始终不能确定《东窗记》诞生的年代，在没有更多证据证明此词与元杂剧之确凿关系的前提下，本文更倾向于认同并补正第三种说法：它杂糅宋词、元曲、明初传奇而成句，至明代中期特定的时代下最终定型﹝23﹞。
“辨伪派”主张的真正作者的身份，目前讨论的基本结果也有三：
1.夏承焘说是王越或其幕府文士，否，已被实证推翻。
2.惠康祐说是于谦，此说证据不足，但具启发意义。
3.张政烺、刘子健认为词作内容与岳飞身份不合，或出于明代下层文士之手。
对于真正作者的身份的看法，本文亦倾向于第三种说法，并进一步补正。综上，本文力求对此词进行一次全面证伪，其中质疑要皆为目前“证真派”无法绕开的诸多“症结”，有关文献及传播上的辨疑归诸外证，有关词作内容与风格等文本论析归诸内证，主要观点如下：
1.从外证看，无论从史实，还是时间背景上，词作内容皆无法与岳飞其人生平吻合，当为托名岳飞之制作。
2.从内证看，依《满江红》词作内容、风格分析，此词绝非出自下层文士之手，观其流露出的胸襟抱负与政治识见，应是身当明代“土木堡之变”的动荡时局下某一未受重用的上层官员所作。词人借古讽今，影射时事，并对大力发展战车用于宁夏边防战、靖边强国的军事决策寄以无限希望。因此，他在当时的身份应是一个“谪臣”。
关于外证，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作进一步伸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文献流传上看，宋人或载岳飞其他诗词或录其生平事迹，却独不录此词。
诸多学者指出，宋人对岳飞《小重山》词、《满江红》（遥望中原）词、《池州翠微亭》诗、《题青泥市萧寺壁》诗等都有记述提及，独不涉这首《满江红》。比如南宋人陈郁在《话腴》中提到了《小重山》而未及 《满江红》﹝24﹞。“证真派”则提出清代沈雄在《古今词话》中引用南宋陈郁《话腴》时就有“（岳飞）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的记载，可补不见于宋元载籍之憾﹝25﹞。而王霞等人已著文对其版本、文献内容作了全面反驳，事实是《话腴》的旧本、善本皆无这句话，只有后来的几种清刊本才有，问题出现在引录《话腴》的清人沈雄这里﹝26﹞。《话腴》本由其好友岳珂作序，若陈郁见过《满江红》，作为陈好友的岳珂又怎么可能闻所未闻？ 钟振振曾在《〈古今词话〉批评》一文里详细论述了沈雄《古今词话》的种种谬误，明确指出其中不乏张冠李戴、人我杂糅之语， “对这部书中的资料，在未经核查无误之前，切不可贸然使用”！﹝27﹞
（二）从文献“禁毁”上看，论者云蒙元时代文禁森严，并非实情。
“证真派”学人林玫仪认为岳飞作品在宋代被禁，“故时人亦不敢录之于册”，及至元代“蒙古入主中原，自亦不容许‘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之言流传”﹝28﹞。考诸史实，实犯了以今视古的直觉错误。元代可谓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文字狱的王朝，由于蒙元统治者出身游牧，汉化不深，对读书人的“春秋笔法”体会不切，对意识形态管控松懈，反而造就了元代社会相对自由开放的风气。即便风行的“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其文献来源也仅有两处：一是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滑稽之雄以儒为戏”﹝29﹞，二是郑所南在《心史》中说：“鞑法：一官、二吏……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30﹞一个是开玩笑的口吻，一个说的是十种户籍，并无特别涵义，反是二人宋遗民的身份令人遐想。明人王世贞尝慨叹“当胜国时，法网宽，人不必仕宦”﹝31﹞，言下之意明代比元代更为专制。蒙古铁木真时期大肆杀戮，落下了被后人妖魔化的口实，但元代统一天下后，情形已然发生了变化。
同样地，宋史泰斗刘子健在《岳飞》一文第二节“岳飞在历史上地位的升降”中也说到，岳飞在元代并不是被压抑，相反是被颂扬的，原因有四：“第一，官修的《宋史》，多半是尊崇朱子以来的道学思想的宋代遗老，和受他们影响的史家……第三，元代并不太注意去统治民间的思想。因此祭祀岳坟岳庙，有增无减。”﹝32﹞其中就指出元代社会意识形态控制比较松弛的特点。一方面，理学在元代成为国学，修史的大多是理学家、遗民，情感上自然一面倒地偏向岳飞。另一方面，民间讲唱文学对岳飞事迹的推波助澜并没有停止，戏曲的影响直接延续到明初，出现了许多跟岳飞有关的作品。所以，从意识形态上看元代对岳飞作品的所谓“封禁”并不符合事实，岳飞在元代是被普遍揄扬的。
（三）从“文史互证”来看，揆其作词时间，难与岳飞生平轨迹吻合。
按常理，最有可能见到《满江红》的地方理应是岳霖、岳珂两代人“毕其心力”撰成的《金佗粹编》及《鄂王行实编年》，然二书偏偏都未收录。由于岳飞生前常有岳霖等亲人伴其左右，即使入狱后陪侍在旁的还有另一个儿子岳雷。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岳飞赐死于大理寺”条下“小帖子”载，据《帖黄》称：
契勘岳飞次男岳雷系同岳飞一处送下，今来照证得岳雷别无干涉罪犯，缘为岳飞故节饮食成病，合依条召家人入侍，已就令岳雷入侍看觑，候断下案内人日，所有岳雷亦乞一就处分降下。﹝33﹞
记载并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小帖子，指当时的公文名称，系当时主审岳飞谋反案卷宗的诸多上级的“批示”，这个上级自然应是主审官万俟卨和授权予他的秦桧。故而王曾瑜道，当时秦桧和万俟卨以“入侍看觑”为名，将与案情无关的岳雷也投入囹圄，直至飞死﹝34﹞。试想，若岳飞果有此作，无论秦桧一党如何毁灭文献、掩盖真相，也很难绕过事后岳雷对家人的口头追述。而岳雷出狱之后，却未对家人包括岳霖、岳珂留下任何相关信息。既然“证真派”坚持为岳飞正名，《满江红》当作于何时？王曾瑜认为在绍兴四年（1134）岳飞第一次北伐时期，时年32岁﹝35﹞；邓广铭则认为在岳飞第二次北伐时期绍兴六年（1136），岳飞34岁﹝36﹞。这是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试来与岳飞生平作一印证。
绍兴四年（1134），岳飞32岁，被授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飞年纪轻轻成为军区大司令，自然是意气风发的。据张政烺考察，此时秦桧尚未用事，岳飞“如果想练兵杀敌，收复失地，足可以施展抱负”﹝37﹞。既如此，岳飞如何会写出“三十功名尘与土”的无限低沉之句？平心而论，这个七字句其实是对功名最终化为乌有的悲叹，这与当时岳飞意气风发的心境实难相副。同理，绍兴六年（1136），岳飞34岁，并无太大差别。揆乎岳飞心态，能让其志消神惰的不外乎两件事：北伐受阻（上层和议谈成）、兵权被夺（己身有志难申）。事实上，和议渐成，岳飞公开面斥秦桧，反对高宗，乃是绍兴八年（1138）以后的事，此时却无此等忧虑，故而两个时间点都有天然的硬伤。或说作于下狱后，也不太可能，一是下狱后岳飞备受折磨，他已没有机会舞文弄墨；二是岳飞在备受折磨之际，根本无法再写出“待从头，收拾旧山河”这样的壮志豪情，因此又有人提出作于“下狱前不久”的折衷说法。回到文学创作本身，其中“自己用自己事迹的典故”﹝38﹞，尤不符合一般填词习惯，它更像一个后来者对照岳飞一生事迹创作完成的酣畅淋漓的书愤、怀古之作。
以上是从词作背景外部文献考察，力图扫清作品外部环境上文献中的症结。下面从词作内容、风格等文本内证来进一步辨析：
（一）“靖康耻，犹未雪”句是用典而非实写，不然于礼、法不合。
“靖康耻，犹未雪”句太过实写犯忌。揆诸岳飞生平及诗词作品，皆以遵循儒家思想为圭臬，表现忠君忧国之思想。而《满江红》词毫无顾忌，“靖康耻”中“耻”字的使用，令人惊诧，它将矛头直指赵宋朝廷，可以说欺君犯上，于礼、法皆不合。纵观宋代人记录靖康之变的，并无人敢用“耻”字，前引冯铁金文对此已有详细梳理。南宋时人对靖康二年（1127）徽、钦二帝被虏的记述与评价的词汇有：“靖康之祸”、“靖康之乱”、“靖康之难”，用词皆能注意分寸。记载这些文字的作者包括洪迈、周密、陈鹄、曹彦约等人，比岳飞生活的年代已晚，用语尚且纾缓得多，更不用说“靖康之变”、“二帝播迁”这些更为尊者讳的说法了。退一步说，秦桧一党在没有铁证的状况下，反而可以据此“愤词”诬陷岳飞欺君、心有怨恨而治其罪，拥有这么好的“文证”，何须用“莫须有”的托辞欺瞒天下？
（二）“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句是对明代“战车”用兵于“宁夏镇”的实写。
“贺兰山”与“驾长车”有着现实语境的联系，前人已论。由于贺兰山当时位于西夏境内，与宋、金地理上皆无关涉，故而“证真派”认为与“阴山”“玉门关”等词同类，皆为泛指匈奴犯境。夏承焘等人则坚执实指，宁夏镇作为明代边防，正是明军与瓦剌作战关口，当时瓦剌就在宁夏一带，贺兰山正是该地的主要山脉。明代魏焕《九边考》卷八“宁夏镇”曰：“九年,复设宁夏等伍卫于上郡,东南距河,西北抵贺兰山,盖四塞之地……所隶贺兰山后,虏贼出没无时。”﹝39﹞可见，明边境与北虏的分界岭正是贺兰山。不过，真正要坐实“贺兰山”词意，还要深刻理解“驾长车”这一关键句。可惜前人误解多多，就连证伪主将张政烺虽一边认为此词为明代文人杜撰，一边却又指“中国自战国以下久无车战”，况且驾长车登山作战十分危险并不符军事常情， “真是文人不切实际，想入非非”﹝40﹞。
考古代战争史，词中所云“长车”即“长毂”，指古代的兵车、战车﹝41﹞，早在西周时就已是战争决胜的法宝。据历史和考古发现，武王伐纣即投入了三百辆战车，并因此取胜。《史记》载：“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42﹞但是到了战国时代，由于井田制的破坏，宜于平原车战的战车逐渐被以快速机动而著称的骑兵所取代。之后，自秦汉至明一千多年，很少再有使用战车的记载。沈克尼遂因此质疑宋人使用战车的可能﹝43﹞。林玫仪则就“长车”问题引用了《史记》、《汉书》、《晋书》及《宋史》中四则记载“战车”的文献，如宋神宗熙宁间“诏试车法”、“造战车以进”等，提出“宋代亦非全不用战车”﹝44﹞，试图证真。不过，这里犯了一个太过执信文字证据，忽视了实际操作性的问题。宋熙宁间虽有“造战车以进”的提议，可并未见有何实际举措用于军中。相反，从汉、晋直至宋，面对北方异族骑兵的袭扰，中原汉族始终都没有拾起这唯一对骑兵有致命威胁的车战之法。文学是生活的反映，除非战车在作者身处的时代特别强盛并广泛用于实战，不然词人很难有这种强烈的代入感，对这一非诗词常用语产生青睐。王曾瑜在考察“岳家军的兵力和编制”时指出，岳家军的兵种包括骑兵、步兵、弓箭手还有水师，唯独没有车兵，岳飞最主要的亲兵主要还是八千“骑兵”﹝45﹞。宋代既无什么战车发展史可言，岳家军又无车兵与车营的兵种配置，有关创作语境的缺乏自不待言。而一旦将“驾长车”放在明代大背景下的“贺兰山”军师要地，二句连用，所有的疑问与不和谐都将得到冰释。
有明一代“边无宁岁”，古代战争史到这时发生了彻底改变。火器在明代出现并大规模使用，装备火器的战车又重新回到了暌违千年的战场，所谓“用车在用火（火器）”。车兵也在明代成为明军一个正式兵种，有车兵也就有了车营（戚继光）。据《明史》载：“中原用车战，而东南利舟楫，二者于兵事为最要。自骑兵起，车制渐废。洪武五年造独辕车，北平、山东千辆，山西、河南八百辆。永乐八年北征，用武刚车三万辆，皆惟以供馈运。至正统十二年，始从总兵官朱冕议，用火车备战。自是言车战者相继。”﹝46﹞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一战，五十万明军惨败，明英宗被俘，面对也先的劲捷虏骑，举朝文武一致认为惟造战车之法可以应对，这是明代边境危机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朝堂之上发出的时代强音﹝47﹞。“土木堡之变”遂成为明代军事史的转捩点，擅用车战的明主将们的不朽军功永远被载入史册：1.明成化年间（1465—1487），延绥巡抚都御史余子俊上书言边务谈到在宁夏车战的情况：“追忆天顺年间，臣守西安，曾办车料，送至宁夏，成造兵车，用无不利，至今赖之。”﹝48﹞2.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俞大猷在大同和巡抚李文进一起造战车、建车营，据《明史·俞大猷传》载：“尝以车百辆，步骑三千，大挫敌安银堡。文进上其制于朝，遂置兵车营。京营有兵车，自此始也。”﹝49﹞3.隆庆二年(1568)十二月，一代名将戚继光统车兵青山口大捷：长昂与董狐狸犯边，戚继光“闻警即统车兵策应。于岁除日督兵驰青山口，用磕石、弓矢、枪炮将前哨贼击退，遂引兵出口，擒斩大获全胜”﹝50﹞。清樵子在《万胜车营·序》中评说：“戚南塘备兵北平，制‘偏厢车’以御敌，一战而擒朵颜长秃，孙高阳用其制而拓地数百里。”﹝51﹞戚继光造“偏厢车”御敌，正是防御战中使用“重车”的一个明确记载。由于北方多山，地势险峻，战车笨重难以推挽，防守易进攻难，论者遂怀疑战车行军的可行性。但是明军因地制宜，为了适应冲锋陷阵的需要，相比于前代进行了改良﹝52﹞，制造了几种小车。用于山地行军的“长毂”（长车）又有“轻车”、“重车”之分，有评价说“明代的战车及其车营可谓初期的坦克及装甲兵团”﹝53﹞。长于突击的“轻车”即为冲锋陷阵的古代版轻坦克。明军凭借“轻车”冲锋陷阵，叱咤疆场，写词者自然能有“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的军旅书写与豪情想象，词作背后是一出明人关于宁夏边防战的“冰与火之歌”﹝54﹞。
明白这首词诞生的背景之后，对此词作者身份的认识可能更接近历史真相。此词作者极有可能是参加过宁夏边防战，或是密切关注时局的朝堂大臣，甚至曾在宁夏一带任过职，正因此故，以惠康祐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词作者很有可能是于谦﹝55﹞。
（三）词意主旨：借“古典”影“时事”，抒发羁旅贬谪之情。
在清晰梳理相关史实后，重新体会词意就会有新的发现，再读“踏破贺兰山阙”句就会有强烈的现实语境之默会。整首词上片写实：写词人在坎坷的旅途中，于大雨中登高远眺、凭栏抒愤。词作情感契机首先来自于“功名”的消歇。司空图《榜下》诗“三十功名志未伸”，最早以“三十功名”的约数连用指代落榜。功名消歇不外乎两种情况：革职或贬谪。韩愈被贬时有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可知《满江红》词里“三十”、“八千”，实受前人诗句影响，其底蕴则主要在贬谪之情。下片展开想象：联想到时局动荡不堪，皇帝北狩、被异族俘虏的事再次发生，词人不由义愤填膺、怒发冲冠，“靖康耻、犹未雪”句则轰然出笼。这首词，是一位“谪臣”写下的郁郁怆怀的“贬谪诗”。词作者身当朝堂党争失利而被贬，通过此词抒发个人爱国情怀与内心愤慨。前有惠康祐认为是于谦，虽不能中矢，但已近乎真相。作者真实姓名自难详考，但词人创作大致应是借鉴了宋词、元曲里的相关词句。钱锺书《容安馆札记》第七一七则“岳飞《满江红》”条，对全词各句的借鉴出处作了详细爬疏：
按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十三谓此词来历不明，疑是明人伪托，是也。窃谓伪撰者亦是高手。“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本之《汉书·王莽传》中韩威曰：“臣愿得勇敢之士五千，不赍斗粮。饥食虏肉，渴饮其血，可以横行。”他语亦挦撦宋人长短句，而浑成无迹。﹝56﹞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也有借鉴关汉卿《单刀会》、无名氏《岳飞破虏东窗记》的可能；“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应是借鉴南宋僧人晦庵《满江红》词“漫教人，白了少年头”，词见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四﹝57﹞。词人怀着悲愤的感情，上阕写实，下阕用岳飞典，气势磅礴，把对自身的坎坷和对时局的愤慨倾泻无余。由于它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共同意愿与时代呼声，所以词一出世，即引起文人注意并渐渐流传。
作者/朱志远
本文节选自蒋寅、巩本栋主编《中国诗学》第二十九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
编辑/陈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