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回向和索求:人间至爱的具象书写
文学报 2023-01-07 19:31

写诗的目的,自然或为抒情或为言志。张敏华的新诗集《风沙哑地抱着苇草》理当属于前者。解读抒情性文字,必然无法回避其语言风格。一如明代陈子龙所言:“以沉挚之思,而出之必浅近。”张敏华的诗歌大多语态平和温厚,内在情绪却是显得诚挚热烈,作者把控住了一种上佳的写作姿态——在情感的张扬与克制之间寻取某种分寸感、平衡感。眼前这些文字并非佶屈聱牙,但亦无文体卑下之感,而在浅近晓畅之中蕴涵款款深情。在语词萃取方面,作者如时常能有击破常态、规范和定式的呈现,表达更为独到和精当,肯定可为其诗歌增色添彩。在诗行排列上,张敏华喜欢用一句半为一行,截半句留在前一行的后半段,这或许是一种注重余韵留白的处理方法,使诗歌节奏抑扬顿挫,读之令人感到诗意饱满,如丝如缕,牵连不断。

诗集共分四辑,除最后一辑专门以长诗写母爱之外,书写父亲的篇什,占去了全书三分之二。作者择取的都是日常生活中凡俗琐碎的情景,看似散漫凌乱,而作为诗歌情感爆破的触发点存在的客体——精神关注的人物主体,始终为书写者紧紧掌控,从未跳脱,即一个为疾病折磨的父亲。诗集以收录短诗为主,每一首诗仿佛都是在主题探视下的分镜头,逐步推进,细致打量,伴随着父亲尝尽人间甘苦,简单而不失丰繁的生命旅程。第一辑中有首诗《鹦鹉》这样写道:“大病初愈的父亲,为化解/内心的寂寞,/去花鸟市场买来一只雏鸟,鹦鹉/……鹦鹉知道,它是大难不死的主人/七十四岁时收养的孩子。”而“开车经过小区门口,看见父亲/踮起脚尖/趴在风水石上,用湖笔/描红几个褪色的汉字。/感觉他像是在墓碑上描红。”(《描红》)以至第二辑中的《只能》认为:“人生已无奈地作出了让步”“我们活着,这绝对是一个奇迹”。作者在父亲离世之后的日子里,在一箪食一瓢饮的现实情境中依然满含着对父亲的深切想念。而在第三辑《悲伤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里,他自我述说:“想父亲了。父亲在厨房下面条,……/想念父亲了,父亲就在那里——/停电,蜡烛被点亮,虚掩的/卧室门被推开。……/但我再也看不到父亲瘦弱的身影。”“宿命,终究是虚无。”可以说,运用这种以时间为维度和线索、分镜头式往前推进的场景模式,再加上确定性的书写客体,诗人精心呈展了一种对于人间至爱或可名状的具象书写,即便“爱”本身是抽象的、难以形塑的,即便他已然在尽力避免过于直白的表达。作者始终脱逸不开对于父亲的情感关切,事无巨细地状绘他的病痛、衰老、药罐,出行、理发等等,这或许就是英国诗人、文学批评家威廉·燕卜荪所论述的“铺散”,即作为现代诗歌基本的、标志性的写作手法。在各个不同的生活细节上,投射和播撒了作者内心对于父亲如水银泻地般细密的注意力,因而编织勾连起了一个平凡人物的衰朽残年,看似松散无序的短诗篇章之间其实暗含着相互观照、和合共生的关系。由此而言,整本诗集的前三辑未尝不可视为一首呈献给父亲的长歌咏唱。

值得注意的是,诗集中银杏意象在诗人笔下反复出现,着实惹人瞩目。正是依凭意象及细节的整饬,才组接成诗歌的骨骼,传递出深邃的个体情感和灵动意态,使得语句简洁而意蕴丰润,并使得诗歌最终能够成为心灵的艺术。譬如《两棵银杏树》:“十年了,/两棵银杏树陪着我/四季轮回……现在,/母亲走了,父亲也走了,/而我,再也不想让这两棵活生生的/银杏树,就这么/离开我——”银杏在中国传统文化语汇里是长寿的象征,这自然喻示着作者对父亲生命健康的期冀与渴盼。而在整本诗集里,父亲的形象却又是被状绘为逐渐走向衰败与死亡。在热切希望与冷酷现实之间,无疑形成了一种精神奔突的紧张角力,从而建构诗歌语言的内在张力。

诗集中的大部分作品,作者都采取了一种平视性的写作态度。他没有在诗行间隐身和逃匿,而是以一种中和对视的角度参与到诗行建设中,与他的书写客体——诗歌中“我”的“父亲”平行相望。对一位不断迫近死亡的羸弱老父,他的身份意识在多种角色儿子、朋友、父亲之间有着微妙的转换。“两个赤身裸体的男人——/泡在/浑浊的浴池里。/我中年的啤酒肚,/难以弯下身子,/而父亲消瘦的腹部,爬出/两条蛇影般的刀痕。/父亲弯腰撑着,我小心地/为他搓着身子……”(《洗澡》)。“晚上陪父亲看电影,周围坐满了/少男少女,或三口之家。/……我用手撑着父亲的腰,/对他说:‘活着,真好!’”(《活着,真好》)。“电动剃刀‘吱吱’作响,/他花白的头发纷纷从/剃刀口飘落。/给光头的父亲洗头,像洗一颗/刚从泥土里挖出来的芋头”。(《理发》)

面对读者的检察,诗人在诗歌里所呈现的也非居高临下的俯视姿态。读者多少会受到他波动起伏的情绪感染,因为他为每一首诗择取的生活情境,看上去都并非刻意的虚构,或是诗人浪漫的幻想,而可能在平凡的真实生活中时刻上演着。这样一种真切的共鸣感,大大消弭了诗歌之于普通读者可能存在的貌似凌虚蹈空的误解与隔膜,达到了一种以境唤情、情境映照,甚至连类引譬的共情效果。譬如《黎明村》:“我只有一个村庄,靠它/和父亲一起度过了/相依为命的童年,还想靠它/和父亲一起享受/天伦之乐。”更让人动情的是,“那年代,我和父亲穿着/褴褛的衣衫,餐风/露宿,过着稻草人一样的/生活。”(《那年代》)诗人与挚爱的父亲之间,牵系着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的漫长人生岁月,最终激荡成为一种循环往复的人间至爱的回旋,并回向至隔着诗行与册页静默感应着的读者。这似乎足以使当下浮嚣时世中的人们,为眼前一对父子之间的真淳情义所深切感动。值得关注的是,诗集所隐在呈现的“回向”或许某种程度上是“自他两利”、“同体大悲”的精神体现,唯有了悟“人我一如,怨亲平等”,才能真正做到明心见性,福慧圆满,照见五蕴皆空,度过一切苦厄,才能回因向果,回有向空,臻至事理圆融,离苦得乐。用以行践人生的悲喜修行,将自我内心的觉悟和心得发广大心,与人共享。这也许就是张敏华这本新诗集颇可让人咀嚼赏味之处。

《风沙哑地抱着苇草》的最后一辑是一整首写给母亲的长诗《母亲书》。它难免使人联想起诗人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就形式和内容而言,二者确实有类同共通之处。同样是长篇体裁,同样是抒写母爱,同样是书写对象已然离世,以第一人称的记忆与追怀铺散呈展、构设篇章的叙事性长诗。略有差异的是,艾青在自己的保姆那里获得了爱的回馈。而对于张敏华来说,倘若说他与父亲之间爱的维系是一种功德回向式的稳固关系,到了母亲这里则明显呈现出一种单向度的索求模式。作者与母亲一生的情感纠葛,若是参照佛教教义对于世界生灭变化的观点,可以说在这首长诗中逐一落实了“成、住、坏、空”四个阶段,勉力放下人我是非烦恼,日久功深。由于历史的原因,也不否认个人之因素,母亲则成为诗人心中永远无法忘记的隐痛。作为人子,诗人不能不写,作为人子,诗人又无法尽写;“为亲者讳”,历来是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核心观念,其中怨隙甘苦,只有当事人才能真正体会。他反复追问自身渴望解决的精神难题,在仿佛天问式的吟啸中,他诘问过往年代母亲对自己的决然抛弃,他质询母亲在特殊岁月对自己及父亲做出的非常举动。然而,无论在母亲生前或者身后,他都未能看到真实的回应发生。而“眼前这片墓园,我宁愿不知道——/墓碑跪着,被描红的/几个汉字仍然活着,昼夜打磨/一张嵌在劣质大理石里的旧照片。”(《母亲书》)细心的读者也许能从中体会到作者内心深处的纠结和隐痛,这已不仅仅是诗人的个人之殇。

诗歌素来是现实生活的内心投射,其本质是作者以文字心血浇筑起的一座心灵模型,用于串联人们回转归向、彰往考来的思想情感。而情感自然妥帖依附于相应的客观对应物得以展陈和喻示,书写客体的生命经验也在文字的铺展中得到精妙的呈现。相较于前三辑诗歌貌似的零散和琐细,这首长诗诗歌形态上的完整度较高,规范性较强。从现实的墓园延伸至个人的追忆中,对于母亲作为“落单的灵魂”的一生,作者展开了一场巨细靡遗的回望与返照:“……二个月大时送给荣氏企业申新三厂/一位纺织女工做养女,/1948年,你随养母到上海,/在你小学毕业时,/过继给我上海的姑婆。”等等,不一而足。而长诗由起首至末尾,对于作者自身而言也是对过往人生的细致描画,仿佛一趟反刍式的自我怀想与认知的旅程:

四十多年来,我一直站在,

母爱的阴影里,

因为我只能从一个母亲身上

承受冷漠和自卑,

但我无法躲避,也无法逃避。

在对彼对己的不断自我确认与反刍中,字里行间弥漫着诗人对于匆促逝去的人生光阴的无奈、怅惘之情。他对于母亲爱恨交织、无法寻取理解的复杂情绪,已然无法获求母亲与时世的真切回答,最终能够得以自我和解的,只能是他个人自身。作者或许业已可以做到直面现实与人生磨砺,即使在内心早已放下的坦然中仍携持着一番无奈的感喟:

妈妈,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偶然,

那种不可预知的偶然。

无论我们是向左还是向右,

登场还是离开,仿佛都

天生地生活在历史坚硬的裂缝中。

诗人艾略特一直强调作品只有在传统的传承与接续中才有它的价值和意义。而张敏华的这本诗集,既努力寻求前文所述中国诗歌避免直白说“爱”、而“情”满溢铺陈于全篇的诗艺效果,情感形式内敛克制而内蕴丰厚,又较好地赓续和传扬了中国新文学对“爱”的书写传统,以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至“爱”置换了长久以来传统道德准则中的“恩”。他凭藉一种平等的视角书写父亲,向读者道出自己对父亲的感念与深情,而这种感念之情的产生,乃是建立在父亲给予他的无私之爱之上。这无私之爱源自被母亲抛弃的童年、父亲在苦难年代对他不离不弃的关怀与抚育。

张敏华的新诗集以献给母亲的长诗收尾,亦可视作对前三辑完美的呼应与收束。正是母亲用自己的人生选择,刀凿斧削一般,为诗人与父亲之间的情感互动模式结构塑形。毋庸置疑,张敏华的诗集《风沙哑地抱着苇草》是一种对于人间至爱的丰赡书写,“它发出的光,让万物化归永恒”,使人“摈弃世俗,狭隘的欲望,/时刻纠正生活的方向。”它仿佛可以伸手把捉,炽热如火,抑或“退隐精修,屈从于每天的落日,/和衣而眠,不再受尘世迷茫”。或者正像《母亲书》的题记所言:“我们相互道别;要知道/我们不会永远。”([俄]鲍·波普拉夫斯基语)

文/杨斌华

编辑/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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