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笔者在访问位于意大利东北部的帕多瓦大学时，曾在大厅一角发现一座看似不起眼的女性雕塑。它属于一位生活在17世纪下半叶的哲学家埃莱娜·卢克莱齐亚·科尔纳洛·皮斯科皮亚（Elena Lucrezia Cornaro Piscopia，1646-1684）。这位埃莱娜之所以被人铭记，是因为她是欧洲、乃至世界上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根据铭牌的说法），时间是1678年6月25日。尽管出身贵族且品学兼优，但一位枢机主教坚决反对授予其学位，甚至声称，让一位妇女成为博士只会“令我们成为全世界的笑柄”。
雕塑的存在说明她不但没有让帕多瓦大学成为全世界的笑柄，反而成为全世界的光彩。尽管如此，因为性别原因，她在得到学位后未能被允许执教，并在六年后就过早去世。而意大利人得再等上54年才能迎来他们的下一位女博士：博洛尼亚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劳拉·巴斯（Laura Bassi，1711—1778）。那时已经进入启蒙时代的全盛时期，妇女的教育、社会参与以及主体能动性等问题越来越引起欧洲人的关注。实际上，埃莱娜“第一位女博士”的头衔并不意味着此前从未有女性参与过高等智力活动，而是意味着，此前主要在私人空间中从事写作或科学研究的女性，如今正式进入公共领域，顽强地在男性主宰的世界中争取自己的一席之地。
如果说埃莱娜意味着欧洲女性在智识领域的解放先声的话，那么本书作者披露的是女性在另一个更显眼、也更敏感的领域的解放——旅行。在18—19世纪的背景下，旅行，尤其是作为文化盛事的“壮游”，通常被认为是男性的专利。在汗牛充栋的欧陆旅行文学中，拜伦的《哈罗德·恰尔德游记》、歌德的《意大利游记》、安徒生的《诗人市场》等都留下了持久的影响。相较之下，女性旅行者的记录相对稀少，而且不那么引人注目。据本书作者自己披露，他也是在偶然的机缘下踏足这一体裁的研究，随即如同拼图一般发现了女旅行家欧陆壮游的概貌。
就本书所涉及的时代背景而言，“解放”一词似乎过于现代了。实际上，在18—19世纪之交欧陆，模仿男性进行“壮游”之旅的女性几乎算不上现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者，她们没有提出明确的妇女解放纲领，不曾深入探讨性别角色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也不全是出于自主意愿进行旅行。事实上，本书浓墨重彩地详述的16位女旅行家政治立场差异极大，很难归纳出统一的思想纲领。其中既有爱尔兰人西德尼·欧文森·摩根（1781—1859）这样激烈反对复辟政府和教会的雅各宾派人士，也有玛丽·安东瓦内特王后的御用肖像画家、逃离法国大革命的伊丽莎白·维热·勒·布伦（1755—1842）；有的为追求爱情而旅行，有的则为摆脱配偶而逃亡。然而，她们全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她们大胆地踏入曾经被认为专属于男性的禁地，通过参与壮游这一极具欧陆文化特色的盛事，以女性的视角来记录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提供了相较男性旅行者而言更温和友善、更少吹嘘卖弄的时代万花筒，呈上别具一格的社会、政治、民俗、历史、考古等诸多方面的观察。
正如本书作者在前言中引用的玛丽·沃特利·蒙塔古（1689—1762。她是将人痘接种技术从奥斯曼帝国引进欧洲的第一人）所辛辣嘲讽的那样，不值得以男性旅行者的叙述为依据，因为他们回国时的见闻还不如呆在家中对着一张地图凭空幻想来得多。参与壮游的小伙子们只记得在哪里偶遇过最上乘的葡萄酒或最容易得手的女人，而哪怕是最知书达理的名流，往往也只知枯燥地记录中转驿站、行路远近、著名宫殿。相反，一旦女性的才智从家务琐细、洗碗布和日历当中被释放出来，那么她们完全有能力展现出不亚于男性的观察和领悟能力。略显讽刺的是，在当时的欧洲，女性之所以能够频频出版游记作品，恰恰是因为只有这一边缘的文学题材才能充分提供她们施展才学的舞台，然而，女性旅行者却从这道窄窄的缝隙中展露惊人的观察能力和极为壮阔的思想厚度，甚至与当时第一流的男性文化巨人坐而论道或直斥其非，譬如被拜伦称为“勇敢无畏”的西德尼·摩根，又或如德·斯塔尔夫人对孟德斯鸠的驳斥。后者自命不凡地认为，对妇女来说，成为家庭奴隶总是好过成为真正的奴隶。而德·斯塔尔夫人针锋相对地挖苦道，如果妇女想要提高自身地位，人们就会指责她们僭夺了法律并未授予她们的权利；如果她们不这么做，又会被当做卑贱身份不可让渡的奴隶一般对待。
带有感伤情调的恋爱和婚姻是书中频频出现的一大主题，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在好几个例子中，主人公的旅行其实是叛离自己生长的社会的私奔。比如顶着伦敦上流社会的恶语中伤，毅然和意大利歌唱家结婚的海丝特·皮奥齐；德·斯塔尔夫人笔下失恋而死的少女柯琳；以及玛丽·雪莱和诗人雪莱惊世骇俗的欧陆之行。而在另一些例子中，旅行却成了貌合神离的夫妻婚姻破裂的催化剂，例如玛格丽特·蒙特·卡希尔伯爵夫人和伊丽莎白·韦伯斯特。在上述所有的例子中，旅行的终点意大利代表了某种理想的化身，有时吸引女性冲破藩篱，抵达心中的乐土；有时又促使她们下定决定，和庸俗的丈夫分道扬镳。对她们来说，旅行本身就是一段女性自主意识成形和成熟的个人朝圣之途。
在中世纪欧洲，旅行和宗教色彩强烈的长途朝圣原本息息相关。随着理性主义的兴起，“壮游”成为每一位英伦和欧陆上流社会青年的人格和教育养成的必由之路。在爱德华·吉本笔下，欧陆的美景、古迹和异国风情，漫长但妙趣横生的旅程，起到的作用是“根据习俗、也许是理性的律法，完成一位英国绅士的教育。”然而，这段旅行传统上是将妇女排除在外的。即使出身最尊贵的妇女，最多也只被允许在家中接受浅显的教育，外出求学者凤毛麟角，更不用说为了自我的完善而踏上旅途了。随着18—19世纪之交的时代变化，妇女的活动空间显著扩大，踏上旅途者日益增加，甚至出现由女旅行者撰写的专门旅行手册。但社会的敌意并未因此减少。小报甚至不怀好意地暗示，如果贵族家有女眷从外国归来，那么这一家未来的继承人恐怕会是某个法国芭蕾舞教练或意大利教师的儿子。然而，当我们读到启蒙主义者艾丽莎·冯·德·莱克从维苏威火山写下的壮阔文字，或者安娜·詹姆森在山顶饱览日内瓦城发出的惊叹时，只会觉得宵小之辈的鼓噪如同蚊鸣蝇嗡一般无足挂齿，而我们的女主人公们庶几可以跻身第一流的文学殿堂。
相比于往往喜欢自吹自擂、卖弄学识和见闻的男性旅行者，女旅行家的感触更敏锐，观察更细腻，对异邦人和异邦风物表现出更大的理解。杜·博卡日夫人在攀登维苏威火山时突遭寒流，风趣地说自己差点在正午的大太阳下，在一座火山上冻僵；海丝特·皮奥齐因为婚姻之故，与意大利人的关系远非寻常游人可比，她先抑后扬地表示，尽管他们游手好闲、说谎成性、好管闲事、手脚不干净且小家子气，但她实在不愿离开“这帮意大利无赖”；英国公教徒洁西·韦斯特洛普冲破教派成见，在罗马频频参加天主教弥撒和布道，并留下相当友善的评论：“新教徒实实在在地能够从其中获得教益”；凯瑟琳·威尔莫特在访问巴黎期间，用栩栩如生的语言给名画家雅克-路易·大卫、塔列朗、拿破仑、流亡中的托马斯·潘恩绘制了一幅幅逼真的肖像画。凡此种种，可以用19世纪中叶英国女作家、艺术史家伊丽莎白·伊斯特雷克的一句话来概括：一旦妇女得以置身于家庭环境之外，并处于能够传达自身理念，并将理念倾注于书信、日记和手册中的状态时，就能表现出她们在观点、分析、诠释和判断方面的完全独创性。在这些方面，男性常常显得平平无奇、俗不可耐，或者准备不周、即兴发挥，然而女性却显得充满活力，擅长思索关键问题，对其了如指掌，并忽略那些她们没有确凿知识的事实。
作为意大利人，本书作者在描绘旅行女杰群像时，也隐藏了一条暗线：时人心目中的意大利形象。尽管通盘没有明言，但读者仍能从字里行间体味到作者将女性和意大利这个但丁笔下的“美丽国度”（Belpaese）加以比较的意图。如同当时处于弱势的女性一样，意大利同样积贫积弱，四分五裂，许多欧洲旅行者来到意大利只为凭吊过去的辉煌，而对其现状无动于衷；或带着一种猎奇心态而来，在观赏了奢华的节日仪式，体察心目中的奇风异俗后，留下具有浓厚“本质主义”色彩的著述。1821年底，英国人玛丽·贝里在目睹了奥地利军队在意大利的行进后，留下了一段光怪陆离、不带情感反应的描述，将意大利当成“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彼此冲突、唤起回忆、制造奇观的地方”，而非具有现实意义、激发当下情感的所在。尽管如此，仍有不少女性旅行者提出了更具人道精神、更有切肤之感的评论。例如玛丽·雪莱在她的意大利游记中就记叙了一个个光彩夺目的意大利人形象，她请求人们抛弃老生常谈的刻板印象，甚至与意大利人同呼吸共命运，过上他们的生活。然而，讽刺的是，玛丽·雪莱晚年资助一位意大利流亡者，并差点和他结婚。但遇人不淑，此人随后以她寄来的私密信件为要挟，向她勒索巨款。这种强烈的反差，似乎令意大利以及意大利民族显得更加捉摸不定、有如鬼魅。
本书作者阿蒂利奥·布里利是锡耶纳大学和阿雷佐大学专治英美文学的教授，尤其关注英美人士的欧陆旅行文学。本书是他在近年来的又一部力作。实际上，当时的女性壮游并不局限于欧洲。像前文已述的玛丽·蒙塔古、19世纪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的女将克里斯蒂娜·特里武尔齐奥·贝尔焦约索（Cristina Trivulzio Belgiojoso）等都曾漫游奥斯曼帝国，并留下生动的叙述。相比男性旅行家，她们有机会接触女浴室、王公贵戚的女眷私闺（harem），因此其历史价值更加珍贵。不妨寄望于未来能有更多女性旅行文学的研究面世，以便惠泽学林，厚馈读者。
作者：董能，本书译者，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法学博士，通晓英语和意大利语。曾任职上海社会科学院，现旅居国外。有多篇英、意译作面世。
《壮游中的女性旅行者》（意）阿蒂利奥·布里利 、（意）西莫内塔·内里 著；董能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我思cogito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