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李壮:我们“晚熟”,但依然真诚而强烈地保有“谈论”的欲望和激情
文学报 2022-11-03 10:00

01

《文学报》的老师让我交文章,说谈谈批评观之类,要跟批评话题有关,“其余就自由发挥”。作为一个以文学批评为职业的人,我一向是喜欢并善于在文章里“自由发挥”的:相比于稳如泰山地掉书袋,我更喜欢把自己的诗人习气带进评论文章的写作之中,但凡有机会就“放飞”一下,时不时还喜欢让我自己的情绪或者经历甚至形象直接“穿帮入镜”。

然而在评论文章里“放飞”“发挥”,跟平地“放飞”又不太一样。评论文章有一个具体、实存的对象,你要围着它转圈、围着它说话,你的活动范围是大致规定好的。然后,你有几个自选动作、你有某些即兴的灵感、你有一股强烈的激情,你还胆大包天地把它展示出来了……再然后,有人说,这段蛮精彩。又有人说,唉,李壮又开始“浪”了。

而我自己是欢喜的。文学评论不仅是一种生产,也是一种创造。在理性和知识的必要基础之上,应当有足够的生命体验和生命激情介入其中——至少,我是这样坚信。

然而现在,离开那具体、实存的评论对象,我忽然发现,“自由”似乎更多了,但“发挥”也跟着更难了。如果说在评论文章里“放飞”属于撑杆跳,那么此刻抽掉了杆子,“放飞”其实已经变成了“起飞”。难度没有降格反而加码了。我不知道该怎么从自己的身上下手谈批评。我翻阅了电脑硬盘里自己写过的东西,把能够参照的文本摆出来,脑中忽然回荡起鲁迅先生的声音。

——我的电脑里找到两个文本,一篇是批评观,另一篇还是批评观。

但两篇都只有一千字左右篇幅。并且,不能自己抄自己。

除批评观之外,还找到一篇诗歌创作谈,今年新写的。我不由得回忆起奉命写出它们的那些时刻。那是真正的抓耳挠腮。我大概真的不善于谈论自己。因为想要谈论也能够谈论的部分,在谈论别人的时刻,大多已经谈完了。

好了,现在我宣布,我“放飞”的部分暂且到此为止——大约700个字。熟悉我的朋友会识别出我的套路。现在我要谈一些正经的话题,而话题已被我顺利引了出来:谈论别人与谈论自己。

02

说到底,文学批评,就是一件“谈文学”的事情。而“谈文学”,又终究是一件维度很广、弹性很大、可能很多的事情——这恰恰也是文学本身该有的样貌。在我看来,通过谈论文学的“对象”或曰“表征物”、谈论一部出自他人之手的客观存在的作品,而能最终涉及到并展示出评论者对文学本身的理解、对世界或生活或人本身的理解,应当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状态。

我们会很容易将文学评论的对象文本当作是评论行为的“靶子”,但与此同时,对足够好的文学评论实践来说,所谈论的文本又不仅仅是“靶子”,还可以是“杠杆”。我们的言说要瞄准它、围绕它,要最终以自圆其说或说服读者的方式去抵达对它的解说、分析、判断、阐释,但仅仅如此或许还不够。我们还应当在“抵达它”的同时,争取能“通过它抵达”——抵达一些更远更无穷乃至更不可言说的事物,并与对象文本一起撬动它们。在这个意义上,好的文学批评文本,与它所言说的作品向来是“同路”乃至“同构”的。

因此,当谈论“它们”(作品)和“他们”(作家)的时候,评论者实际也是在谈论“我”和“我们”。这包含着作为评论书写个体的那个具体的人,也指向想象中同文学相关的共同体。其背后是一个已经被反复提及的词:对话。

无论如何,文学评论首先当然是一件技术活,没有技术,这件事情将无从成立;然而,它又不能仅仅止步于技术活。文学评论要从技术问题、形式问题出发(如果不能够很好地从这些地方出发,一篇评论文章将很容易变成读后感式的“注水货”、或者车轱辘话来回说的“假大空”),并最终经由技术分析和形式分析,抵及精神问题和价值问题的领域。

进而言之,除了涉及“我”的识见、“我”的格局、“我”的感受力及表述力及思想能力,文学评论还涉及“我”的个性风格,例如腔调、音色、行文的方式和节奏感等。好的文学评论文章,不仅要负责“审美”,其自身也应当是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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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也清楚,许多话说起来是简单的,甚至可以是滔滔不绝、理所当然的;真正的难度,却在于“做”、在于“实现”。

个性风格的张扬,无法离开总体的行业气氛。而文学批评在今天所处的状态,多少有些尴尬。文学批评的影响力似乎有所式微,“一呼百应”的场面大抵是不敢奢求了,“百家争鸣”里面的“百家”尚可列举、至于“争鸣”(此处强调的是“争”)已经不多。退而求其次,有时只好相互勉励,说一定不要搞成“自说自话”——诗歌界总是有一种“自说自话”的焦虑,其实要我看,文学评论界在这方面面临的危机比诗歌界只多不少。

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有总体性的、甚至文化文明层面的原因。我曾在不止一篇文章中分析过当下年轻作家小说中的“话语失控”问题。话语强大的理性力量,也即话语概括、整理、阐释甚至管理现实经验的能力,恰如乔治·斯坦纳在《语言与沉默》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曾经作为一种普世性的信念,支撑起了古典时代的人类文明大厦:“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意义的世界,设法在语言的支配下管理现实。文学、哲学、神学、法律、历史艺术,都是努力将人类的所有经验、人类有记录的过去、人类的现状和对未来的期许,统统包含在理性话语的疆界之内……它们神圣见证了这个信念:一切真理和真相,除了顶端那奇怪的一小点,都能够安置在语言的四壁之内。”然而“现在,这信念不再具有普世性。自弥尔顿时代以来,对它的信心就开始下降……真理、现实和行为的诸多重大领域开始退出语言描述的疆界。”

使用语言描述世界、阐释世界,乃至经由语言理解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困难。这当然已不仅仅是小说的事情,如果说小说写作尚能够将“话语失控”“不可解”或“不可译”转换为叙事形式本身,那么文学批评在此受到的冲击则是近乎本质性的。许多事情正变得“相对化”“流体化”,许多重大的认知根基和价值框架都在摇晃。这种总体状态传导至文学领域之初,还会出现系统性的理论爆炸和文学思潮涌动,但是如今,当“不确定”“不可解”已成为常识、大家对此日渐麻木,文学思潮的兴起和话语系统的大地震、大更新也已很难再出现——剩下的唯余碎片。

因此某种意义上,网络自媒体这类不稳定、碎片化的话语生产场域能够“夺得话筒”,具有相当的必然性。文学批评的艰难状态,实际是文明危机的表征之一种。

当然,也有许多更具体的原因,来自文学批评本身。例如高度精细化的学科分野所带来的问题。韦勒克在《文学理论》里提到,“在文学‘本体’的研究范围内,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者加以区别,显然是最重要的。”在学理层面上的区别非常必要,但现实逻辑层面,区分得过于清晰、过于“工具理性化”,多少会有副作用。

今天,在中国当下的学科建制框架内,文学理论很好落脚(对应文艺学学科)、文学史也很好归位(中国现当代文学或比较文学等学科),唯有文学批评去处存疑、颇有些“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感觉。许多年轻批评家面对的难题,是没有办法拿出更多精力来搞批评——许多文学批评成果高校系统不予承认,拿不到“工分”,总不能一直“用爱发电”吧?同时,作家协会系统和社科院系统对文学批评力量的重新重视和重新培养,也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来完成恢复。这一问题是系统性的,能否解决远非一日之功。但至少在此问题上,近年来各大高校创意写作专业的迅速兴起、文学界官方对文学评论工作的反复强调,的确是令人有所期待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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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科分野相关联的,还有更年轻一代文学评论家的成长问题。

之所以强调“我”,当然不是因为自恋。说到底,还是期待在年轻的同行、在我自己的同龄“小伙伴”们身上看到更多鲜活的、个性的、非流水线化的、最终足够以独立的审美生命力或思想穿透力存留下来的批评实践。

这当然又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何平教授在《批评的返场》序言里说,“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和新世纪之后新入场的学院批评家在成长道路、精神构成、知识结构和批评范式等方面大不相同,新入场的文学批评从业者没有前辈批评家‘野蛮生长’和长期批评文体自由写作的前史,他们从一开始就被规训在基于大学学术制度的‘知网’论文写作系统里。”这样的状况的确会限制一代评论家的总体境界“上限”。

我有时会想起在北师大读研究生时,去中国人民大学杨庆祥教授那里“蹭课”时的情形。那时杨庆祥刚刚写出了《80后,怎么办》,当时1980年前后(大致如1975-1985)出生的那一整批青年评论家都风头极盛,可谓扎堆出现、组团爆发,其中许多人如今已经成为评论界的核心力量。

到现在差不多10年过去了,我们这批人也已大致抵达了他们当初的年纪。目前看,1990年前后出生的这一批年轻评论家,其中优秀者甚多、大有“再爆发一批”的态势,但我个人觉得,从总体看,我们还未达到兄长辈同年龄时的水平和影响力,也还未出现足够多具有标识性的个体。

原因当然很多,但研究路径相似、话语资源撞车、个性风格不够鲜明,多多少少是病症之一。代表性人物要有代表作,而代表作的背后要有代表风格。想想我们的前辈们——师长辈,以及兄长辈——吧!闭上眼睛,是有东西可以自然而然地对应浮现起来的:一篇文章、一个名句、一种腔调,或者仅仅是开会发言时一个惯用的手势、一种说话的表情,甚至一条围巾、一副眼镜、一只烟斗。它们就在那里,它们和他们都是明确的。而在此意义上,我们这批“青批”,似乎都有点像“晚熟的人”。

“晚熟”不要紧,重要的是,我们相信自己“会熟”。这并不是一种虚妄的自信。此前有一位前辈问过我一个问题,说“你们这批年轻人,平时私下聚在一起,还会谈文学吗?”我几乎是肌肉记忆式地答了“会!”紧接着许多画面涌了上来:在大马路上,在食堂,在烧烤店,在胡大小龙虾馆,甚至在KTV里……年龄相近的我们居然在谈论乃至争论某一篇最新的文学作品。我甚至还说得出在哪一家KTV里我们争论的是哪一篇。这画面平时想起会觉得荒诞,此刻想起,却觉得温暖。至少,我们依然真诚而强烈地保有着“谈论”的欲望和激情。这是一切的起点,是“批评”一事的根本希望所在。

也想起同样是在北师大读书时,我的导师张柠先生对我说过的一句话。那时正是秋天,我送老师下课回家走到师大小南门,银杏叶三三两两在脚底翻动着。张柠老师对我说,真正的批评家,一定是谈起文学,有讲不完的话要讲;而不是谈起那些看似跟文学有关、实际跟文学无关的事情,有讲不完的话要讲。

我一直以此自勉。此刻,也与读到这篇文章的同行伙伴们共勉。

作者|李壮(中国作协创研部助理研究员)

编辑/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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