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归家”，几乎是一切艺术的经典主题之一，“家”的文化和“归家”的原型，具有全人类的共通性。这一经典主题的文化原型，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圣经》中的摩西受上帝之命带领被奴役的以色列人逃离古埃及，穿越沙漠，前往富饶之地迦南的故事。出埃及的途中，还有人因缺水问题而对摩西以及上帝产生了信任危机，摩西出手解决了问题。
中国也不乏这样的文化原型。《诗经 公刘》中就记载了中国古代周族英雄公刘带领周民迁居到水草丰茂的地方定居农耕的史诗故事。这些故事与国庆档票房冠军影片《万里归途》后半段的剧情颇有相似之处，中国海外侨胞穿越沙漠，历经千辛万苦，漫漫归家路的场景，具有“仪式感”，让人既感到庄重肃穆又感觉似曾相识。也许，文化原型就是这样悄悄地作用于观众的无意识。
近年来，中国的新主流电影常以“撤侨-归家”作为核心剧情，最具代表性的《战狼2》和《红海行动》，都讲述了中国军人与外国恐怖势力浴血搏斗，最终艰难地完成了撤侨任务——带中国人回家的故事。而《万里归途》则讲述了阿拉伯努米亚共和国爆发内战，前驻地外交官宗大伟与外交部新人成朗受命前往协助撤侨的故事。他们放弃了回家机会，逆行进入交战区，拯救了被困侨胞。
作为注重工业品质和视听效果的新主流电影，《万里归途》无疑具有“大片”气质。影片精心构建了宏大的战争场面，打造了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突如其来的爆炸与枪战场景，让观众在枪林弹雨、横尸遍野中感受到战争的残酷。这一点与《战狼2》《红海行动》相似，宏大的战争场面使得新主流电影融合了好莱坞视听奇观电影的特征，达到了很高的工业化水准，让观众大饱眼福，强烈地感受到了视听冲击力。
但值得特别说明的是，影片又迥异于《战狼2》与《红海行动》的是所表达的主题，关注的人不是某种“超级”特战英雄而是普通的个人，强调的是人们回归祖国家乡的愿景，漫漫归家路上的磨难和仪式性，以及战争动乱的残酷，同时没有进行主观的煽情。
影片主角宗大伟是一名优秀的外交官，之前曾多次在阿拉伯地区执行危险的外交活动，拯救了许多海外侨胞、甚至是中方驻外大使。然而，影片的多个细节也向观众展示，英雄也是人，也会犹豫彷徨，也会退缩畏惧。他在是否要执行撤侨的危险任务时，会因为家中尚有怀孕待产的妻子而犹豫，不愿承担任务；在被边境官百般刁难时，情绪也会几近崩溃；在被叛军逼迫以玩轮盘游戏来拯救同伴生命时，也会有本能的恐惧；直面枪口时，他也会浑身发颤、语无伦次。这是《万里归途》对普通人人性的深入细腻的描摹。
在《战狼2》与《红海行动》中，中国的特种兵们不仅有着以一敌百的战斗实力，更有着勇敢无畏、不惧牺牲的战斗精神，在《红海行动》中即使战友牺牲，其他特种兵们也没有丝毫的胆怯与恐惧，反而化悲痛为力量，愈战愈勇。但《万里归途》塑造的则是更为真实的普通人英雄。而本片主人公宗大伟的心路历程，他的成长，正是影片“归家”主题外的另一条主线。
“面具戴久了,就真成你脸了。”是影片中的一句重要台词，一共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宗大伟揶揄同事的，当时的他一心只想着妻儿，无意执行任务，希望尽快回国；第二次是成朗在徒步沙漠时对宗大伟心怀不满时的抱怨，当时的宗大伟以自己丰富的外交经验而运筹帷幄，面对质疑，不为所动，并拼尽全力完成；第三次是在宗大伟对叛军首领的嘲讽之语，此时的他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成为无畏的战士，在精神上、道义上都战胜了对手。同一台词的三次出现，标志了主人公成长的三个阶段，展示了一个“平民英雄”是怎样炼成的。
《万里归途》将英雄的另一面也展现在了观众面前，呈现了一个情感复杂、性格立体的英雄形象。他有人之常情，有性格弱点，也有自私心理。如此这般的英雄形象实际上更加贴近现实生活，更能让观众设身处地达到共情的接受效果。
实际上，对于导演饶晓志而言，这样的人性温情和民生关怀是有迹可循的。在其成名作《无名之辈》中，他对来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关注和人格尊重，就非常让人感动。本片中的小人物依旧出彩。除了中国工人群体中讲着各种方言，性格情态各异的工人，影片甚至还塑造了几个中国电影中不多见的外国小人物形象，如影片中的外国边境官，与宗大伟的几场对手戏就让观众对他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他读过大学，坚守着职业操守，有对国家未来的畅想与愿景。再如，中国企业雇用的当地司机努米亚老人，心地善良，憨厚老实，为义赴死。还有白婳收养的当地小女孩，自小便饱受战争之苦，没有人言明，却能敏锐地感觉出爸爸已经不在了，这份早熟和敏感使人唏嘘……这些配角个个有血有肉，性格鲜明，构成了战争下的群像，而他们到位的表演与悲惨的故事经历提醒着观众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可贵。
而《万里归途》的不足或许在剧情设置上。首先，影片的戏剧冲突不够自然，不论是章宁的意外死亡，亦或是反派叛军的两次突然登场，都几乎毫无征兆与铺垫。不免让人感觉是在强行制造冲突以推进剧情。其次，有些剧情又脱离现实，两次轮盘赌命大战稍嫌冗长。结尾段成朗跳出来高举摄像机拍摄，以此进行“要挟”，而叛军竟然被“唬”住了，这多少有些不合情理。然而，瑕不掩瑜，影片对“归家”的强化和超越，对战争中小人物群像的塑造，对平民普通英雄之成长的叙述和刻画，都是影片的创新之处和突围之道。
可以肯定地说，影片为新主流“撤侨”题材电影开辟了一条新路。
文| 陈博尔 编辑|陈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