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北京大华城市艺术表演中心上演的《我是哪一个》，是易立明导演的“医学的胜利”三部曲之一，由英国剧作家卡里尔·丘吉尔编剧。这是一部游走在谜题与谎言中、通过克隆人故事展现人类伦理困境的剧作。出于不明确的原因，父亲萨尔特同意用大儿子的基因克隆了小儿子，不想进行这项医学实验的医生私自克隆了更多的克隆体。当他们与同样的自己遭遇时，戏剧发生了。
“遇见自己”，如果没有孪生兄弟姐妹的话，那一定是一件令人惊恐的事儿。戏一开场，小伯纳德即遭遇了这种惊恐。他遇到了“一群”自己。父亲不得不告诉他——他是被用大儿子伯纳德的基因克隆出来的。而父亲只想克隆“一个”，未曾想医生竟然偷偷克隆了“一群”。于是，谜题出现了：父亲克隆儿子的动机是什么？父亲的解释是：大儿子四岁时与妈妈一起死于车祸，为了能再次“抚养”已死去的大儿子，他同意了克隆实验。然而，随着剧情的展开，父亲的解释越发不能自圆其说，不断出现的叙事漏洞让父亲的动机扑朔迷离。
谎言就在父亲动机的谜题中诞生，并伴随解谜全过程。尤其当大儿子出现后，父亲的克隆动机就更难解释了。按照父亲的说法，克隆的原因是因为大儿子完美。显然，小儿子成了大儿子的替代品。那么，父亲爱的到底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恐怕不是小儿子。
然而，事实又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大儿子并没有死。大儿子揭穿了一个真相：妈妈并非在他四岁时死于车祸，而是在他两岁时死于自杀。他四岁时，的确有一件大事发生——被父亲送进了福利院。在大儿子对父亲的质问中，新的问题产生了：既然大儿子是完美的，父亲何不留大儿子在身边？为什么要克隆一个小儿子，抛弃大儿子？从大儿子对童年记忆的复述中，我们发现，当年父亲并没有那么爱他。在他从妈妈自杀到自己去福利院的两年里，父亲基本无视他的存在。即便我们将父亲的反常态表现看作是家庭变故的结果，而后试图重新做一个称职的父亲乃源于忏悔之心，依然不能解释父亲的克隆动机。因为如果父亲想要弥补自己失职的过错，满可以从福利院接回大儿子，何必再造一个小儿子？所以，父爱不是理由。就算是爱，父亲爱的到底是哪一个？恐怕也不是大儿子。
父亲爱的是哪一个？“我”又是哪一个？这是一个关系到个体的唯一性和价值感的问题。因为不断的发现与否定，追问便尤为迫切。父亲自我譬解的克隆动机被大儿子否定了。那么，父亲为什么同意克隆小儿子？是否仅仅为了一个医学实验？如果是，这个医学实验对父亲意味着什么？他从中获利了吗？剧作开篇，我们看到父亲有强烈的“发财”冲动，有与医生打官司的计划，还生出一个克隆体值多少钱的设想，这让他当初克隆小儿子的动机显得极为可疑。不过，关于父亲的克隆动机，剧作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而是留下引人遐思的空间，在充满漏洞的解释与自相矛盾的事实中，让难以解释的谜题和解释过程中的谎言，以纠缠不清的姿态共同指向克隆人类的伦理困境。
如果人类“遇见自己”，如何面对同样的自己？每一个个体人作为“人”的唯一性何在？“一模一样”与“不一样”的分野是什么？当“新的自己”出现，“旧的自己”是仅仅被复制还是已经被替代？当生物界的自然进化规律被破坏，人类如何相处和自处？这些问题无一不关涉科学与伦理的关系。虽然作品并没有直接去讨论这些问题，但小伯纳德的惊恐、大伯纳德的愤怒，大伯纳德杀了小伯纳德后自杀的突变，已然显示了这种困境的后果。但剧作家还觉得不够。她又用第三个克隆体布莱克的维度显示了另一种恐怖。身为三个孩子父亲的数学老师布莱克自得其乐地生活着，丝毫不介意自己是克隆体。这种“无脑”状态对父亲萨尔特构成的刺激，甚至超过大小伯纳德之死。因为放弃对个体人的唯一性、独特性的体认和追求的布莱克，某种意义上已不具备“人”的本质需求与特征。这恐怕是克隆人类更大的伦理困境。
在谜题、谎言和困境中，《我是哪一个》的台词充满隐含信息。人物间对话遮遮掩掩，闪烁其词，欲说还休。父亲和三个儿子间的相互试探多以半句话形式出现。他们要么会自己吞下后半句，要么话一出口即被对方打断或否定。而他们又会不断重复对方的话，只是经过重复后，同样的话又会产生新一层意思。因此，剧作大多台词都富含了潜台词。半句话、停顿和重复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戏剧节奏。舞台上，人物在你进我退间相互猜测；舞台下，观众则在思索玩味中默默推断。
配合剧情，作品的舞台呈现既是写实的，又充满象征意味。虽然客厅、浴室的舞台布景充满生活实感，但每到换场，舞台上小电视机里的画面便富于深意了。从黑白到彩色，电视里循序播放出现代战争炮火连天、军工企业制造武器、电气化时代标志性发明、电子化时代科技成果、人类精子自由畅游等画面，不由引起观众对于科技进步成果可否被滥用、被滥用的科技成果是否会反噬人类等问题的反思。剧终时，奔涌的白雾和冷色彩光制造的洪水滔天情境下，装满玩偶的浴盆缓缓升起，悬空停住。这个类似电影空镜头的定格，似乎在问：人类能否逃过劫难，走出困境，登上属于自己的诺亚方舟？
图片/北京大华城市艺术表演中心供图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编辑/乔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