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和计划在英文里是同一个词，但在中文里，还是要区分一下。

城市肯定是需要规划的，因为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需要能够适应未来的人口增长。但规划不是计划，只能是预测。由于人口迁移本身表明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对于城市人口总量的直接管制很可能会偏离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目标。

大致预测出人口的空间分布，不仅对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规划非常关键，而且对于企业和个人的选择和投资也非常重要。

那么城市人口可以被预测吗？我认为可以，只是不一定那么精确。

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的“齐夫法则”吗？如果一个国家的城市人口分布大致符合“齐夫法则”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只要把一个国家最大城市（都市圈）的人口规模给预测出来，然后每一个城市再找到自己在这个国家城市规模排序中的大致位置，这个城市就可以大概知道自己的人口规模了。换句话说，如果最大城市的人口是p 的话，那么排位在第n 位的城市人口大概就是p/n。

不过社会科学的预测无法做到自然科学那么精准。“齐夫法则” 虽然是一个统计规律，但是对于最大的一些城市，这个规律的预测准确度反而不高。在中国有两个因素可能会使得一些大城市的人口长期偏离“齐夫法则”。

第一，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政治中心同时也是最大的经济中心。当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分离的时候，往往这个国家又是比较偏自由经济的，首都的城市规模并不大。美国的华盛顿、澳大利亚的堪培拉都是这样的情况。像中国这样，首都不是经济中心，但行政职能非常强，城市规模巨大的情况很少。也就是说，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北京的人口规模可能不会和上海差太多。

第二，行政力量可能会刻意地让中国存在十个左右国家级的中心城市。这些国家级中心城市的人口可能都会达到千万以上，甚至2 000万以上，使得大城市的分布相对来说比较均匀。这样的话，就意味着中国前十位的城市（都市圈）对“齐夫法则”的偏离度也是比较高的。

但是，即便出现以上偏离，也仍然不能忽视一个事实：随着人口更为自由地流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及周围的都市圈人口将继续增长，一些人口流出地区，人口还将继续负增长，整个国家的城市体系总体上在趋近于“齐夫法则”。

还有一个办法可以预测未来中国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即利用“空间均衡”的思想。如果可以大致预测出中国经济的空间分布，再假定人口自由流动在2035年时基本实现，这样，每个地方的人口份额大致等于其GDP份额，让最发达地区的人均GDP大约是欠发达地区人均GDP的1.5倍左右，就基本上实现了生活质量意义上的“空间均衡”；然后再用人口份额去分拆全国总人口，就可以大致估算出人口的未来空间分布了。

所以，关键是要预测出未来中国经济的空间分布。如果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理条件，也就是到大港口和大城市的距离，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历史数据大致来预测未来各个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规模。

下面是我们画的一张图（图7.4），展现了2035年中国人口的空间分布，其中圆圈的大小表示的是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

图7 . 4 中国未来人口空间分布预测（数据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尽管预测是危险的，但这个预测实在太重要了，它既可以避免人口流入地规划不足，又可以避免人口流出地过度投资。根据这张图，我们能做如下几个大的判断：

首先，“向心城市”现象——人口向中心城市周围的都市圈和城市群集中——将持续发展下去。

第二，中国最大的几个一线城市一定会成为与周边中小城市连成片的都市圈。如果类比东京都市圈，中国最大的几个都市圈范围内人口规模达到3 000万以上是大势所趋。

第三，包括北、上、广、深四个都市圈在内，中国可能会出现十个左右人口规模在千万（甚至2 000万）以上的都市圈。其他的城市，如果盲目把自己做大，既无必要，也不现实。建议谨慎为之。

第四，今天出现人口负增长的区域未来大概率会继续人口负增长，这个过程大约会持续20年到30年的时间。因此，在人口负增长的“收缩城市”所进行的扩张性城市规划，应该立即停止。“收缩城市”应该实施减量规划，并将公共服务向中心城区集中，帮助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只要承认城市规模背后的客观规律，那么，对于大城市目前存在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以及与人口增长相伴随的城市拥堵问题，就只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在供给侧增加总量，调整结构，优化布局。也恰恰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承载力可以提高。

反过来说，如果采取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思维来治理“城市病”，既是缘木求鱼，也将得不偿失。缘木求鱼，意思是这条路的方向是不符合城市发展客观规律的；得不偿失，意思是效果不会太大，而且还会引起经济增长放缓、社会矛盾加剧等一系列负面后果。

《向心城市：迈向未来的活力、宜居与和谐》著者：陆铭；出版时间：2022.7；出版社：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