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伊姆·达汉出生于一个清贫的以色列工人阶级家庭，还是个少年的他尚不知道计算机为何物，对大学也毫无概念。直到有一天母亲的一位朋友萨姆来家里做客，带哈伊姆·达汉参观了大学的实验室。要上大学，要学计算机这一念头在哈伊姆·达汉的头脑中才渐渐清晰起来。

比获得学历更重要的是，这个小小的经历让哈伊姆·达汉发现了自己的兴趣和潜力所在，他在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开始希望每一个以色列的孩子能有这样的机会获得希望、抱负和梦想。为此他创立了一个专注儿童教育的公益组织奥法姆，旨在为以色列边远社区的儿童和青少年赋能，通过移动实验室为儿童和青少年带来科学、技术和数学等丰富的课程。

在广西师大出版社上海贝贝特2022年4月出版的《以色列的慈善事业与社会参与》这本书中，哈伊姆·达汉不仅回顾了自己童年的经历，也讲述了自己如何从零开始创办公益组织奥法姆的过程，接受过他帮助的孩子们的生命中，从此又多了一盏明灯，一个选择。正如哈伊姆·达汉所言，我们显然无法改变整个世界，但如果我们成功地改变了哪怕一个孩子的世界，这也是我们的付出所带来的巨大回报。正如我们的圣人所言：“任何拯救了一个生命的人，就好似拯救了整个世界。”

《以色列的慈善事业与社会参与》[以色列]哈伊姆·达汉 / 孔德洁 / 邱莹 / 广西师大出版社 | 上海贝贝特 / 2022-4

寻找撬动一个孩子潜能的阿基米德点

通过对我和伯格曼教授相遇的经历进行深入分析和观察，我明白了，孩子成长的环境——家庭、朋友、学校、居民区等——会塑造他的生活，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未来的边界。有限的环境会给孩子的体验和经历注入挫败感，可能会在孩子的头脑中制造主观的人为障碍，严重限制他的希望、抱负和梦想。这些障碍是在缺乏自信、自我价值和自我效能感等深层情感的背景下产生的，与孩子的实际潜能无关。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这些障碍在他的思想和性格中变得越来越稳固，改变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因此，许多人在生活中充满无力感，错过了他们巨大的潜力得以发挥的机会。在这种背景下，建立信任、尊重和相互尊重是赋予儿童力量的第一步。相信孩子和他的能力并创造成功的经验，可以加强孩子对自己和他们的能力的基本信念。每一次成功产生的积极体验，能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和能力，从而增强他对自己能力的信心。在这个过程的某个时刻，存在着一个阿基米德点（Archimedean point），孩子的匮乏感变成了力量和对更多成功的迫切渴望，经历过阿基米德点的孩子实现他全部潜能的可能性特别高。

根据我的个人经历和与伯格曼教授的会面，我很清楚地知道，我将在教育领域实践自己“修复世界”的理念，而且必须与儿童相关。在美国待了13年后，这个想法开始成形，我着手准备行动。首先，我必须研究当地的现状：这个领域有没有非营利组织在运作？如果有，主要的组织是哪些？谁在给他们提供支持？他们的模式是怎样的？每个机构有什么独特之处？他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他们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发现有成百上千的机构致力于教育问题。和大多数以色列人一样，我也对以色列正在进行的社会活动知之甚少。我对这项工作的强度以及存在如此多善意的人和组织感到非常惊讶。在我参加的会议中，我认识了一些善良、慷慨、有魅力的人，他们都致力于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此外，他们夜以继日地促进它的实现。他们大多数都很低调，他们远离聚光灯，努力工作，使我们生活的地方更公正、更美好。毫无疑问，这些人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第三部门的人力资本和驱动力，推动和促进众多公众的福祉，是构成国家-社会复原力（nationalsocial resilience）的一个重要因素。民族诗人查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Chaim Nachman Bialik）在他的诗《耶希·海尔基·伊玛赫姆》（Yehi Helki Imachem）中这样描述这些人：“你内在的精神就像一颗珍珠，藏在海底；你的能力就像森林里的浆果，躲藏在树荫里。”

为了更好地了解一般组织和非营利组织之间的联系，了解以色列多数非营利组织面临的主要问题，我参加了以色列国会教育委员会（Knesset Education Committee）关于教育组织的讨论。在结束讨论时，我提出了一些见解和一长串以色列主要的教育组织的名单。当我标记出他们的地理位置时，我惊奇地发现，绝大多数的教育机构在大型城市或发展中的城镇运作，而小型及偏远社区缺乏非营利组织的情况显得尤为突出。发展中的城镇周围有许多地方议会，其中包括大量偏远的莫沙夫（moshavs，小型村庄合作社），但实际上，没有一个非营利组织到这些地方落脚。

可行的解决方案

因此，我发现由于偏远居民点的人口较少、后勤成本高，导致其被国家当局和教育类非营利组织忽视。因此，在我看来，这些偏远小社区的儿童和青少年似乎是我“修复世界”的行动中最合适的目标人群。我知道，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解决阻碍大多数组织在这些社区开展项目的后勤问题，这将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接下来的一个“小”问题则是如何找到这样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2003年年初，我去贝尔舍瓦看望父母时，听到了本- 古里安大学教授阿维沙伊·布雷弗曼（Avishai Braverman）的一次采访。这次采访是为了纪念以色列的“数字鸿沟”周（“Digital Gap” Week）而举行的。人们会在这一周里讨论造成人群中产生信息技术使用鸿沟的原因以及弥合这一鸿沟的方法。数字鸿沟是指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不同地区的人口之间在采用信息技术方面的差距。对社会公正和适应力的关注是促使世界各国努力缩小数字鸿沟的因素之一。研究发现，数字鸿沟并不是随机出现的。事实上，它还与其他相关的社会差距相关联，

如住房、教育、就业和收入——这一现象被称为“多重歧视”（multiple discrimination）。在采访中，采访者问布雷弗曼教授本- 古里安大学正在做什么来减少数字鸿沟。布雷弗曼教授自豪地说道，在他的领导下，该校最近刚刚投资约300万美元，为当地儿童和青少年建立了计算机实验室。

布雷弗曼教授的发言让偏远小社区儿童和青少年的问题变得清晰。当时我的脑海里冒出一个问题：怎样能够让住在距离贝尔舍瓦20~30分钟车程的偏远的小型弱势社区的孩子受益于本-古里安大学的实验室？一个处于较低社会经济水平的大家庭，住在一个遥远的小村庄，整日为生计奔波，当他们听到实验室的消息的时候，会拿出一部分时间和资源接送孩子去实验室吗？这似乎是一种天真的想法。最好的情况是，计算机实验室能服务贝尔舍瓦一小部分的贫困儿童，但是实际上更可能会服务于家庭背景好的孩子，因为他们具备必要的资源，且父母也具有这方面的意识。因此，在布雷弗曼教授接受采访后的几周里，我一直在考虑建立一个计算机实验室，与本- 古里安大学那个类似，给我的目标人群——偏远且贫困的小社区里的儿童和青少年使用。我个人的技术背景和对教育尤其是技术教育的理解，让我发现这是缩小社会和经济差距最好、最快的方法，这也促使我去寻找自己想要的解决方案。

由于成本高、缺乏经济可行性，在每一个偏远的小地方建立一个技术实验室哪怕在理论上都是不可能的。那么如何在这些社区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新技术实验室呢？一段时间之后，我忽然意识到如果不能把边缘地区的孩子带到国家中心的实验室，也许可以反过来，把实验室带到边缘地区的孩子那里。这个意识引发了我考虑建立移动实验室以到达每一个地区的想法。一个移动实验室可以在一个社区给18~20个孩子上一节课，然后进入另一个社区，给另外18~20个孩子上一节课，以此类推。与邻居朋友们一起在自己熟悉的后院接受技术教育，能让孩子们更容易、更愉快地参与进来。此外，实验室的移动性还将创建一个大型的虚拟社区，该社区将由分散的地方小社区集合组成。经过仔细计算，一个流动实验室每天可以为18~20名参与者提供3~4节技术课程。它每周可以让270~400名来自偏远地区的儿童接触到丰富的技术课程。我越想越兴奋，周围朋友们的热情反应和支持、鼓励让我进一步思索这个想法。有一天，我决定去内盖夫的几个地区委员会听取当地居民关于非正式教育的问题，并就我们的新想法搜集反馈。第一个好的迹象是我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尽管我感到他们不太相信来自“中心”的人会毫无私欲地帮助他们。令我高兴的是，这种不信任很快就消散了。在与各区域委员会主席以及教育和福利部主任的会议上，我证实了我的假设，即在各区域委员会及其社区内十分缺乏丰富充实的活动。此外，人们对移动技术实验室的想法反响热烈。在麦查文区域委员会，我遇到了当时的教育部部长什洛莫·谢拉菲（Shlomo Sharafi），他是一个既严肃又热情、充满善意的人。我们须臾间便产生了化学反应。过去，他是贝尔舍瓦一所小学的校长，他还认识我就读的那所小学的校长。当我告诉他我自己的情况以及我想为像我这样背景的孩子们采取行动时，他变得很兴奋，对移动实验室的想法充满热情。他当场决定加入这一行动，并承诺在他的权力范围内尽一切努力帮助我们在他的区域委员会中促成这一想法的实现。什洛莫把我介绍给委员会主席，主席也给予了他的祝福和热情的支持。因此，我觉得移动实验室的理想“试点”是麦查文区域委员会。

以愿景争取更多的支持

我和我的朋友们决定为此成立一个非营利组织。那么首先我们必须给它取一个名字。我认为这个名字应该象征其活动的本质。我首先在《圣经》中寻找答案。当我读到《以西结书》（1 ：20）的一节：“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轮子（ofanim）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我觉得它包含了组织的主要理念——它带来了一种新的精神，这在这一节的最后一句话中表现了出来——“ofanim”（奥法姆）。这个词有三个不同的定义，它们都描述了组织活动的本质：

1. 轮子：象征着移动实验室；

2. 形式、方法、方式：这象征着本组织将提供的各种技术型的充实活动；

3. 天使：在犹太传统中，这是天使的昵称之一，是上帝的使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伯格曼教授是我的天使和信使。所以，组织中的辅导员也可以成为社区里那些孩子们的天使。因此，在2003年12月，我和一群好朋友提交了一份成立名为奥法姆的非营利组织的申请，以促进以色列儿童和青少年的发展。该组织确定了一项目标，旨在为以色列边远社区的儿童和青少年赋能，由充满动力并且深刻理解社会使命的优秀学生作为辅导员，通过移动实验室为儿童和青少年带来科学、技术和数学等丰富的课程。毫无疑问，我的好朋友们都参与了这个组织的筹建工作，许多朋友为这个想法而“疯狂”。如果没有他们的鼓励、敦促和支持，我不知道奥法姆还能否成立。

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是这个组织的支柱。小组中每个人的认同感、归属感和意义感让我们这个团队创造出自己的工作模式，从而更好地推动组织目标的实现。此外，一些合作活动使我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增进了友谊，带来了更多意义，让我们觉得我们的伙伴关系比我们自身更有意义。

为了增加机构成功的机会，我们需要对此理念深信不疑的人们接纳、推动、推广它。每一个创立组织或者参与其中的企业家的个人经验都会为组织增加可靠性，这能让组织更容易地获得外界的认可。此外，连贯、明确且清楚地表达组织的使命和远见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确定组织的愿景是管理人员应对当前和未来组织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主要手段。

愿景是一个有规划的隐喻，它界定了组织努力前进的方向，强调了作为组织指路明灯的价值观。愿景以外的则是组织的道德价值观念。使命则确定了组织存在的正式理由以及为确保其长期存在而将采取的主要行动。另一方面，愿景理应定义组织的工作方式，它与使命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定义了指引共同身份和目标的价值体系，且形成了组织认定的目标，而使命则带来了具体的任务和活动。然而，尽管十分复杂，我们仍然有必要明确创建愿景的几个结构性阶段，并贯彻在组织的日常活动中。对愿景和使命清晰而简单的定义有助于我们专注于我们试图解决的问题，即通过传达信息争取更多为此“疯狂”的人支持这个想法。

每一个改变都必须始于细微之处

在组织的早期阶段对此进行认真、精确的准备，可以在今后的道路上避免许多障碍。如果有强烈的意愿想立即开展行动举措，却没有一个明确的构想，也没有对这个领域进行专业的彻底的评估，就会导致许多困难，甚至危及这个构想的顺利执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注意不让理性成为欲望的奴隶。在最初阶段，详细研究这个问题是必要的。我们必须十分耐心地以专业的态度研究问题，评估该领域的需要，并准确地定义问题。对问题的理解并掌握相关的知识是在招募支持者的过程中体现我们自身可信度和专业度的必要条件。此外，熟悉同一领域中所有的主要组织，并了解每个组织项目模式的独特性以及它们所面临的挑战，也非常重要。这能帮助其他机构更清楚地了解组织的信息和理念的独特性，获得更多认同该理念的伙伴和支持者。

我们需要以谦卑的姿态去触及相关问题。在一定的时间内，循序渐进才能带来真正的改变。例如，如果一个组织的想法是缩小教育方面的社会差距，那么它就应该聚焦于某一地区或社会群体。如果不加限制，就好像这个组织想要缩小整个社会的教育差距，那就太过雄心勃勃，更不用说狂妄自大了。当然，“修复世界”背后的理想都需要不断地改善。

然而，每一个改变，不管它有多大，都必须始于细微之处。在定义了问题并调研了该领域真正的需求之后，需要将目标受众和环境与我们的目标联系起来。许多社会倡议从一开始就失败了，因为他们未能留意目标受众的真正需要。只有与目标社区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才能带来改善，在教育机构中尤其如此：家长、教师、学校校长和地方政府领导人比任何其他人都更了解社区的需求和细节。如果一个行动计划与当地环境脱节，或不和社区合作，没有让当地人深入参与其中，那么它注定失败。

这就是为什么奥法姆学习项目组建了由组织内部的专业人士、教师、校长和项目所在社区的家长组成的联合小组。这种方法建立了信任、伙伴关系和积极的气氛，我们收获的远远超过我们所给予的。多年来，奥法姆丰富了偏远地区数千名儿童的生活，让他们接触科学、技术和数学，并为他们创造了许多积极的关键经历。来自以色列和美国的商界人士与机构建立了真正的伙伴关系，为这个项目提供资金和支持。对我和我的朋友来说，我们不可能对巨大的社会差距视而不见，继续生活在真空中。不过，我们并不天真。我们明白，当涉及社会行动时，我们显然无法改变整个世界，但如果我们成功地改变了哪怕一个孩子的世界，这也是我们的付出所带来的巨大回报。正如我们的圣人所言：“任何拯救了一个生命的人，就好似拯救了整个世界。”

文 | [以色列]哈伊姆·达汉

译 | 孔德洁 邱莹

（本文选自《以色列的慈善事业与社会参与》，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本书的出版得到筹款行业培育平台方德瑞信的智力支持）

来源：贝贝特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