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诗歌集》由理想国最新出版，这是崔健三十五年歌词创作首度结集出版。自从1986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第一次吼出“一无所有”，三十多年来，一首首犀利如刀的“摇滚诗”始终在人们心头激荡。而崔健的诗歌结集成书，“让‘一无所有’的主题与变奏，铭刻在历史记忆中”。对于崔健的这本诗歌集，姜文、王朔等老友纷纷为其“背书”，姜文更是作序《如是我闻》。

《如是我闻》中，姜文化身“记者”，向崔健提问。文章中讲到崔健本来没想过“摇滚中国化”这个问题，《一无所有》也没想叫这个名字，那是1986年，崔健本想叫《1986》，或叫《这就跟我走》，或是《你何时跟我走》，“最后写完了，一看，哦，《一无所有》。我一般是这样，先出动机，后出和声，再出旋律，然后填词，最后起名，百分之九十的歌都是这样。《一无所有》就是曲带着词，一气呵成的。当时写完之后还觉得挺洋气的，然后唢呐一加、笛子一响，就成了中国民歌了。”

姜文说崔健很多歌都关于出走，崔健表示这是一股心态，一种潜意识的文学感受。“当我总结所有歌的时候，我发现我是想离心向外走。总之是往外走，我不喜欢回家的感觉……我内心充满挑战，实际上唱着唱着，别人都被我唱走了，我把出走的感觉释放出去了，我倒是留下来了，走的是别人。”

崔健出版这本诗歌集也是一种出走，不是回归。“我在挑战我曾经不敢挑战的东西。我没有诗才，别人比我写诗写得快。他们满脑子都是诗，像我做音乐一样，出口成章。但是，我做音乐也挺慢的。”

姜文问崔健怎么看待自己，崔健说每天面对镜子，都不一样。“最起码我认为有三个自己。其中一个是特别情感化、个体化的。有句话是我女儿告诉我的，她说在西方有一种哲学叫treat your body like a temple，就是把你的身体看成殿堂。我发现音乐就是对身体忠实的一种东西。还有一个理想化的我。第三个就是利益性的、智慧性的。我可以说它是小聪明，签合同、算账、存款、买保险、交际等日常要想的。还有就是培训、科技、规划等，反正是与信仰和情感无关的一些思考。这一切都属于第三个自己。”

最后，姜文评价崔健：“崔健，是个怪物，是个怎么说都不过分的奇迹。”

附姜文原文

姜文：如是我闻

朋友要给老崔出诗集，要我写个序。

我说：OK。

他（老崔）说：好。

01.

我说：

您老要出诗集，让我不免有点儿担心。

他说：

担心什么？

我说：

万一得诺贝尔了怎么办？

他说：

我是做音乐的，我还是更想得格莱美。其实我的歌词不应该属于文学领域，它离不开音乐。

我说：

但诗集就是那些歌词，而歌词已脱离了音乐，分开它们的预谋是什么？

他说：

这本诗集是个纪念，经过我的编辑，把歌词版调整到阅读版，文字分量更专一，阅读起来会有意外的东西出来。

我说：

重读这些歌词，什么感觉？

他说：

我重读了上百次，到最后是已失去了文学化的重读。当我看着歌词，是带着音乐化处理的，并不是文学化的。

我说：

你看着你的歌词，是带旋律的？

他说：

对，最起码带着音乐发音的旋律，因为普通话是一种特别容易审美疲劳的语言，它受四声的控制，我甚至认为所有方言都比普通话更富表达力。我对普通话的不满足感已经在我很多说唱音乐里体现出来了。我用山东话写过《网络处男》。你的电影《鬼子来了》我超喜欢，所以我还用唐山话写了一首歌。

02.

我说：

你跟“一无所有”是什么关系？毕竟它在成为歌名之前，先是个成语。

他说：

当初没想叫《一无所有》，那是1986年，我想叫《1986》，或叫《这就跟我走》，或是《你何时跟我走》，最后写完了，一看，哦，《一无所有》。我一般是这样，先出动机，后出和声，再出旋律，然后填词，最后起名，百分之九十的歌都是这样。《一无所有》就是曲带着词，一气呵成的。

我说：

为什么是这个旋律？陕北味儿。

他说：

我也不知道是这种旋律。当时写完之后还觉得挺洋气的，然后唢呐一加、笛子一响，就成了中国民歌了。

我说：

潜意识的？

他说：

对，摇滚乐落地中国，这首歌可能算是一个标志，但我根本没想过摇滚中国化。

我说：

歪打正着？

他说：

对。就把摇滚乐自然地在我身上做一次处理，变成中文。

我说：

《一无所有》英文是啥样的？

他说：

一开始叫“Nothing to My Name”——我的名下什么都没有。

我说：

这不光指财富。“什么都没有”，那就是一张白纸的意思啊？

他说：

对，但我不知道英文到底怎样诗意地传达这个意思。

我说：

《一块红布》是先有红布呢？还是先有的词儿？

他说：

《一块红布》几乎是词和曲同时写出来的，很快！《一无所有》火了之后，我有个潜意识，不想总是唱它，一定要弄个新歌。

03.

我说：

你的很多歌都关于出走，对吗？

他说：

问得好。它是一股心态，一种潜意识的文学感受。当我总结所有歌的时候，我发现我是想离心向外走。

我说：

从白走到黑？去哪儿呢？

他说：

总之是往外走，我不喜欢回家的感觉……我内心充满挑战，实际上唱着唱着，别人都被我唱走了，我把出走的感觉释放出去了，我倒是留下来了，走的是别人。

我说：

大家都被你骗走了，你却留在原地。

他说：

哈哈，我留下挺好。

我说：

你这次出诗集，是又一次出走，还是回归？

他说：

也是一种出走，不是回归。我在挑战我曾经不敢挑战的东西。我没有诗才，别人比我写诗写得快。他们满脑子都是诗，像我做音乐一样，出口成章。但是，我做音乐也挺慢的。

我说：

你愿意看谁的诗？

他说：

我愿意看特别拙的人出的诗句，那是最好的。当我发现这个诗人在投机或炫技的时候，我马上就不愿意看了。

04.

我说：

有人说：六十而耳顺。您老如今耳顺否？

他说：

我前段时间写了一个小东西，正好可以回答你。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念给你听。

我说：

听！

他说：

时间不是循环的，时间是直行的，情感是循环的。只有当音乐响起时，时间是循环的，而情感是直接的。

现实像块冰，理想像团火，我就在它们中间，我做好了准备，融化或者湮灭。

我说：

那您老到底耳顺否？

他说：

哦。我周围有的是耳顺的人，但我知道我必须得坚持点什么不一样的东西。我的生活方式更像是做纯音乐的，特别是像做爵士乐的。必须得在一条路上走到黑，才能看到光明。

05.

我说：

你怎么看《假行僧》？

他说：

很多人会觉得它特别隐晦，网上也有评论说这不是流氓歌曲么！一个流氓不愿意负责任，到处跑，也不要财产，也不要情感的包袱。实际某种程度上，ta不应该是一个男性，ta应该是中性的，ta也可以是女性看情侣的一个角度。这首歌比较洒脱，“老子惹不起，还躲不起么”？

我说：

如果世界上一切束缚你的都不存在，你的歌会是什么样子？

他说：

不可能没有束缚，即使没有，我也一定会找到束缚，找到边缘。艺术家需要抽象的理性思考。

我说：

你的诗集里有很多Hiphop，与诗歌风格完全不一样！

他说：

Hiphop是我一个特别不可思议的转向。很多人不喜欢看到我说唱，其实我每张专辑都有说唱，而且我在1985年就试着玩说唱了。

我说：

那到底什么是Hiphop？

他说：

说唱不是一首简单的诗，是一种态度的形式转变。真正的说唱精神就是解决问题，把事儿说透了，谁也别跑，“要不你给我打死，要不我给你骂瘫”。

06.

我说：

《光冻》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你要把光冻起来？

他说：

《光冻》是我的一种困惑的表达方式，没有找到出路的感觉。因为有了光被冻住的那种情绪、那种土壤、那种基础的牢不可破的严酷感，而我们又束手无策。当我说光被冻住的瞬间，就有了一种时间被穿越的感觉。未来就是现在的出口。时间是会融化现实的！

07.

我说：

到现在为止，你怎么看待你自己？

他说：

自己？每天面对镜子，都不一样。比如今天晚上看到的是恶魔，明天晚上是醉汉，刚刚做完作品的时候，镜子里又变成一个铁哥们儿。很多时候，我面对镜子，会怀疑镜子里的那个人。

我说：

你数过吗？有多少个自己？

他说：

这始终在变化，最起码我认为有三个自己。

我说：

哪三个？

他说：

其中一个是特别情感化、个体化的。有句话是我女儿告诉我的，她说在西方有一种哲学叫treat your body like a temple，就是把你的身体看成殿堂。我发现音乐就是对身体忠实的一种东西。

我说：

你这样对待过自己吗？你把自己当庙了吗？

他说：

对，我要是把我的身体放弃了，成天写《花房姑娘》，那肯定枯燥死，我弹着琴都能睡着了。我不想写一个“花房小子”“真行僧”“二无所有”。所以，我用我的身体找节奏感，我对节奏的研究来自爵士乐，爵士就是用身体数拍子的。

我说：

那另外两个你呢？

他说：

还有一个理想化的我。我经常怀疑自己有没有信仰。

我说：

怎么判断呢？

他说：

要运用排他论，你有没有大量的思考时间？它是非金钱化、非感情化的？如有，那我认为你就是在理性思考，与信仰有关。

我说：

那么第三个你呢？

他说：

第三个就是利益性的、智慧性的。我可以说它是小聪明，签合同、算账、存款、买保险、交际等日常要想的。还有就是培训、科技、规划等，反正是与信仰和情感无关的一些思考。这一切都属于第三个自己。

08.

我说：

《时代的晚上》，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晚上？

他说：

这首歌最大的概念就是矛盾。把对自身的自责和勇气还有情感融合在一起，同时不能说得太多太透。你越不敢说的东西，实际上，你对它的情感就越复杂。

我说：

那你对80年代怎么看？

他说：

方力钧的那幅画《打哈欠》，我认为特别代表80年代，他明明是打一个哈欠，但是大家认为他启蒙了或是觉醒了。也许，他的画中人物“呐喊”完了，回去又睡了。

09.

我说：

在《盒子》里你说“理想在身后叫唤”，现在理想从哪边叫？后？前？左？右？

他说：

现在我跟这个叫唤平行了。如果理想是火，现实是冰，我在中间。

10.

我说：

当你的歌词变成一本书，你对它有什么期待？

他说：

我希望它能引起对我未来作品的关注。

我说：

万一得诺贝尔怎么办？

他说：

我的作品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远不够！而且我不认为中国的艺术家在融化自己体外的冰块之前，会被世人看到。也许我们的热情还是不够。“空空的两手/不够热乎/微微的颤抖/不够强烈……”这是我新专辑一首歌《兔子牛》的第一段。

我说：

你要人们都看到你，但不知道你是谁？

我心话儿说：

崔健，是个怪物，是个怎么说都不过分的奇迹。

是为序。

姜文

2021年7月13日于北京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肖扬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