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百年”指的是什么启蒙，究竟有何含义用这一概念来定义整个世纪是否恰当如此称呼18世纪，可不是历史学家的发明。生活在当时的杰出人物就已经相信，他们正处于一个启蒙的年代。18世纪晚期，这个概念成了一个时髦词。“启蒙”意味着用光明驱散非理性的黑暗、迷信的迷雾、偏见和家长式的专制，并且创造出万事万物独特的、清晰的、可检验的概念。很多欧洲语言使用类似的表达，例如“lumieres”、“to enlighten“、”illuminismos“或”ilustracion"。康德在1784年，即启蒙时代的末期，曾给启蒙一词下过著名的定义，认为它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从而奠定了“不经别人的引导去运用自己的理智”的勇气。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乐观主义，认为一切理性在原则上都能使人类辨明偏见、迷信和权威，并通过理性的方式重新组织人类社会秩序。人们希望现实地参与到这一进步中去，而不是仅仅指望来世的幸福。
康德这篇关于启蒙的定义刊登在《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上，激起了一场公开的讨论，推动众多颇具声望的学者尝试给出自己的定义。除了讨论的结果，讨论本身及其开展的形式就充分彰显了“启蒙时代”——"Zeitalter der Aufklarung“（德语）、”siecle des lumieres“（法语）或”age of reason"（英语）——的特征。换句话说∶这一思潮的内容与新的解释说明、公共传播和社会交往形式相适应;内容和形式彼此交替影响。在 18世纪衍生出这些思考不是意外，而是与当时处于变化中的特定社会条件密切相关。这些条件为传播特定的思想创造了温床，反过来这些新思想也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继而使其发生变化。因此，在谈到启蒙的百年时，应当始终观察到“硬币的两面”，既要了解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了解他们解释世界的方式，又要观察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新的媒体和社交方式、不同社会群体的构成，等等，没有这些，光靠思想是根本无法产生作用的。
那些在18世纪起主导作用的方法和主题，早在17世纪就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其中包括有方法可循的质疑和系统的批判原则，科学从神学中解放，社会契约的自然法原理等。这里的“启蒙”即是指一种文化和社会运动，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日益扩大的学者群体对上述提到的方法和主题进行讨论，系统地进行传播，并尝试将其付诸实践。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应按计划得到完善。人类的行为似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塑造空间，不再仅仅面向一个理想化的过去或者来生，而是开始面向未来和此生。
随着对知识实际用途的重新定位，由学院、沙龙、协会和社交团体组成的网络不断扩大，图书和杂志市场呈爆炸式扩大，更不用说私人关系和通信交往所编织的亲密人际网络。这些团体一方面努力为其事业赢得文化和政治上的核心权力，另一方面也试图影响社会中未受教育的阶层，这是此前几个世纪以来精英文化不断远离的文化传统。启蒙圈子的影响力日渐成为主流新趋势，它在旧秩序的基础上成熟壮大，而旧事物仍十分顽固地存续下去∶王宫、传统的等级结构、宗教信仰和教会等级。启蒙与这些制度的关系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从根本上看它们绝不像一般认为的那样反动。
所有的变化都伴有心态和风格的转变，我们习惯将其简单地称为“市民化”∶和此前占主导地位的宫廷文化不同，这是一种更加质朴的，部分理性、部分感性的，被视作“自然”的说话、写作、穿着、居住以及交往方式。要描述清楚所有这些根本的社会转型过程，是离不开同时代人的体会的。
生活在18世纪的人们把他们的当下称为启蒙时代，和如今大部分历史学家对18世纪的称呼内涵不同。当时的人把启蒙看作一种开放的、未完成的过程，一种他们自身以及全人类需要面对的任务，一种需要不断追求但是永远无法完全达到的目标，一种"规范性理念（regulative Idee）"（康德）。他们很大程度上将其看作他们所处时代的伟大成就，在人类进步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同时始终认为这一过程是没有终结的，期待着未来有目标地持续进步。
法国大革命中的一系列事件以及工业革命的进展，在最开始似乎正是上述诺言兑现的实证，然而很快招致了对希望的持续误解。其对各个生活领域的介入如此之深，不断加速的变革如此剧烈，令人感到革命前的"旧制度（ancien régime）"以及启蒙时代很快将永远地成为过去。也就是说∶人们和这一时代保持历史距离。19世纪，德国首先在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下，逐渐将“启蒙”看作一个时期性的概念，将其解释为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已经完结的、过去的、陌生的阶段。把所有对过去现象的解释集中于其自身特点、特殊的时代性及独一无二性，这种“历史思维”的大行其道使得历史视角深深地嵌入启蒙研究中。如今，不仅在德国历史学家
中，而且在其他欧洲国家甚至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中，这一概念都被视作描述 18世纪的时期性概念——当然这也不是无可争议的，因为当代历史学家对启蒙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当然，今天也可以说它是一种规范意义下的启蒙，它和18世纪遗留下来的尚未兑现的遗产紧密相连∶ 对普遍实现人类权利的要求可以追溯至启蒙时期，而且显然完全没有过时。我们今天所置身其中的诸多社会结构，我们熟知的思想或者现在才开始逐渐消退的思想，有一些（非全部）正是起源于18世纪∶在世界观层面上中立的主权国家、独立自主的个体概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假设、科学论断的跨主体可验证性，等等。然而，认为人类总是走在“更加理性”的进步道路上，不断地从非理性和专制统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这种信仰或者希望，在新的威胁和思考习惯层出不穷的当下正面临着冲击。我们所生活的世纪被打上了野蛮的非人道印记，从而产生了“启蒙辩证法”概念（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运动为工具和技术理性开辟了道路，同时触发了其对立面。
接下来所讨论的“启蒙”仅限于某种特定的历史现象，特指一种精神和社会层面的运动，大体来说在时间上覆盖了18世纪，也可以看作这一时期所呈现的独特性。换句话说∶这种概括性表述是基于如下认知，即启蒙这一概念和最初界定的一样，精准地点出了该时期区别于其他时代的最明显特征。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过去现实中的所有层面和所有矛盾都能被包罗其中。一方面，人们无法将18世纪发生的所有现象都纳入“启蒙”框架。矛盾和对立也是该时期的一部分∶比如洛可可风格的宫廷艺术、新一轮的虔诚运动或神秘主义和秘密结社倾向。另一方面，即使是在这一时期被贴上“启蒙”标签的现象，也绝不是完全统一的。本文一开始提到了许多当时的人对启蒙的论断，即启蒙意味着使一切事物听命于理性，那么问题来了∶这里的“理性”指的是什么？这一论断的依据是什么？它的目标是什么？它所针对的是什么？在寻找这些问题答案的过程中，可以很快发现，尽管很多时代精英一致认为，使启蒙运动不断发扬光大是他们的成就也同时是他们的任务，但是他们也不得不围绕“真”“假”启蒙激烈争吵。
最重要的是∶所谓的“真”启蒙究竟应该并且能够走多远，它（还）应当固守哪些界限？启蒙有些时候是理性之光照耀世界前行，另一些时候则可能成为烧毁一切的火光。在这方面，北部和南部国家、东部和西部国家，以及天主教和新教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时间上的偏移。基于不同的政治、宗教和社会情况，以及所面临的阻力类型，启蒙呈现的形式也千差万别。应当避免为了某些特定的思潮而对其他思潮避而不谈，企图创造“一种”和谐统一的启蒙运动图景。
此外，18 世纪也只是一个笼统的启蒙运动时间界限。从1700年到1800年的一百年肯定不是一段只有一种特点的历史时期。该时期从何时始，到何时止？有一个重大转折是不容忽视的，它对这一时期具有双重意义——既是高潮也是结束，它就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这一历史事件不仅对于法国，而且对整个欧洲来说都是一次深刻的政治、社会和精神层面的转折，而且因为其极端性，也被当时的人认为是一个转折点。
确定这一时期从何时开始，则要难得多。启蒙时期的开始，与其结束不同，没有伴随着声势浩大的鼓点。人们常常用重大政治事件来分割各个时期，但是在各个国家中却不尽相同∶在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早在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就规定了帝国邦联制的法律形态，即由各个领地组成的松散联盟;在英国，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在事实上确立了议会的权力，并且奠定了影响接下来整个世纪甚至更长远时间的宪法基础;在法国，1685年颁布的《枫丹白露诏令》开启了宗教集权的新时代，等等。每个国家对于历史时期的书写都有其特有的情况。
然而，上述转折事件和启蒙时期的开始关系不大，而更多是与启蒙时期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有关。要找出一个如此复杂的精神和社会运动的起始时间，特定的年份很难确定。一些伟大的有影响力的著作早在 17世纪就已经问世——笛卡儿的《方法论》（约1637年）、霍布斯的《利维坦》（1651年）或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年）。但是，如果将启蒙运动看作一场在广泛社会基础上吸纳上述思想并发挥现实影响力的运动，那么上述这些数据还远远不够。知识界气氛的逐渐变化，更多地体现在不起眼的征兆中。
其中的一个征兆，乍一看并不引人注目，但是回过头来就会发现其预示着一场普遍性的转折，即17世纪和18世纪之交，科学和哲学类书籍不再仅用拉丁文，也开始用法语或各自的民族语言书写。约翰·洛克（John Locke）是最早用母语撰写全部著作的哲学家之一，而他的作品视情况再让人翻译成拉丁语。莱比锡大学的自然法理教师克里斯蒂安·托马修斯（Christian Thomasius）在 1687年首次使用德语教学，这在之前的德国是前所未闻的。
此外，牛顿自然科学通过丰特奈尔（Fontenelle）的著作《关于宇宙多样性的对话》（1686年）在巴黎各大沙龙开始普及，17世纪八九十年代著名的“古今之争”首次对古典文化之于当代艺术及文学的跨时代优越性提出了质疑。1709年，英国出现了首份所谓的道德周刊;1717年，随着伦敦总会的建立，跨地域组织共济会开始出现。上述各种现象都表明了当时社会在通讯方式、科学观以及公共角色等方面的根本性转变，成为革命前夕那段时期的显著特点。
当然，这里不可能完全列举所有现象。关于欧洲启蒙的入门介绍既不可能一一穷尽这场运动在各个国家的影响，也不能完全覆盖各个文化领域——哲学、宗教、文学、造型艺术、音乐、政治或社会生活。因此本书必须将这些内容精简为大致的轮廓，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解读。这不仅指内容叙述，还包括参考文献的选择。希望读者们通过阅读本书受到鼓舞，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性，不断地加深阅读，从而形成关于这一时期的独特认识。
注：本文节选自《百年启蒙》中文版前言
来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索·恩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