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有《泪》七律诗一首，因其表现手法的特异，历来颇引人关注，但所获评价却截然不同。赞赏者说“此义山独创之绝作也！”（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但意见相反者却说此诗“卑俗之至，命题尤俗。”（纪昀《玉谿生诗说》）——这里引的是清代两位著名说诗人的观点。今人又如何呢？在对李商隐诗评价普遍高涨的今日，这首《泪》诗似乎还是不太被看好，多种李商隐诗选不选此诗，《文学史》中一般也很少评说它。如果提到，往往是作为不良诗例，批评它堆砌典故、玩弄技巧。就连非常推崇李商隐的一部《诗歌集解》也认为此诗“前六种泪兴起后一种泪，别无寓意。诗用《恨》《别》二赋写法，已有堆砌故实之弊。西崑效之，变本加厉，遂成无灵魂之躯壳矣。”（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批评的是西崑体，根源则似在义山。笔者对此曾有疑问，但因囿于此诗体格属于咏物，又说不清其究竟有何深意，也就无从反诘，只能将疑问存于心中。可是，近来又读，反复琢磨，产生了些新认识新想法，不揣浅陋，愿与读者交流，向方家，特别是尊敬的学锴兄求教。
《泪》诗究竟是怎样一首诗呢？我们今天就从“堆砌故实”入手来具体赏鉴分析一番。
先看其诗原文：
永巷长年怨绮罗，离情终日思风波。
湘江竹上痕无限，岘首碑前洒几多。
人去紫台秋入塞，兵残楚帐夜闻歌。
朝来灞水桥边问，未抵青袍送玉珂。
前人讲解此诗，首先遇到的是其性质如何，是否属于咏物诗？从题型看，咏眼泪，显然应属咏物。咏物诗的高标主要不在于状写描摹的工巧逼真，而是要有超乎形似、神似以上的寓托和深意。如果全诗赋体，平铺呆绘而并无丰富含意，那么诗的格调就高不到哪里去。朱彝尊、程梦星、冯浩、黄侃、张采田等均以为前六句平列乃是起兴，尾联“未抵”一个转折，才是诗人“正意”所在。因此，此诗并非单纯咏物，感怀抒慨的成分要更大一些。倘若诗不仅另有“正意”，而且这个“正意”还比较重大而深刻，那么诗的意义就比单纯咏物要大，诗品也高了。看来，挖掘并阐释这个“正意”，才是分析此诗价值的关键所在。
七律诗自有其规格，前六句既已平列，作用是起兴，那么诗之“正意”，只能蕴含于曲终奏雅、画龙点睛的尾联之中，尾联应是我们解析的重点。可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尾联，还得从前面平列的六句六事说起。
几乎所有的读者都承认，《泪》诗前六句讲了六个悲伤落泪的历史故事，我们不妨称之为“典故叙事”，此乃古典抒情诗常用的技法，也是今人模拟古诗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过李商隐这首《泪》诗，不是一般的用典，而是把它用到了极致。六句六事的前两个是泛说——宫女因罪被囚禁于永巷（或者发配掖廷、打入冷宫之类），家人外出，留守的妇女担心行人路途艰险，安危可虞。宫怨和思妇之泪是历代常见、诗中表现得很多的。但这二事所涉比较宽泛，在诗中尚未与特定、具体的人物遭际相联系，尚属泛泛虚说。这是诗的第一个叙述层次。下面进一步，由虚入实，进而把讲述的故事具体化了，也就是用上了有固定和实在内容的典故——上古，舜之二妃娥皇、女英追寻夫君南巡的足迹，来到湘江边，得到他的死讯，二女痛哭，泪洒湘竹，使之尽斑，斑竹从此成了潇湘的特产。（《博物志》《述异记》）“湘江竹上痕无限”概括的就是这个故事。晋羊祜治理襄阳颇施德政，为民敬仰，死后，民众自发于岘山建碑怀念，见者无不落泪，羊的后任杜预称此碑为“堕泪碑”（参《晋书·羊祜传》）。“岘首碑前洒几多”即概述此故事。两个与下泪有关的典故，被李商隐制成粘对合律的俪句，成了概括性和音乐性都挺强的七律颔联。颈联再施故技，但主人公所流之泪与其切身命运贴合得更紧了。“人去紫台秋入塞”，说的是王昭君远嫁和番之事，此句令人想起老杜的“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咏怀古迹五首》之三），但锤炼压缩得更精炼了。“兵残楚帐夜闻歌”的故事最为悲壮惨烈，指楚汉相争项羽兵败垓下夜闻四面楚歌之事，那一幕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英雄末路、霸王别姬，岂不更要令人泪下滂沱，挥洒琳琅！这四个故事各有各的悲情和伤痛，程度则层层推进，可说已将人间苦境演至极致，把典故叙事推进到更强更深的层次。咏泪叹悲到这个份上，简直无以复加。下文将何以为继？最后又将引申出怎样的议论？端的要考验诗人的思想高度和艺术功力了。
“朝来灞水桥边问，未抵青袍送玉珂”，结尾竟然是这样两句！
这是出人意料的，也是令人费解的。作者在这里未发半句议论，既不揭明自己的观点，也不直抒感慨胸臆，而是别出心裁地勾绘出一个活动的戏剧性场面，创设了一个涵义隽永的情境，从平列的典故叙事到虚构故事、创置情境，给读者留下充分想象的馀地，显示了此诗结构的特异性。
请看，在清早人流熙熙攘攘的灞水桥边，出现了两个人物，一个是“青袍”，即身份低微的士子，一个是“玉珂”，是个地位颇高的大官。他们在演出一幕富含戏剧性的场景——“玉珂”即将远行，“青袍”在此恭送，他们站在灞水桥边，前面是漫漫长途，背后是纷扰而无情的长安，他们是在喁喁细语，还是默默无言地挥手告别？一任读者想象。作者的用心则全在其特意选用的“未抵”一词中表达出来。“未抵”二字，把前六句营造出来的极端悲怆的诗意来了个大翻转、大否定、大超越——尾联意谓：如果清早你到灞桥边上瞧一下，就会知道，前面故事中人物的那些悲哀，哪一个都比不上这位“青袍送玉珂”者的内心的痛切伤疼来得深刻而严重！
诗到此结束，诗人抛出了一个主观色彩极强而又出人意料、相当费解的结论，却丝毫没有对此作出解释。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读者心中怎能不充满疑问：诗人凭什么、又怎么能够这样说呢？他为什么要提供这样一个画面一种情景？根据是什么？理由何在？再者，这个“青袍”是谁？是不是作者自己？那个“玉珂”又是什么人？是个何等身份的高官？还有，这位“玉珂”离京是往哪里去？去做什么？身份微贱的“青袍”何以在灞桥边为“玉珂”送行？一年到头，灞水送别的人也多得很，这位“青袍”为何特别悲伤？似乎比二女丧夫、贤宰离世、昭君去国、项羽败亡还要痛苦，以致诗人要用如此突兀的重笔加以叙述？其中疑团重重，若不想清楚，就很难说是已经理解了此诗的意义，把握了作者的意图。
于是，多少年来解者纷纷，莫衷一是。
比较容易想到的是认为，“青袍”正是李商隐或李商隐一类怀才不遇、仕途坎坷之人，他们在灞桥边送别贵官，眼看人家得意东行，也许是去主政一方吧，而自己却如涸辙之鲋永无翻身之日，或者贵官走后自己还失去了在京的依靠，贵贱对比，揣想未来，怎能不深感途穷无望而至于潸然落泪！这个解释比较符合李商隐的身世遭际，最易想到，也有一定的解释力——虽然作者并未通过诗语给出一点相关暗示——故历来不少论者都这么说。
但仔细想想，这个看法似乎不太妥当：士子失意固然可哀，固然也须舒泄，而且写诗本就允许夸张地宣泄；写出士子不幸遭际，反映社会不公，不能说没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何况李商隐诗宣泄此类感慨的也真不少。然而，非要说士子落魄的悲哀比二妃对大舜、百姓对羊祜之死更伤心，甚至比昭君去国、项羽败亡的痛苦还厉害，是不是有点夸张过度、有违事理与一般常识呢？如果李商隐《泪》诗的主旨与正意不过如此，那么作者的心意（至少这首诗所诉说的心意）恐怕的确很难让读者信服和接受。真理跨过一步便成谬误，形容夸张过度效果适得其反，难怪批评的意见如此尖锐强烈。姚培谦认可前面六个故事中人物所流的都是“真泪”，但指出：“何意灞水桥边，青袍送客，朝来俄顷，便不啻悬河决溜之多，我不知何来此副急泪也！”（《李义山诗集笺注》）说是不理解，其实是批评诗语的前后比照不适当，有失分寸，逻辑性不强，渲染寒士痛苦未免言过其实了。纪昀的批评就更严厉：“卑俗之至，命题尤俗”“运格绝奇，但体太卑耳。”如果《泪》诗主旨真是仅仅用六个故事起兴做铺垫，为寒士的途穷无助泄愤呼喊，那么，不能说这些批评没有道理。寒士之苦当然可以渲染抒发，但过犹不及，过度渲染，虚张声势，是不能获得读者理解、同情和认可的。
想想李商隐，一个多么明智练达的人，再说即使写诗从来允许凭虚夸饰，不妨把话说得偏激些，绝对些，也该不至于说出如此偏颇出格而不靠谱的话来呀。那么，《泪》诗的结尾，可不可以另有解释呢？
酷爱李商隐而又熟悉唐史的冯浩，受到《唐摭言》“李太尉德裕颇为寒畯开路，及谪官南去，或有诗曰：‘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云溪友议》“赞皇削祸乱之阶，辟孤寒之路，结怨侯门，取尤群彦。后之文场困辱者思之，故有‘八百孤寒’之句”等等记载的启发，为李商隐诗中的“玉珂”找到了一位切实可信的对象，那就是在唐武宗时位居宰相、权高势重，而宣宗一即位就把他一贬到底，直至流放崖州的李德裕。
这是一种逆向思维——通常都将“玉珂”理解为得意的高官，若然，则“青袍”送之，因贵贱悬殊而悲可谓顺理成章。冯浩偏偏相反，把“玉珂”解释为一位彻底失势、面临绝境的前宰相，那么“青袍”便是天下为其抱不平的寒俊之士。这样，此诗结句的涵义便不再是某个寒士为自己个人的遭遇悲伤，而成为广大寒士对李德裕功业的追思和他不幸下场的悲愤及抗议。因为这位“玉珂”虽然功勋卓著，却因不能见容于皇帝，一道诏令，他就只能以花甲之年拖家带口跋涉数千里前往南荒，等待他的只能是苦难和死亡。这是何等的不公，何等的悲哀！他的命运岂不是比怀才不遇、沦落微贱的“青袍”们更加可悲吗？如果“青袍”们再由此想到，自己苦苦追求功名，就算有朝荣达，甚至位极人臣，也难保李德裕式的厄运不落到头上啊。你做再大的官，创出再大的业绩，你的命运也是捏在君主手里，自己做不了主的。这样想来，青袍士子们面对李德裕的沦落会格外悲痛，就非常合情合理。冯浩的解说是这样：“上六句兴而比也。首句失宠，次句离恨，三四以湘泪指武宗之崩，岘碑指节使之职，卫公固以出镇荆南而叠贬也。五谓一去禁廷终无归路，六谓一时朝列尽属仇家。用事中自有线索。结句总括上六事在内，故倍觉悲痛。不悟其旨，则大失轻重之伦矣。灞桥只取离别，不泥京师，此义山独创之绝作也。”说来也巧，冯浩对前六句的解说看似有所牵强，但还真句句可通。此诗的叙述影影绰绰，朦胧闪烁，但失宠被逐——离京远去——武宗之崩——先贬荆南——叠贬崖州——失势后朝中无人援手尽是仇家，与李德裕的经历不是果然十分契合吗？说是“用事中自有线索”，还真值得琢磨思考，不可用“牵强巧合”一句话就加以抹杀。而由此揭出的天下青袍的义愤之泪，李德裕悲剧的历史涵义，其意味之厚重深刻是寒士仅为一己失意而悲远远不能比拟的。难怪冯浩要强调“不悟其旨，则大失轻重之伦矣。”他的阐释如若成立，确实能使李商隐《泪》诗思想价值增重，也使纪昀的指责失去依据。冯浩对自己的发现很有信心，所以在他的《玉谿生诗集笺注》中，《泪》诗是编在大中二年（848），与另一首怀念李德裕的诗《旧将军》排在一起，二诗的思想感情也是完全一致并相通的。
当然，冯浩的阐释只是一种假说，而不是铁板钉钉的实证，所以也可以受到质疑，可以商榷讨论。（参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
比如，就史实而言，李德裕遭贬离京，首任荆南节度，由长安前往未必要经灞桥，亦不闻有寒士灞桥送别之记载。然而商隐此诗并非纪实之作，而是借“咏泪”为题，抒写一种填胸塞肺不吐不快的义愤，完全可以虚构故事和设置场景，其创作时地及诗中细节是不必那样考证的。而且大中初年时局对李德裕极为不利，李德裕已在唐宣宗和牛党后劲们的刀俎之上，公开直接为李德裕伸冤，几无可能，还徒惹祸殃。李商隐对李德裕是非常崇敬的，当时他奉郑亚之命为李德裕的《会昌一品集》起草序言，就曾公然称赞李德裕为“万古之良相”“一代之高士”。而自李德裕遭贬以来，为李德裕遭遇鸣不平的诗，他还写过《旧将军》《李卫公》等篇。《泪》应该也是这些诗中的一篇。冯浩的阐释使《泪》诗内容廓大，站点提高，突破了寒士一己落魄的牢骚，而与会昌、大中两朝的政事，与牛李党争和朝廷体制改革、利益分配的重大矛盾，乃至历代朝廷高官难以自主个人命运的宏大主题联系起来，深挖之，实触及封建王权专制制度的一大根本问题。诗的思想内涵和意义因此大为提升。而在艺术表现上，此诗采用叙而不抒不议之法，其比喻隐约、朦胧含蓄的风格，正与义山的一贯作风相同。所以，冯浩的假说是比较合理可信的。
当然，需要声明：冯浩的解说虽然合理，毕竟只是阐释的一种，而不是最后裁决，特别是不一定完全符合李商隐的创作意图，合理的艺术假说仍然是一种假说。但对诗歌作阐释，特别是对古典诗歌诗意的挖掘，是允许甚至离不开假说的。阅读和阐释，在某种意义上，也含创造的成分，假说则是创造的形式之一，是以原作为依据，参考有关史料，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而有众多读者参与斟酌的二度、三度创作。冯浩的这个假说明显提高了《泪》诗的思想性，提高了它的意义和价值。由于这个阐释，《泪》诗其他的艺术特色也才获得被充分肯定的机会。这里值得提出的，起码有如下几点：
一，前六句每句一事，表现了诗人极强的叙事能力和修辞本领，这些句子都很美，概括准确，富于史性，传统深厚，充满韵味，用字考究，且音韵和谐、对仗工稳。
二，前六句是赋而兼比兴，单看每句内容，是赋；合看六句在诗中的作用，它们的功能则是比兴。前六句用足力气叙述悲泪，合力把诗意推向高潮，为下文的翻转做好准备。全诗是赋比兴的统筹和灵活运用。
三，平列六句后，于高潮点突然转折，逆反前咏，推立新说，结构突兀，意想奇妙，出人意表，如水至断崖，前行无路，直落千丈，既撼人心灵，又促人深思。
比起冯浩揭示的《泪》诗主旨，这些艺术特色虽然精彩，但是次要的，是为主旨服务的。如果《泪》诗意义仅限于义山一类人的个人牢骚，这些艺术特色都不值多提，且无从成立。但一旦主旨站住脚跟，这些艺术表现就成了完成主题的重要手段，值得深入探讨研究了。如此说来，冯浩此说实乃商隐《泪》诗之大功臣也。
任何诗歌阐释都有多种可能，都不可能一次完成，尤其像李商隐这样的诗人，其诗主旨往往含蓄曲折，隐晦朦胧，有很大的探索空间。应该允许、欢迎不同阐释的存在，充分保证阐释的开放性。所以，冯浩提出的阐释意见虽仅是一种假说，我的理解更是浅薄浮泛，但我还是愿意写出，跟大家一起来探讨。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2年第6期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