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副刊》问卷第四季|那些被遗忘的时光 大概是我生命的底色
北京青年报客户端 2022-05-08 13:00

母亲节专辑第叁期

李杨:导演(代表作“盲”系列三部曲《盲井》《盲山》《盲道》,处女作《盲井》获第5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等多个奖项)

顾艳:演员(获第九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八届中国电影电视百合奖等奖项,有“妈妈专业户”美誉)

胡尹萍:艺术家(代表作《胡尹萍个展:胡小芳和乔小幻》)

您每年通常会如何度过母亲节?平日里您与母亲的相处模式是怎样的?

李杨:母亲节,我有时候给母亲买一束花,或者请她吃顿饭,一块坐坐。我跟我母亲住在一个小区,她住她那儿,我住我这儿。平时基本上每天中午我尽量都到她那去吃个饭,跟她说说事,聊聊天。因为住得近,她有事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叫保姆找我,没事她就自己过她的日子,我忙我的,保持“一碗汤”的距离,既亲密又有距离,这是我们平时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分开住,毕竟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岁数、代沟、认知,以及生活习惯、想做的事情不一样,互不打扰,有自己的空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模式。

顾艳:现在的母亲节对我来说,能体会到自己对母亲、我儿子对我的双重感觉,特别是当了母亲以后,对母亲这个身份好像就很在意,也很自豪。每年母亲节,我会给母亲送花或者是买个蛋糕,我觉得这时候要有一点仪式感,甚至很重要的一点,时不时给她制造小惊喜。我是从我儿子身上学来的,儿子给我的母亲节礼物很小,但他带来的惊喜会让我很兴奋,也很感谢。那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也要给我母亲一点惊喜。

我觉得到了一定年龄,特别是自己有家庭、孩子后,一定要学会跟父母和原生家庭在情感上、经济上“断奶”,因为彼此独立,才能够持续保持比较好的关系。如果一直粘连不断,自己蛮累、蛮难成长的。我大学毕业一直到成家没有孩子之前,对母亲的感情比较重。有了孩子以后,好像慢慢自动就有了一种距离感。

胡尹萍:很惭愧,我经常忘记各种节日和生日,包括母亲节。平时有空我会和母亲通电话,但并不是太多。母女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关系。小时候大多时间我都很依赖母亲,长大后好像她开始对我有些依赖感,但她不会说出来,只是有时电话里会更多聊她日常的方方面面。她并不太愿意来北京生活,她是希望在家乡生活的,那里有她的朋友和亲人,包括现在的“事业”。

请您描述一个与母亲在一起时感到最幸福、最希望“时光静止在那一刻”的画面。

李杨:我很早就离开家出去工作了,我父亲去世时我13岁,我母亲40岁,家庭的变故使她疲于奔命,操劳生活。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必须从小就要帮母亲把这个家弄好,一直到我工作以后,我三分之一的工资也要寄给家里,直到弟弟们长大、上完高中了,我才不给家里寄钱。要说最幸福的,就是我母亲对我的理解,尊重我的选择。我父母都是演员,他们都不希望我从事这个行业。不过我母亲能最大地信任孩子。她很要强,但不强势,很大度,不仅仅对我,对我们家、我两个弟弟也是如此。

我后来从大学退学、去德国留学这些重要的事情,也没跟我母亲商量,因为一个是我不想让她多担心,另一个我也知道她能支持我,我母亲对我的这种宽容、尊重,是对我最大的影响。

我记得去北京上学的时候,母亲其实舍不得我走,她送我上车的那个画面一直在我脑海里。

顾艳:我母亲是演员周贤珍,现在一说87版电视剧《红楼梦》里的王夫人,大家还都知道,她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从事表演专业。我和母亲一起的幸福时光是在比较年幼的时候,我从小是在话剧团的大院里长大,那时候觉得好像全世界的人就是演员这一个专业,都会演戏。我家住在话剧团的宿舍,一到晚上排练厅就有排练。我特别喜欢去化妆间待着,灯很亮、镜子都很大,平时现实生活中看到的那些脸,一化妆变得很漂亮,而且剧院、舞台里面都很热闹,演出完以后,都是观众的掌声,那时候我觉得生活很美好,好像除了幸福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

在我读大学之前,我母亲演的戏我都会去看,对我来说,看母亲的演出就好像是人生很大、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的一个画面,我母亲下放回来在话剧《日出》里演陈白露,我看她演出的时候,台上的她很美,觉得好像在梦里。

胡尹萍:我平时大多不会去想这样的问题,但一次意外让我去重新认识这件事。2009年冬天,我不小心滑倒,导致暂时性休克,就是传说中的一次意外的濒死体验。当时脑子浮现的并不是工作、学习,各种现实或理想,而是母亲和我在一起,小时候互相陪伴的各种场景……事后,我发现那些事情几乎是被遗忘或者正常情况无法想起的,这些记忆碎片像弹窗一样不断跳出,大概是生命的底色,也是我后面很多作品得以开始的一个深层契机。

在母亲这个角色之外,女人还是一个社会人。在您的记忆中,母亲在家庭之外最有魅力、散发着光芒和温暖的时刻是怎样的?请挑选一两个让您印象最深刻的场景或故事描述一下。

李杨:我父亲原来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他不仅表演出色,还写剧本。我母亲演艺资历更老,她13岁入行,在哈尔滨塞北风剧社当演员,后来调入陕西省话剧团。“文革”时期我父亲被关牛棚,停了工资,我母亲对我父亲不离不弃。那时候不让她演戏了,让她到舞美做服装管理员,她依然干得很好。她不会画图,但是凭着对服装的理解和经验,自己学裁剪,最后担任了舞台的服装设计,我觉得那是她最高光的时刻。

顾艳:我受我母亲的影响很深,前不久,我的新书《让人生再次绽放》在上海出版,书里有一部分内容就是我写关于母亲的记忆。我母亲在家庭里基本上很少做家务,而且我爸爸对她一直很好,我妈妈不是很有生活常识的人,比如一般女儿不知道什么事都去问妈妈,我就觉得好多事问她好像都是“这个事情我也不懂”,她就是演戏的台词都记得住,生活上“马大哈”。我生儿子的时候,我妈妈过来帮我,我们俩常常弄得手忙脚乱。我儿子断奶以后不愿意吃稀饭,我和我妈妈两个人就在那干着急,对着小婴儿说,“求求你,喝一口啊”,想起来就好想笑。

我印象很深的有两件事。读小学时,话剧团的孩子聚在一起玩,有时会讲人家的坏话。有一次我妈妈很严肃地跟我说,“小艳你不要去讲人家的坏话,不要在背后议论人,这个不好”,她很少有这么严肃的时候,我记得很深。另外自从我演戏以来,我妈妈一直跟我讲,你要把戏演好,不要考虑名利的事情。

胡尹萍:我母亲在这个层面上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发光的,她和所有那个年代的母亲大抵是一样的,普通、传统、本分、善良,以家庭、丈夫和孩子为核心,几乎没有太多自己的选择。

我母亲之前是一位乡村音乐老师,后来随父亲工作调到小镇后就离开乡村了。母亲曾希望我学习音乐,可是我五音不全、手指也短,实在没啥音乐才华,她便放弃了。后来父亲工作调配,家中经济不好,母亲就进小镇缫丝厂(一个把蚕茧抽丝的地方),那里有几百位和母亲差不多的阿姨一起上班,吃住都在厂里。阿姨们自己轮岗吃饭时就随手喂我一口,所以大家都说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聊聊您母亲有哪些“言传身教”对您的影响最大?这些方法和观念您是否会在教育下一代时延续下来?

李杨:我母亲从小在部队长大,她后来即使被打压,也不向命运低头。不让上舞台,她做幕后也要从头学起做好这个剧,她坚强、坚毅和坚韧的精神,挺感动我的,让我特别佩服。

对于一个家庭,最重要的就是母亲,因为对于孩子来说,所有的教育,包括孩子的言行、举止、教养,大都是来自于母亲。但我认为一个女性,除了在家里养育孩子,在社会上她应该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顾艳:我妈妈很善良、很开朗,她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忧愁,这个对我的性格形成蛮有关系,让我觉得好像幸福的时光总是很多,不太去想负面的东西。母亲对子女的很多影响会潜移默化延续到下一代,比如我在我儿子面前也不去讲人家什么坏话,当我儿子的人生成长当中遇到一些结打不开,我也会跟他说,先把本事学好,先把工作做好,其他的不要想那么多。

胡尹萍:母亲很少说话,遭遇不公也只会沉默或者哭,然后只说让我好好念书。我似乎从小读书都是为她而念,不知道为什么念书,念不好母亲就真难过,为了让她不难过就念吧。后来长大点知道别人欺负她,我就本能地去保护她,替她对抗,可是那会我实在太小了,很多对抗也是那么的无效。我目前没有宝宝,如果有,我会希望她为自己活。

您是否经历过母子(女)关系的“叛逆期”和“误解期”?随着自身年龄的增长和人生阅历的丰富,您又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完成“原谅”与“和解”的?

李杨:我基本上没有经历过反叛期。小时候父亲长期被打倒,停发工资,家里一下由富裕变得贫困,命运也不允许我经历这样的“反叛期”。我13岁父亲就去世了,我根本没有时间跟母亲去叛逆,因为我要帮她操持家里的事情,她要工作,我必须尽量让她能休息好。如果说有叛逆的话,我是对命运的叛逆,对不公的叛逆。

顾艳:我很早就离开家了,我自己的事业也算比较顺,所以没有经历过叛逆期,跟父母也没有什么误解。我是这样的做法,父母的生活,包括他们的收入等等,他们不说的我不会问,我会给他们一些建议,但也不会强求他们按照我的方式生活。

胡尹萍:面对我母亲我实在没办法叛逆,只是后来成熟一些会更客观一些。

我小时候那个时代,物质匮乏、原材料相对便宜,母亲为全家人织毛衣。家人能穿暖是一个大事,后来成品服装多了,大家也就不怎么织了,只是她还一直在持续地做一些小织物。2015年年底,我开始了“小芳”这个项目,缘于有次回四川老家时,发现我母亲和镇上阿姨们都在织一种毛线帽子,并被廉价收购。我不希望她的时间被廉价收购,也希望她能更自在些,于是就委托朋友扮演“小芳”,介绍母亲与“小芳”认识,并开始以较高的价格来收购母亲织的帽子。最初,“小芳”面对的仅仅是我母亲,后来发展到其他阿姨陆续被吸引,有更多的小镇阿姨加入。就像是滚动的毛线球一样,“小芳”牵动着阿姨们投入到各式各样奇怪的创作命题中去。自此,我发现母亲的信心得以建立,并不断被滋养和刺激……

“小芳”算是某种联系,只是她至今都不知情,我也不希望告诉她,更多希望她能为自己仅存的兴趣而做事情,不再为我或者家人。我还没有和母亲在这个事情上要去“和解”,也想过很多方式,但最终“不和解”其实也是一种形式的“和解”。

请推荐一部描写母亲、母爱或者母子(女)关系的书籍或影视作品,您推荐的理由是?

李杨:我推荐电影《廊桥遗梦》,这部电影里说了很多问题,比如关于母子和解的问题,尤其是关于女人的环境、母亲的责任以及内心的东西,都引人思考。对于这个母亲不能用普通的道德来评判,她勇敢追求自己的爱,是非常了不起的妈妈。我觉得每一个母亲,每一个女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爱。这种回归人性的本身,也引出一个很大的话题,人生很短暂,是不是人一定要为了某种所谓道德绑架的东西来牺牲自己?

顾艳:我推荐两部日本电影,一部是树木希林扮演母亲的《我的母亲手记》,还有一部吉永小百合扮演母亲的《母亲》。我觉得树木希林这个演员有个特点,她都不是很激动地去表演,她自己并不感动,但会让你觉得感动。她性格也不是阳光的那种,很早就在讲自己全身都是癌,马上就要死掉。我刚开始还在想,这个人在电视前面这样讲,跟自己开这个玩笑。后来知道她确实患癌,慢慢地转移了,但她很淡定,没有什么太大的欲求,却得到了很多东西。看她的作品,感到她真的在思考死亡,也看透了死亡。电影《母亲》里吉永小百合演的母亲,是很典型、很传统的日本母亲代表。

胡尹萍:我看书不多,电影大抵也是。生活已经很魔幻了。

当母亲日渐变老,您最担心她哪些方面,您是如何参与母亲的晚年生活的?如果还来得及,您有没有特别想和母亲一起做的事?

李杨:母亲逐渐老的时候,我最担心的就是她的健康,当然也担心她的生活,因为我母亲一直一个人生活,她很孤独,精神上的痛苦是我做子女无法代替的。2014年,我母亲因为脑梗全身瘫痪,仅雇阿姨来照顾是不够的,这时候我就来尽孝,她的晚年生活我一直在照顾她。

瘫痪病人很难照顾,很容易生褥疮而引发衰竭,但是她坚持了七年,去年她到89岁去世,解脱了。她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我尽到了做一个儿子能做到的所有事情。尤其在她最后的七年中,我基本上没有做什么电影,主要是陪她、照顾她,问心无愧地把她养老送终,让她最后安详地走,对我来说这是最大的安慰。

顾艳:肯定是担心她的健康。如果更深层地去理解母亲,我觉得母亲是一个生一个死当中,加上孩子成长的一个过程。她把我带来这个世界,该依赖母亲的时候依赖母亲,向母亲学习,然后该断奶的时候就要断奶,完成自己的人生。当然也包括母亲最后要走的时候,也是需要孩子一起参与讨论的,比如如何度过晚年以及身后事,只有认真思考死亡以后,才能够把现在生活得更好。面对同样的问题,我会在自己还有能力的时候全部写好,交给儿子一个清单,除了遗产,还要告诉儿子我的晚年怎么生活,包括走的时候要不要开追悼会等等,到时候他按照父母的遗嘱去办就清清楚楚了。

胡尹萍:我其实希望能在我们小镇建一个小美术馆,把母亲和阿姨织制的东西放进去。“小芳”到目前已经做了七年,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她们的自信心和存在感,也许她们的下一代看到自己前辈的东西也会触动吧。一直认为最好的教育是来自生活,生活的塑造力太过强大……

最后,对于母亲,您是否有当面说不出来、却又非常想向她表达的情感?可以是感激、敬佩和爱,也可以是遗憾、后悔和歉意……如果有,请现在尝试写下来。

李杨:因为少年丧父,我跟我母亲基本上也是朋友,有什么话我跟我母亲都直接说,她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我就去做。而且我一直抱持这样的态度,就是希望生前尽孝,她活着的时候尽自己能力,把该做的该说的,都说了做了,少留遗憾。我母亲能走动的时候,她基本上周游了世界,欧洲、美国,亚洲一些国家她都开开心心地去玩了。要说遗憾,只有一个,她原来想去台湾,那时候我比较忙没有带她去,最后她也没去成。

如果说现在想对她说的话,那就是我会把自己人生的每一天过好,我母亲和我父亲在天上也会安心。如果在天有灵,请他们放心,我会做好自己,做得更好。

顾艳:很少有像我跟我妈妈这样的,母女两个都是演员,所以我们两个不光是在一起的时间多,还都是在一种艺术氛围里的生活。像我们两个一起拍过两个电视剧,一起主持上海台的春节晚会。在我眼里,我妈妈的人生没有什么遗憾,她今年90岁了,住在养老院,还很健康。以前她一直在国内拍戏,到处跑。后来也走遍了欧洲、美国,包括亚洲一些地方,日本也去过两三次。前两年我在上海演舞台剧,她还从杭州过去看戏。听说我的新书要开签售会,她还说,“我要去的”,我说,“肯定要你去的,你还要替我讲两句话”,她听了也很高兴。

胡尹萍:好像我们的文化基因里都不太擅长当面直白的表述。上学或工作的原因,每年见面或在家陪父母的时间有限。另外父母也有自己的生活和价值观,我们没办法改变也没必要改变。很庆幸从事了艺术,可以让我从其他的维度去思考和观看自己、家庭、父辈以及很多其他的现实,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和他们产生另外一种维度的连接……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喆
编辑/韩世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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