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和李鸿章是晚清的两大名臣，是同治、光绪时期的帝国支柱，是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历史的舞台上，双雄并立不是什么好事，往往会带来党派之争，权力倾轧，明争暗斗。但是在左宗棠和李鸿章之间，有合作，有摩擦，有惺惺相惜，也有相互下绊。一时之间很难形容这两个人之间到底如何。

或许，李鸿章送给左宗棠的挽联能够表明两人之间的关系。挽联云：“周旋三十年，和而不同，矜而不伐，唯先生知我；焜耀九重诏，文以治内，武以治外，为天下惜公。”

“和而不同，矜而不伐”这是李鸿章对于两人关系的盖棺定论之言，也是为两个人之间将近三十年的“周旋”画上了一个句号。

那么，这两位清帝国重臣，是如何从籍籍无名到走上历史的舞台，进而产生各种意气之争呢？《左宗棠与李鸿章》以两人一生的交集为主线，通过求学、立志、团练、幕僚、建军、办企、剿捻、海防、洋务、志节十个方面，以时代的眼光去审视两个人的同与不同。从这个角度来说，作者的思路是非常巧妙的，为读者提供了一种重新审视历史的视角，进而引领读者重新认识那段尘封的历史，那段渐渐被我们遗忘的屈辱与哀伤。

左宗棠与李鸿章作为帝国的两大肱股之臣，他们的人生经历有着很大的不同。

李鸿章出身于官宦之家，在家族的荫护之下，仕途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入阁拜相，水到渠成；而左宗棠的职业生涯可以说是坎坷多磨，破落地主家庭出身，考中举人后，长期以教书为生，生活给予他无数的锤炼与磨砺。

也可以说人生起点的不同，也导致了他们在日后的思想和政见上有着极大的差别。比如说在建军这一章节中，作者总结出左宗棠与李鸿章的区别：左宗棠在建军时重视军队文化，偏爱秀才，只需将官本人廉洁，重视气节，能“以文化兵”，保证军令上通下达即可。李鸿章则完全不同，他将“文化”与“军事”完全割裂开来，将官喜用江湖大老粗，只求战场能够取胜。

后来有人总结到，左宗棠用兵是“大气”，好算，善于料敌于先，深谋远虑绝不犯险。而李鸿章的用兵是“洋气”，非常重视西方技术的运用，洋枪洋炮尤为喜欢，这也成为攻城拔寨的利器。

建军初期的这些矛盾、冲突只不过是左、李“和而不同”的开场戏。因观念分歧过大，后面的冲突多到一发不可收拾。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边疆发生了分裂危机，左宗棠等将领提出镇压阿古柏，要求加强“塞防”；而李鸿章认为东南海防告急，建议放弃新疆，加强“海防”。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海防与塞防之争，也可以说是淮系集团与湘系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

在剿灭捻军之后，李鸿章已经不再打仗，专心于洋务运动。在清末洋务运动的过程中，左宗棠与李鸿章的出发点与目的也截然不同。

左宗棠的洋务运动思想源自于魏源，很明确，那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以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则忘记了中国自强御敌的宗旨，一味地软弱退让。

在《左宗棠与李鸿章》中，作者总结了左与李的三个重大分歧。其一，军事上，左宗棠全力营建“海防”，李鸿章积极筹备“海战”；其二，外交上左宗棠践行针锋相对，力行“主战”，李鸿章践行“全神笼络”，推行“和戒”；其三，在商业上左宗棠实践“商资商办”，李鸿章推行“官督官办”。

这些分歧与争端，让李鸿章与左宗棠的冲突出现了大爆发，但是总体来说，两人还是以大清帝国的利益为重，也体现出两人之间的“矜而不伐”以及“和而不同”。

本书作者徐志频以穿越古今的视野，通过左宗棠与李鸿章之间的时空交集，讲述在震荡时局下，两人的同与不同。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以左李为代表的官绅阶层在历史的洪流中拼命挽狂澜于既倒，谱写了一曲慷慨壮烈的悲歌。当然局限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及阶级视野，许多事情在现在看来有待商榷。但无论其人其事对错，在清帝国积弱以及西方列强侵略历史事件涤荡下，《左宗棠与李鸿章》带给读者五味杂陈的滋味和无限的感慨。

文/黄相华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