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1871 年 1 月 17 日，冬日里晴朗而寒冷的早晨，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的精神突然变得高度紧张。最终，这位老人的情绪彻底失控，他啜泣着说：“明天就是我有生以来最悲惨的日子！我们将要见证普鲁士君主传统的灭亡，而俾斯麦伯爵，这一切都是你的错！”此时，一位传奇的皇帝即将登上历史舞台，统一全德意志，73 岁的老国王威廉似乎并不适合扮演这样的角色，但现在人人都期待他承担起这项职责。第二天，即 1871 年 1 月 18 日正午前后，数百名普鲁士军官、贵族，以及参加过普法战争的德军各部队代表在凡尔赛宫镜厅集合。军乐队演奏的乐声通过高高的窗户飘入华美的殿堂，与人群热烈的讨论声交织在一起。接着，大厅一端的双扇大门被打开，威廉一世、弗里德里希王太子和德意志各邦代表排成庄重的队列，徐徐进入大厅，四周瞬时鸦雀无声。在场的人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见证一个历史性的，乃至传奇性的时刻。

在仪式上，威廉国王重振精神，庄严地接受了德意志各邦王公奉上的皇帝头衔。但从这一刻起，这个新生的德意志国家已然呈现出命途多舛的迹象。作为德意志国家的君主，威廉没有采用“德意志皇帝”的头衔，而是选择了更为温和的“威廉皇帝”，普鲁士国王的身份将永远在他心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奥托·冯·俾斯麦，这个新生帝国的设计师与第一任宰相，也不是什么民族主义者，德意志在他眼中不过是普鲁士实力与影响力向外延伸的产物。他甚至故意将宣告德意志成立的日子选在了普鲁士的国庆日当天。威廉和俾斯麦需要驾驭的是一台松散的政治机器：南方各邦只是为了保护德意志同胞免受俾斯麦大力渲染的法国入侵威胁，才勉强同意加入联邦，有着“铁血宰相”之称的俾斯麦必须拼尽全力，维系这条脆弱易断的纽带。为此，他甚至不敢在德意志的任何一个邦国境内举行宣告帝国成立的仪式，只能将地点选在战败国法国的凡尔赛宫。这一决定也像是某种谶语，预示着斗争与战事将成为新生德意志帝国的核心主题。

一方面，俾斯麦可以借用数百年来不断累积的种种神话传说，为德意志的无数邦国赋予统一的民族身份。德意志帝国在创建之初的数十年里，在其境内修建了大量纪念碑，通过彰显古老的传说，为新生的德意志国家赋予集体记忆与历史意义。威廉一世甚至被宣布为中世纪名君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的转世。在一则脱胎于亚瑟王传说的德意志神话里，巴巴罗萨并没有死去，只是在图林根的基夫豪瑟山（Kyffhäuser）脚下长眠，有朝一日定会重返人世，恢复德意志的荣光。19 世纪 90 年代，人们为纪念这个传说修建了一座巍峨的纪念碑。除此之外，包括格林兄弟在内，许多著名的德意志思想家宣称德意志的文化、语言和历史传统构成了一条超越地域分歧的强大纽带，这一看法也强化了人们对民族共同神话的信念。与此同时，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欧洲已逾百年，德意志各邦如果不想在经济竞争中输给英法，就必须密切合作，共同调配物力、人力，推行更协调的政策。逐渐崛起的中产阶级也在这一时期看到了德语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勤劳肯干的文化传统：只要有人把德意志民族统一起来，就能使这些要素释放出巨大的潜力。

但另一方面，仅凭文化、经济和政治的纽带，还不足以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正如俾斯麦在 1862 年发表的著名演说中指出的那样，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必须通过战争才能实现，这个说法在 1871 年以前得到了应验，在 1871 年以后也依然生效。俾斯麦决心通过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发起的一系列战争塑造出崭新的民族国家，正因如此，与外部敌人的斗争成了德意志帝国内部唯一具备凝聚力的共同历史经验。将 39 个邦国统一在一个联邦政府之下并不简单，帝国宪法的墨迹未干，这个体制就已经开始暴露出裂痕。俾斯麦知道，德意志民族没有经过数百年的培育，比起严丝合缝的统一整体，更像是马赛克的拼贴，只有以外敌的鲜血作为黏合剂，才能勉强维持。为此，他试图将对外斗争持续推行下去，以保全自己一手缔造的德意志帝国。

然而，这一策略充满风险。铁血宰相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他的政治手腕在历史上堪称一流，他当然明白所谓欧洲协调体系在 1871 年有多么岌岌可危。在这个国际秩序的核心地带塞入一个新生的强权，无异于在世界级的管弦乐团中安插一个吹小号的孩童。俾斯麦知道，国际舞台上的新玩家首先必须保持低调，充分培养技能，逐步赢得老玩家们的尊重。因此，俾斯麦在短时间内不能再刻意制造对外冲突，而是要把注意力放到国内，寻找可用来团结大多数德意志人民的共同敌人。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境内有波兰、丹麦、法兰西等多个少数族裔，俾斯麦可以将这些族裔放在对立面上，塑造德意志国民的独特身份。面对法国人时，他们应当以“德国人”自居，而不是自视为巴伐利亚人或普鲁士人。此外，宗教也是塑造民族身份的一条重要战线。德意志帝国境内三分之二的人口信仰新教，三分之一的人口信仰天主教。通过在德意志社会推行世俗化，俾斯麦试图用民族感情取代宗教信仰，制造新的身份标识，消除德意志国民间的隔阂。最后，具有国际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运动也被认为对德意志民族身份的建构造成了潜在威胁。俾斯麦将社会主义者斥为国家之敌，试图以这个名义让全体国民继续与共同的“敌人”斗争。

在政局纷乱的 1888 年（“三帝之年”），新皇帝威廉二世即位后，很快在德意志统一问题上与俾斯麦爆发了冲突。和俾斯麦一样，威廉二世认为仅凭经济和文化上的共性不足以维持第二帝国的统一，但他对俾斯麦挑唆德意志人彼此斗争的做法深恶痛绝。威廉二世想要得到国民的爱戴，成为全德意志人民的皇帝，如果祖父威廉一世不愿成为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再世，他就要亲自接过这个传说的重担，带领德意志人民重建辉煌。威廉二世认为，德国不应在帝国内部寻找敌人，而应面向国外，与其他大国竞争列强地位，并在此过程中获得一条由铁与血铸就的牢固纽带，使帝国再无离心离德之虞。不难看出，这种相信对外斗争能使德国赢得“优势地位”、成为与英法并驾齐驱的强权、增强民族内在凝聚力的想法极不可靠，这最终确实也造成了第二帝国的灭亡；但 27岁的皇帝年轻气盛，并不像铁血宰相那样老谋深算。1890 年，心怀不满的俾斯麦愤然辞职，退出政治舞台，威廉二世由此成为这个动荡国家的舵手。俾斯麦是让德意志国家成为现实的必要人物，随着这位身经百战的政坛宿将下野，德意志的未来危机四伏。

威廉二世相信自己具有强大的个人魅力和君主威严，但他很快就意识到，长久以来横亘于帝国社会的宗教、阶级、地理、文化和族群等差异绝非自己的人格力量所能弥合。社会主义者不断发起罢工，天主教徒仍对普鲁士国王心存疑虑，波兰民族主义者则不断呼吁恢复属于波兰人自己的国家。如果能把德意志帝国建设成一个让国民感到骄傲的强盛国家，人们或许就会将德意志奉为唯一的效忠对象——但威廉寻求“优势地位”的危险努力，终将把年轻的德意志民族拖入一场残酷的斗争，迎来濒临灭亡的结局。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起初令威廉二世皇帝颇感震惊。他没有想到，一场本应局限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地区性战争突然演变成了一场遍及全欧的大规模冲突。即便如此，他仍将这场战争视为凝聚全德意志人民的机会。1914 年8月1日，他公开宣称：“今天，我们所有人都是德意志的同胞兄弟，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身份。” 虽然最近的历史研究打破了长期以来的神话，表明德国社会在战争爆发时并非表现出全然的振奋，但当时的人们大多还是相信，自己的“祖国”必须得到捍卫。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让年轻的德国失去了太多的铁与血。1918 年 11 月，德意志民族一败涂地，皇帝的冠冕也被无情打落，德意志的剑与盾千疮百孔，战斗的意志荡然无存。宿敌法兰西全副武装，时刻准备着将德意志彻底摧毁。法国人主张，一个用战争建构民族认同的国家只要继续存在下去，就必将给世界带来刀兵之灾。最终，第二帝国将在凡尔赛宫镜厅被彻底摧毁，而那里正是它当初宣告诞生的地方。

与法国不同，英国和美国在第二帝国的残垣断壁上看到了另一个德国崛起的可能。俾斯麦为德意志播下了民主和经济繁荣的种子，这些默默增长的力量不断壮大，为德意志民族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愿景：通过贸易、稳定和民主政治，德意志将在世界上寻回属于自己的身份与一席之地。不过，直到德意志在一场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惨烈的战争后彻底抛弃了暴虐好战的传统，这一理念的正确性才能得到证明。

德意志帝国自诞生伊始便为冲突所困扰，直到灭亡之日仍不能从中解脱。通过开放男性公民普选，俾斯麦固然接纳了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让真正具有多元性的多党政治成为可能，但这种政治制度始终承受着来自顶层的普鲁士威权主义压力。鉴于不同群体间的认同分歧依旧深刻——这种分歧有时甚至盖过了统一的民族身份—俾斯麦和威廉二世都有意识地寻求持续冲突，借此催生帝国内部的凝聚力。虽然两人都没能在有生之年缔造一个繁荣而高度统一的德意志国家，他们仍在客观上帮助德国走上了富强民主国家的建设道路——无论他们的本意是否如此。

本文选自《铁与血：德意志帝国的兴亡，1871-1918》作者：卡佳·霍耶（Katja Hoyer）译者：徐一彤；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

来源：中信出版社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