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 | 伏俊琏:俗赋及其流传
文史知识 2022-03-12 10:00

赋是最有特色的中国文学体裁。如何认定赋的文体特质呢?我国传统学术中,对赋的认识最有影响的有两种:一是《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不歌而诵谓之赋”,另一种是班固《两都赋序》所说“赋者,古诗之流也”。《汉志》是引用刘向《别录》的说法,《两都赋序》才是班固自己的观点。这两种说法其实只是着眼点不同:前者强调的是赋的传播方式,后者则强调赋的思想内涵和社会功用。

中古时期的文人,对文体的认识与现在不同。受当时“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他们总是把天(自然客体)与人相比附,文章(文体)也与人体相比附。他们认为,文体是内容、形式、叙写方式、传播方式的统一体。《文心雕龙·附会》就把文体比附成人体,人体的四要素是:神明、骨髓、皮肤、声气,只有具备这四者,才是一个完整意义的人。文体也一样,文体的情志就如同人体的神明,文体的题材就如同人体的骨髓,文体的语言辞藻就如同人体的肌肉和皮肤,文体的宫商就如同人体的声气。情志、题材、词采、宫商四者具备,就是一个完整的文体。《两都赋序》强调的是赋的“情志”,所谓“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刘向《别录》则强调的是赋的“宫商”,亦即它的传播形式“不歌而诵”。《文心雕龙·诠赋》正是沿着汉代以来的赋学观讨论赋之特质的。但《诠赋》篇强调的是情志、词采、事义(题材),情志方面就是要“宗经”“征圣”,这是赋应当具备的思想核心;“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是从词采描绘角度讨论赋;“京殿苑猎,述行序志”,着眼点是赋的题材。虽然刘勰也提到“草区禽族,庶品杂类”,这是从《汉志·诗赋略》“杂赋”类概括的题材,由于刘勰对汉代人“不歌而诵”的忽视,也由于同时代《昭明文选》所选赋以大赋为主,秦汉“杂赋”的流传线索便逐渐被学者淡忘。唐以后的赋集,从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姚铉《唐文粹》,元祝尧《古赋辨体》,到清陈元龙《历代赋汇》、沈德潜《历代赋选笺释》等,秦汉以来的“杂赋”已不见踪影。文人心中的“赋史”大致就是这样流传的。

中国赋史的真实情景是这样的吗?二十世纪大量的出土文献告诉我们,中国的赋史实际上还存在着另一片流域,呈现的是另一种状态。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了数万件中古时期的写本,其中抄录的一些文学作品令文学史家眼前一亮。当然首先是失传千年的变文,郑振铎先生《中国俗文学史》中说:变文这样一种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形式的出现,“使我们才在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之间得到了一个连锁。我们才知道,宋元话本和六朝小说及唐代传奇之间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我们才明白许多千馀年来支配着民间思想的宝卷、鼓词、弹词一类的读物,其来历原来是这样的”。郑先生所说的广义“变文”中有一类原写本叫“赋”的作品,比如《燕子赋》《韩朋赋》《晏子赋》《丑妇赋》等。它们在文体上的特点是:讲述故事,甚至是寓言故事,写的是生活琐事,甚至是俗不可耐的事,语言通俗,不用典故,节奏明快而押韵,风格诙谐。这种“赋”,与“深覆典雅”的传统赋完全不同。文学史家有“小品赋”“白话赋”“民间赋”“故事赋”等不同的叫法。1963年,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采用了程毅中先生的说法,专设《俗赋》一节。从此,中国文学百花园中就有了“俗赋”这枝奇葩。

敦煌俗赋的发现,让文学史家重新思考中国赋史的发展情况。唐代有如此成熟的俗赋,说明它不是突然的天外来峰,必然有一个生成发展的漫长过程。所以,以敦煌俗赋为标本,向上追溯挖掘同类型的文体,确定哪些是俗赋,哪些是近于俗赋的文体,就成了赋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敦煌俗赋体制上呈现两种样态。第一种是对话体的,可分为故事俗赋和争辩型俗赋两种。先说故事俗赋。《韩朋赋》通篇就是一个故事情节曲折动人的悲剧。韩朋与贞夫新婚不久,即到宋国王宫为吏。一对恋人鸿雁传书,互表相思之情。韩朋工作之馀,经常翻看摩挲贞夫寄来的情书。有次不小心情书遗失殿前,被同事梁伯捡到,送到好色的宋王手中。宋王得书,娟秀的字迹立即吸引了他,发誓要得到贞夫。大臣梁伯使用卑劣的手段诱骗贞夫到宋国,宋王即封其为王后。贞夫从此郁郁寡欢,宋王以为是韩朋年轻英俊所致,于是残害韩朋,把他弄得面目全非。宋王的残忍,更增添了贞夫对爱情的坚定,她看望韩朋,相约以死殉情,韩朋得书,即自杀。为了博得贞夫好感,宋王以三公之礼安葬韩朋,而贞夫却在葬礼中跳进墓穴而死。宋王暴怒,杀害数百名随从。韩朋、贞夫的墓上长出了梧桐和桂树,根根相连,枝枝相交,翠鸟啼鸣。宋王亲手砍伐大树,树干上涌出汪汪血流,两个木札变成双飞的鸳鸯,一根羽毛变成利剑,瞬间割下了宋王的头颅。《韩朋赋》就像一篇包裹着民间隐语的、沉痛的叙事诗,作为“不歌而诵”的俗赋,我们能明显感受到它如泣如诉的哀怨之情。

韩朋故事源远流长,就文人的记述系统而言,唐代就有初唐释道世编《法苑珠林》和晚唐刘恂撰《岭表录异》中的韩朋故事。再向前追溯,两晋之际干宝《搜神记》和《列异传》两种书记录的“韩凭”故事,《列异传》的编者,《隋书·经籍志》著录魏文帝撰,两“唐志”则著录张华撰。由于《列异传》多记汉代以来的事,故可以推测韩凭夫妇故事于东汉就已广泛流传。西汉时期,我们也找到了同类型故事,刘向《说苑》记载了一则敬君的事,类型与韩朋故事相似,可视为同一故事的早期形态。《说苑》是刘向根据皇家“中秘”藏书和民间流行的写本资料整理成的杂著,保存了大量先秦时期或传自先秦的文献资料,所以文人记载的韩朋类故事,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

韩朋故事的另一种是讲诵“俗赋”类。敦煌本《韩朋赋》,至少有八个写本,说明当时在河西地区流传很广。唐开元时期有一本书叫《无名诗集》,其中引录了韩朋故事的残文,从残存的这部分看,人物和情节与敦煌本高度一致,尤其是语言上以四言为主,押了很自然的韵,表明它是一篇讲诵体作品。2019年,在新疆尉犁县境唐代烽燧遗址也出土了唐玄宗先天年间(712—713)的韩朋故事残写本,虽然只有九十多字,却比敦煌本多出了“开箧见光”的情节,体制上也是俗赋体。南朝时流传有韩朋故事,虽不得其文,但唐人说“叙事委悉而辞义鄙浅”,则是俗赋体无疑。而敦煌出土的西汉时期韩朋故事残简,形制上接近敦煌本《韩朋赋》,应当属于汉代的“杂赋”。

我们把《韩朋赋》的线索从唐代追溯到西汉,这实际上也是通俗故事赋的发展线索。类似的故事赋在汉代也时有出现。1993年江苏东海县出土的《神乌傅(赋)》,就是一篇寓言形式的故事赋。乌夫妇辛苦准备的筑巢材料,被盗鸟偷窃,雌乌据理力争,反被盗鸟打伤,奄奄一息。雄乌诀别妻子后,远走高飞。整篇以四言为主,语言通俗,两句一韵,体现了讲诵俗赋的特征。北京大学藏的西汉中期竹简中有一篇长达两千七百多字的《妄稽》,更是一篇故事情节起伏跌宕的俗赋。出身名门的读书人周春娶妻妄稽,妄稽又丑陋又强悍,周春非常厌恶,于是又买来了小妾虞士。虞士到家,遭到妄稽的百般欺凌——经常被辱骂和残酷折磨。后来妄稽得了重病,临死时忏悔自己的行为。全篇也是四言为主,隔句押韵,节奏感强,是典型的韵诵体俗赋。《妄稽》和《神乌赋》的发现,将俗赋的历史从西汉到唐代清晰地展示了出来。

敦煌对话体俗赋中的第二种类型是争辩型俗赋。这类俗赋的核心是“争辩”。争辩不是为了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也不是为了集中讨论某一问题,其关键是争辩的过程。如果说第一种俗赋主要是讲述故事,以情节吸引人,由一个演员来完成,那么第二种俗赋就是为了争奇斗智,以幽默诙谐给观众以启迪和娱乐,相当于当代的对口相声。试举例说明,敦煌本五言诗体《燕子赋》,围绕雀占燕巢展开对话。燕子伶牙俐齿,能言善辩,充满豪情。雀儿像是一个拒不认错的孩子,找各种理由争辩着。它们先是辩理,接着互相揭发对方的短处,嘲笑对方的长相,炫耀自己的能耐,吹嘘自己的出身。它们的言行举动,无不带着儿童的天真和稚气。另一篇《晏子赋》把晏子写成丑陋的怪物形象,晏子和梁王围绕着“人门”“狗门”“齐国无人”“短小”“黑色”“先祖”等论题,一一进行争论辩驳,晏子巧妙地反败为胜,是一篇显示晏子聪明智慧和随机应变能力的争辩型俗赋。本篇在敦煌有九个写本,可见当流传很广。有六个写本的《茶酒论》,有十九个写本的《孔子相托相问书》,都是争辩型的俗赋。

争辩型俗赋的历史也很长,从先秦到唐代没有中断过。《逸周书·太子晋》篇记载了春秋时晋国掌乐太师师旷聘周见太子晋的事。晋只有十五岁,聪慧而有口辩。师旷去见他,反复问难以试其才,太子晋对答如流。这篇故事在体制上主要运用对话,对话部分韵散间出,以四言韵语为主,多排偶句式。文中还有“五称而三穷”的说法,应当是流行在先秦时期一种五打三胜制的问答比赛,“五称”指提了五个问题,“三穷”指回答时三次答不出。师旷向太子晋提了五个问题,太子晋都答得非常完满;而太子晋也向师旷提了五个问题,师旷却理屈词穷,太子晋由被动而主动。可见这是一篇表演性质的讲诵文体。按照这种体制,可以在先秦文献中找到不少类似的材料。比如战国时期齐国的淳于髡成功地运用论辩讲诵技艺,在滑稽诙谐的氛围中进行讽谏,《史记·滑稽列传》收录了淳于髡三件事:一是用“大鸟”的隐语“讽谏齐威王”,二是“谏赵国请兵”,三是“谏饮长夜”,都可以说是争辩型的俗赋。《晏子春秋》中,还有不少这类俗赋,如“谏景公饮酒”一篇,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说是“一出很完整很紧凑的戏剧”。而“对天下有极大极细”,与《古文苑》中收宋玉《大言赋》和《小言赋》是同一类型的作品。“大言”“小言”是战国时期流行的一种语言游戏,它讲极大和极小,在竞争中表现智慧,富有幽默感。两汉以来,文人受此影响,不断有模仿之作,如东方朔有《大言赋》,晋代傅玄有《大言赋》,傅咸有《小语赋》。而其他题材的争辩型俗赋,也一直流传不绝。《汉书·东方朔传》载录的东方朔《剧对武帝》和《戏郭舍人》,就是调笑争辩型的俗赋。西汉戏谑调侃的争胜俗赋还有汉武帝时期的《柏梁联句》(学术界或怀疑是伪作,本文认为是真实的西汉时期的作品),这篇作品七言二十六句,从皇帝开始,每人一句,一韵到底,最后两句是东方朔和郭舍人。在汉代,“七言”不能称为诗,它就是一种歌诀性应用文体,是从先秦“成相体”发展而来的。《汉书》称“成相”为“杂辞”类,是讲唱的一类,属于“杂赋”的范畴。汉武帝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者,乃得上坐”,这和当年楚襄王在阳云之台上要唐勒、景差、宋玉赋“大言”“小言”,优胜者上坐赏赐的情形是一样的。所以《柏梁联句》从性质上来讲是一篇谐谑游戏之作。西汉时这种调侃的俗赋很流行,大儒扬雄也不能例外,他写有《都酒赋》,以拟人的手法,用代言体的形式,让“瓶”(汲水用)与“鸱夷”(盛酒用)相争,各自夸耀自己的神通广大,揭发对方的缺点和无能,如同一场宫廷中的俳优戏表演。语言通俗,风格诙谐,是一篇嘲戏性的争辩型俗赋。

东汉时期的“鸿都门学”,“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后汉书·杨赐传》)。虽然他们的作品没有流传下来,但根据蔡邕的记载,“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后汉书·蔡邕传》)推测,其中不乏争奇诙谐性的俗赋。汉末以来,随着评品人物和“论难”风气的兴盛,调侃争辩的技艺也很盛行,《抱朴子·疾谬》激烈批评过这种“专以丑辞嘲弄为先”的风气。《三国志·吴志》所载吴国薛综嘲讽蜀国张奉争辩一节,运用的就是俗赋形式,同书记载蜀国费祎和诸葛恪口诵交锋争辩之后,意犹未尽,又借助笔墨作《麦赋》和《磨赋》,实际上是一物降一物的争辩俗赋。文人创作的这类俗赋,也时有所见。曹植有《鹞雀赋》,写雀遇见鹞,生死关头,它用机警的对话,骗过鹞的猎杀,回家巧遇雌雀,得意地吹嘘炫耀,充满调侃格调。马积高《赋史》说:“此赋当据民间寓言写成,语言全是口语,非常生动形象,完全摆脱了文人赋的窠臼。”西晋傅玄有一篇《鹰兔赋》残文,写鹰和兔相互吹嘘自己的出身和功能,是四言句式写成的代言体寓言故事赋,同敦煌俗赋中那篇五言体《燕子赋》很相似。唐代以后,随着表演技艺的发展,争辩型俗赋也在不断拓展题材和变化表演方式,并同其他文学形式和表演形式相结合,焕发出新的风貌。一直到当代,深受观众喜爱的对口相声可以说是它的嫡传。

敦煌俗赋除了对话体,还有一类是咏物体。这里所说的“物”,是指客观存在的人、物、事。这类俗赋没有客主对话,只是描写人物或事物。敦煌的咏物类俗赋所咏之物,大多是丑陋或可笑之物。比如《丑妇赋》描写一位丑得出奇的妇人,从相貌到内心都极端丑陋,在中国文学史上特别扎眼。白行简的佚文《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也是文学史上的奇葩。这篇赋先描写男女从情窦初开,到新婚之夜,再到年老体弱不同阶段的性生活;再描写春夏秋冬四季不同情景下的性生活;再描写从皇帝到老百姓不同阶层人的性生活;最后又写几种变态的性生活。在中国文学史上,像这样对“交媾”进行实录式描写的作品,是绝无仅有的。《大乐赋》的源头,应当是汉魏以来的房中书。佚名氏《秦将赋》描述公元前260年秦将白起坑杀赵国四十万降卒的经过,以写实的手法,描写具体杀戮的过程,尤其是赋家又选择了父子相看被杀死这一人世间最残忍的情景,令人不寒而栗。最后描写屠杀结束后,刽子手们收起了满是缺口的刀剑,挥动着沾满鲜血的双手。山谷中死一样的寂静,偶尔有未死者的惨叫呻吟及鲜血在沟壑中的流动声,还有那毒蛇猛兽争吃尸肉的嚼咽声。这样的描写在中国古代同类作品中极其罕见。署名为刘长卿的《酒赋》内容也很单纯,一味写近乎疯狂的痛饮;希望有酒如海,有肉如山,天天狂饮,夜夜烂醉。管什么千贯家产,隋珠赵璧;管什么孔子郑玄,刘伶毕卓;管什么酒令章程,礼教法规;管什么道德文章,功名利禄,全部可以抛在脑后。敦煌的这一类咏物体俗赋,表现得很极端:喝得酩酊大醉,丑得不堪入目,乐得死去活来,惨得惨绝人寰。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语言通俗,韵律和谐,表现出韵诵的传播特征。

汉代王褒的《招碧鸡神》,源于先秦的神圣的“招魂”辞,但在他笔下,则明显带有揶揄调侃的口吻。东方朔《骂鬼文》和王延寿《梦赋》则是两篇驱傩文。《骂鬼文》已散佚不传,模仿它的《梦赋》基本保存完整。赋的难读之处是用一连串方言写成的厉鬼名,史载汉代有两千多种鬼名,名称传到后世的很少。整篇《梦赋》,就是叫着各种鬼的名字,要剥它的皮,抽它的筋,要用各种土办法整治它,如同用方言骂街一样。王褒有一篇《僮约》,其中“契约”部分写汉代仆人一年四季的工作,以四言句为主,大量运用方言土语,幽默调侃,让人哭笑不得,也是一篇咏物俗赋。东汉后期蔡邕的《短人赋》、繁钦的《胡女赋》,晋代刘谧之的《庞郎赋》,以及朱彦时的《黑儿赋》、刘思真的《丑妇赋》,都是写人的调侃俗赋。写动物更多,王延寿有《王孙赋》,曹植有《蝙蝠赋》,阮籍有《猕猴赋》,傅玄有《斗鸡赋》《走狗赋》《猿猴赋》等,成公绥有《蜘蛛赋》《螳螂赋》,南朝卞彬有《枯鱼赋》《虾蟆赋》《蚤虱赋》,北魏元顺有《蝇赋》,卢元明有《剧鼠赋》。这些小赋所选题材微琐,语言通俗,以四言为主,风格诙谐。源自《汉志》的“杂赋”,而《汉志》的“杂赋”正是后世俗赋的源头。

赋有雅、俗两条发展线索,本文着重讨论了“俗赋”的流传史,从敦煌俗赋追溯到汉代“杂赋”。还要说明的是,汉代学术界所说的“赋”,范围比后世要宽泛。汉代所谓“诗”,主要指《诗经》或研究《诗经》的材料。“歌诗”指乐府歌辞。其他韵文,如“颂”(如班固《窦将军北征颂》、王褒《甘泉宫颂》、东方朔《旱颂》)、“赞”(如司马相如《荆轲赞》、刘向《列女传赞》)、“铭”(如东方朔《宝瓮铭》、刘向《熏炉铭》、班固《封燕然山铭)、“箴”(如扬雄《十二州箴》、崔瑗《东观箴》)等,都是归入赋类的。“诵诗”(如韦孟的《讽谏诗》、韦玄成《自劾诗》)、“七言”等都隶于赋类。所以章太炎《国故论衡》说:“其他有韵之文,汉世未具,亦容附于赋录。”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把唐以后的俗文学分为五类:诗歌(民歌、民谣等),话本小说,戏曲,讲唱文学(包括变文、诸宫调、宝卷、弹词、鼓词),游戏文章。如果我们进一步追溯这些俗文学的源头,几乎都可以在两汉时期的“杂赋”(俗赋)中找到其先祖。比如,“讲唱文学”的源头就是秦汉俗赋,已是学术界公认的定论,“游戏文章”更是如此。“话本小说”的源头也是秦汉以来的故事赋,甚至唐人传奇的源头之一还是汉魏以来的故事俗赋。争辩型俗赋可以进行表演,它和后世的戏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诗歌”类中的“民谣”,有启智、励俗、教化、传播生产生活知识的内容,那本来是汉代杂赋的内容之一。因此我们有理由说,秦汉杂赋是唐以后俗文学的源头。

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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