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健康、长寿，医学的成就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巨大。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也从来未像今天这样如此强烈地对医学产生疑惑和提出批评。无人可以否认，过去50年，医学科学经过漫长发展后到达顶峰，无数突破性的进展挽救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多得多的生命。医学的进步在我们看来已是老生常谈，因此应当对今天认为是理所当然，而一二百年前却是天方夜谭的巨大变革加以总结。以下章节将详细地讨论和解释这些进步。作为导言，这里简要地概括20世纪下半叶发生的最显著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青霉素仍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在数年中只能定量供应。在这种抗生素“魔弹”发明之前，肺炎、脑膜炎和类似的感染依然经常致命。长期以来，结核病是发达国家最重要的死因，它被称为“白色瘟疫”，与“黑死病”相对（因为结核病患者都皮肤苍白）。然而，随着卡介苗和链霉素于20世纪40年代问世，结核病得到有效的控制。50年代，“第①次药物学革命”导致了广泛的变革。新的生物药物杀灭细菌，提高了对营养缺乏症的控制，促成了抗精神病有效药物（如精神药物氯丙嗪）的问世。与此同时，预防脊髓灰质炎的疫苗研发成功。

其他药物的突破，特别是类固醇（如可的松），使人类对免疫系统有了进一步理解。通过解决排异问题，免疫抑制剂的发展为整形和移植外科开拓了广阔的新领域。心脏病学也日益繁荣。1944年，对出生时患先天性心脏病的“蓝婴”成功地进行外科手术，是心脏外科发展的里程碑之一。此后，儿科心脏病学迅速发展。心脏直视手术可回溯到20世纪50年代，而冠状动脉旁路手术是又一次飞跃，开始于1967年。

此时的外科正像太空旅行一样日益受到公众关注。外科的发展似乎永无止境。器官移植出现了，首先是肾移植。1967年，移植成为头条新闻，克里斯蒂安·尼斯林·巴纳德医生将一位妇女的心脏缝入路易斯·沃什坎斯基的体内，后者带着这颗心脏又活了18天。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仅美国每年就要施行上百例心脏移植手术，三分之二的移植者可存活五年以上。在过去50年里，外科不仅得到了发展，而且性质也发生了转变。20世纪初期，外科的本质是根除：找到病灶，将其切除（往往有效，但相当粗糙）。而它的理念要复杂得多：连续不断的修复和（也许是无止境的）替代。

除了这些干预方面的实际进步外，科学一直在为治疗学做出贡献。电子显微镜、内窥镜、计算机轴向断层扫描（CAT）、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磁共振成像（MRI）、激光、示踪仪以及超声诊断仪等，引发了医学诊断能力的一场革命。激光带来了显微外科。铁肺、肾透析机、心肺机和起搏器等都在医学的军械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与此同时，基础科学研究已改变了人们对机体及其与疾病斗争的理解。特别是在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特森于1953年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破解遗传密码之后，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迅速发展，遗传筛选和遗传工程已取得了巨大进步。与此同时，脑化学开拓了医学的新领域：内啡肽研究揭示了疼痛的奥秘；左旋多巴等神经递质的合成机理为帕金森病和其他中枢神经系统的紊乱提供了治疗方案。临床医学—将科学方法应用于实际疾病经验—终于得到了承认，不再是“灰姑娘”，这部分应归功于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随机临床试验。

简而言之，有两个事实强有力地证明了医学日益重要的意义（虽然这两个事实可能相互矛盾）。第一个事实是，世界人口在过去50年翻了一番（从1950年的25亿增至2000年的62.5亿），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新的医学干预和预防措施。第二个事实是，避孕药的问世，至少在理论上为安全、简便地控制人口增长铺平了道路。这些发展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耳熟能详并不影响其成就。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革命—农业的形成、城市的发展、印刷术、17世纪伟大的科学进步以及工业革命等。但是，直到20世纪下半叶，医学革命才出现，带来了重大的治疗学革新—如果我们将大规模征服威胁生命的疾病的可靠能力作为衡量标准的话。富裕国家的人们健康而长寿，贫穷国家人口稠密，都证实了这一点。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将医学的这些变化置于其历史背景中来理解。我们将追溯从古希腊开始的悠久传统，在古希腊，人类第一次将医学建立在理性和科学的基础之上。我们将考察由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激发的转变，它显示出物理学和化学的成就对医学的推动。我们也将展示19世纪的医学科学在公共卫生、细胞学、细菌学、寄生虫学、抗菌术和麻醉外科等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20世纪早期在X射线、免疫学、对激素和维生素的理解、化学治疗乃至心理分析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

……要理解这些问题的根源（在美国问题格外严重，但其他地方也差不多），我们需要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来考察这些基本要素。这是以下体系必然会有的问题：其中，医疗机构不断扩张，面对自己创造出来的越来越健康的人群，被驱使着将日常生活事件医学化（例如更年期），将风险转化为疾病，用花哨的程序去治疗微不足道的身体不适。医生和“消费者”都日益锁定在一种幻想之中，将焦虑的产生与雄心勃勃的“能做，必须做”的技术完美主义结合在一起：每个人的体内都存在着问题，每个人都能被治愈。医学的成功可能正在创造一个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即现代医学的批评者伊万·伊里奇所称的“生活医学化”。指出医学的这些困境，并不是为了发泄对医学的怨恨—一种对医学成功的粗野报复，而仅仅是对医学力量的认识，这种力量的增长并不完全是无责任的，而是不断消解目标。尽管此时可能正值医学的荣光时刻，但也可能是困境的发端。

……正如本书所述故事表明的那样，我们今天正生活在医学的重要时期，但这也是充满怀疑的时期。在过去两百年里，特别是在近几十年，医学已越来越强大，也越来越成功。然而，面对医学可能走向何处等诸多问题，社会上存在着深刻的个人焦虑和公众争论。透过本书所提供的历史视角，悖论（越健康长寿，对医学就越焦虑）即便不能被解决，至少也可以被理解。

选自《剑桥医学史》编者：[英]罗伊·波特；译者：张大庆等；出版年月：2022年1月

来源：译林出版社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