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临近春节的返乡高峰，有些人为春运抢票抓耳挠腮，有些人却绞尽脑汁编织着过年不回家的说辞；有些人乡愁万千，有些人却乡恐百般。

据公开资料显示，2021年近6成异地就业人员选择就地过年，其中北京与上海的比例最高，高达70%左右。

而虎年春节，异乡过年的原年人依然不在少数。交通部预计，2022年春运全国发送的旅客人次，相比2019年大降60.4%。

年轻人不回家过年，不止因为疫情阻隔，背后也交织了经济、伦理、习俗、亲情等多重因素的变迁。

比如，多年不曾回家过年的郑重就分析：生活水平的提高，淡化了日常与春节之间的物质差距，年味变淡了；城镇化进程，削弱了年轻一代对老家、宗族、传统习俗的认同；交通通讯技术发展，成本降低，便利度提升，日常返乡、云端团圆成常态，春节团聚也就没那么迫切了；等等。

对此，财经故事荟采访了五位过年不回家的“原年人”。有人在旅行中追寻快乐和惬意，也有人和小伙伴组团过年对抗孤独；有人因疫情因生计，被迫异地过年倍感失落，也有人分外享受独处的自由自在；有人恐惧催婚不愿与父母相见，也有人与父母和解打算接来父母团聚……

躲避催婚，疫情给了我不回家的借口

黄森30岁北京过年某艺术院校在读博士

“今年不回去的直接原因就是年后有毕业设计，如果春节离开北京，万一出现疫情影响返校，我怕拖延毕业进程。”

但其实，黄森自己也知道，疫情只是他不回家过年的借口。

疫情之前，他就开始独自过年了，“对我来说，春节回不回家无所谓，我在哪哪就是家。”

2019年春节，黄森就在享受旅游。打开他的旅行地图，密密麻麻点亮了50多个城市，遍及全国637419平方公里的土地。

黄森的理想，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因为《岳阳楼记》去了岳阳、因为《滕王阁序》去了南昌、因为《琵琶行》去了九江，岳阳去了四五次，南昌和九江各去了两次。一是去看看景色是不是和千年前的一样，会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把很多信息串联起来，可以得出有趣的结论。”

但过年不回家于黄森，除了要享受旅游的快乐，他也是在逃避——逃避强势的母亲和父母的催婚。

在黄森的描述里，他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压力超越了亲情，“他们更像是我的金主，负责掏钱，提供人脉，我负责搞学业。因为他们是老板，所以处处强压我。”

黄森的母亲是位女强人，独自创业，经济宽裕，竭尽全力地为黄森提供优渥的生活，大几百万的全款房产，每年二三十万的保险，月以万计的生活费等等。

从小到大，严苛的母亲时刻鞭策黄森要成为“人上人”，管束黄森在学业乃至事业上的每一个选择，当然，也和寻常母亲一样在他20多岁时，开始疯狂催婚催育……

这种从小自大的高压，不但没有说服黄森，还招致了他更强烈的反弹，倔强的黄森，也并没打算妥协分毫。

“我单身的时候她催婚，谈对象的时候让我分手再找一个。谈恋爱的时候要求我的另一半不仅要漂亮，还要人好，又要家里有背景，能在事业上帮助我；催婚的时候又说什么都不挑，赶紧结婚生子，甚至提出可以先找个女孩让她怀孕后奉子成婚，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疯了。”

但黄森的这番怨怼，一旦出口，总会招致母亲的严厉批判，进而演变成不可调和的对峙，双方很少有机会心平气地交流过。

因此，无论是过年还是日常，减少面对面的相聚，更多是黄森避免矛盾激化的权益之策。

他甚至明确告诉父母，从来没打算回老家工作，也不希望和父母同住。“我早就建议父母，退休了去海南养老，如果我是他们，有钱又有闲，我就天天出去旅行，才懒得管孩子结不结婚呢”。

不回家过年，黄森没有丝毫遗憾，他觉得，有很多东西可以取代家庭承载的安全感和快乐。“无论是过年不回家，还是不结婚，都是个人选择。我们更愿意和自己同龄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在一起，如果没有朋友，我自己呆着，也不会觉得不适。”

我和父亲都不在家过年了，生存比团圆重要

小薇28岁湖南长沙过年民营企业会计

离过年没剩几天了，小薇刷了一晚上的求职软件，躺在出租屋里翻来覆去睡不着。

“本来打算今年年底辞职回家过年。过完年找个离家近的工作。但看了看银行卡余额，还是决定先不回去了。”

小薇出生于河南农村，上大学才来了长沙。毕业后，她在一家私企做会计。

不到5000元的月薪，四分之一都用在了房租上，再加上平时的各种吃穿用度，她每个月能剩余的积蓄了了无几。

母亲在家乡的小厂子里打杂，父亲则跟着建筑队四处打工，学习成绩不佳的弟弟，没考上重点高中，读了私立高中，每年学费不菲。

“虽然家里并不富裕，但爸妈说读书是农家孩子唯一的出路，砸锅卖铁也得供孩子念书。”

本来，一家人勤勤恳恳，还可以勉强维持家用。但天不遂人愿，2021年的家乡，仿佛被下了魔咒。水灾、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母亲干活的厂子停工了，父亲的建筑队，也接不到工程了，家里的经济来源一次次被切断，一度连弟弟的高昂学费，都凑不齐。

正因如此，疫情这两年，小薇没少贴补弟弟。“其实并不是父母重男轻女，也是没办法了。但前男友说我是伏弟魔，提出了分手。”

小薇心疼父母逐渐年迈，本打算年底辞职，回到离家较近的郑州，找个工作。但刷了一个多月的求职软件，发现郑州工资不比长沙高，房租却贵了不少，她试着投递了几家公司，也没有回音。

找不到下家的小薇，也不敢轻易辞职。她前段时间刷到一个数据，2022年中国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1076万，大幅高于去年同期，这意味着，2022年的就业市场竞争更为激烈，她权衡了一下，觉得自己的胜算很小，未必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再说，目前的在职公司为了留住人，又宣布年终奖等节后再发，小薇不想放弃快到手的奖金。

几经权衡，她决定先不辞职了，也不回家过年了，“我给家里转了两千块钱，让我妈置办点年货走亲访友，好歹把这个年过了。”

其实，就算小薇回家，也难以全家团圆。河南疫情稳定后，长期合作的包工头告诉父亲，有个高铁工程招工，过年期间工资上涨两三倍，春节加班十来天，报酬相当于平时苦干一个月。

小薇的父亲一点没犹豫，立刻就出发了，毕竟，比起来团圆，生存问题才更为紧迫。

疫情是海峡，我在这头，故乡在那头

阿柴24岁北京过年某名校在读研究生

临近过年，北京又爆发了新一轮疫情，海淀、朝阳、丰台、房山纷纷中招。阿柴打听了下老家的防疫政策，“从北京返乡人员须自费集中隔离”。

阿柴的老家在河南许昌，是上一轮疫情集中爆发地，一听到阿柴打算回家，家人和村干部仿佛惊弓之鸟，接二连三劝阻阿柴不要回来，否则就有隔离风险。

虎年春节，将是阿柴将连续第二次独自过年，她实在不想再次体验隔离的痛苦。去年春节被集中隔离的经历，恍若还在眼前。

2021年春节临近，阿柴正要回家过年，一则通知突然而至，她成了次密接人员。

当天晚上，阿柴惊魂未定地抱着行李箱，被救护专车连夜从学校带到了统一的隔离点。

那个隔离点是家被征用的酒店，房间可能空置了许久。

“作为这波疫情、这个隔离点的第一个入住人员，办理隔离手续的疾控大哥们，给了我额外的’关爱’，被详细盘查了三遍，消毒了两遍。”

关在酒店里的日子，并不好受。不能点外卖，更不能进出，连发小寄来的零食都不能送进来。“关键是担惊受怕，一边害怕自己真出点什么事，一边还要假装坚强安慰关系询问的亲友。”

隔离点的网络也非常不稳定，“没网不方便摸鱼，只能看书写结课论文，一周一版，效率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有时候无聊到趴在窗户边看鸟，甚至唱起了《铁窗泪》。”

更可怕的是，隔离期间小柴还感冒发烧了，隔离点的医生为其抽血检查并应急处理，核酸检测也变成了一天一测，“戳得我喉咙都快肿了。”

就在小柴为14天隔离期满，即将“刑满释放”喜极而泣的时候，又接到通知，受大兴区疫情影响，开始执行“14+7”政策，她的隔离期又要追加7天。

“虽然有些郁闷，但我已经很庆幸了，毕竟没染上新冠。”

隔离结束后，小柴一下子瘦了6斤，而父母也担惊受怕了一整个春节。

今年春节，考虑到回家过年，可能会被认定为“恶意返乡”，还要面临隔离风险，阿柴决定，还是就地过年好了。

父母也非常理解她的这一决定，毕竟，回家路上无论是乘坐火车还是汽车，都要接触大量人员，也意味着更大的传染风险，父母也不想再度担惊受怕了。

人在异乡，“组团”过年：打麻将，剧本杀，环球大道看烟花

阿娇80后北京过年大厂员工

虎年春节，将是阿娇第一次远离家人独自在外。

阿娇喜欢热闹，喜欢烟火气，在北京工作期间，妈妈也常年陪伴她左右。

虎年春节没敢回家，是担心一旦疫情反复，老家小县城就会送她集中隔离，“那我还不如在北京呆着”。

不过，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过年，她断然不能接受，“我当时问了一圈，发现很多朋友都因为疫情，回不了家”，于是，“组团”过年的想法冒了出来。

“组团”这事儿，阿娇干得很溜，她前两年开过民宿，也建过吃喝玩乐脱单群。

几乎每个周末，她都会张罗聚会、游玩、约饭等活动，“哪怕有时候我没空参加，只要群友有需求，我就会在群里喊一嗓子，帮他们找队友、找玩伴，找饭搭子，我就是个工具人”。

这一次，她先拉了一个“过年不回家”微信群，陆续来了60多位群友，然后开始制作日程表。

对于张罗活动，虽然阿娇已经驾轻就熟，但这一次，她没有掉以轻心。提前一周多，她就开始设计了从除夕到初六的活动日程，然后制作成Excel表格，提醒大家报名。

对于活动内容，也要精挑细选，照顾到群友的不同兴趣，除夕的年夜饭、篝火、环球影城外大道上看烟花、打麻将、看春晚等，接下来几天还有打台球、滑雪、泡温泉、剧本杀等节目。

考虑到天气太冷，大部分活动尽量安排在室内。

至于春节期间涨价数倍的热门项目，比如电影、话剧、环球影城等，则被排除在外，“春节期间，环球影城人肯定特别多，票价也涨了一倍，我们没必要去当冤大头。”

原本，阿娇以为，除夕夜的年夜饭，应该会来不少群友。但报名者其实并不多，阿娇猜测，可能很多群友，还是希望把重要时刻留给家人，“有的群友说那天要和家人视频，云端团圆”。

让她意外的是，最受欢迎的活动是打麻将，“喜闻乐见，难度不高，热热闹闹，而且四个人就能开玩”。

只是，北京的棋牌室大部分都会关门，为此，阿娇把地点改到了自己家——她在通州住了一个两室一厅的小院子，十来个人聚会，也不会过于拥挤。

而正当风口的剧本杀，热度也不高。一方面，过年期间，不少剧本杀员工已经放假走人了，场子不够热闹；另一方面，剧本杀游戏，玩家人数太少，剧本就比较单一，也不够好玩，“门槛其实是有点高的”。她预测，这个目前报名人数只有三个人的项目，估计大概率要流产。

去环球大道观看烟火，则是基于地理优势的“特别福利”。之前，因为想借着环球影城的红利开民宿，阿娇特意把房租在了环球影城附近，后来，疫情冲击波下，阿娇的民宿计划也暂时搁浅了。

现在，从阿娇住处开车去环球影城，只要十几分钟，“我们不用进去，就去大道上围观下烟火表演，有个热闹的气氛，才有年味儿”。

“总之，不管回不回家，都不能一个人过”，阿娇坚持认为。

从不回家到不用回，是人生的治愈与和解

郑重38岁深圳过年前大厂员工

“过去十六年的春节，我都没回过老家”，郑重粗算了一下。

这是一位身份证是重庆号段，用着北京手机号，开着浙牌车在广州工作的新深圳人。

从奔赴北京读大学开始，他的春节就没再和父母团圆过。

郑重的父母出于50年代初，经历了自然灾害、政治运动、社会大转型等一系列时代变革，与80后的郑重三观差异巨大。

“我的成长岁月，恰逢他们处于人生最不如意的阶段，转而把人生所有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独生子女身上，对于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有着近乎疯狂的执念。”

即便郑重一路以优异的成绩，从小学升到区重点初中，再到全市最好的高中，接着考入211大学，仍然很难得到父母的认可，“打击型教育”伴随始终。

或许是出于自我保护，郑重内心对原生家庭逐渐淡漠，并试图逃离，“父母老吵架，感觉回到家更压抑”。

大学毕业后，原本的一家三口，实质上成了三个独立的个体。

天高地远的郑重，也不顾家人反对，放弃深造，放弃自己的专业，选了一个自己更喜欢的行业，短短两三年就成为业务骨干，收获颇丰，这也让他更为坚信，坚持自我才是对的。

“我那会儿房子买在北京，虽然暂住证提醒我，我可能只是过客。但我还是觉得，在这里一个人过年更舒服”，他春节再也没回过重庆。

“带着狗在北京过年，不会做饭就囤些速食或者自己出去吃”，郑重自得其乐。

有一年的除夕晚上十点，看到郑重独自就餐，餐馆老板很是同情，邀请郑重和员工一起吃年夜饭，“但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很惨，一个人过年挺自在。”

当年轻人按照自我惯性，去理解世界的时候，往往有失偏颇，而矫正这一切或许要靠一些外力。

十几年过去，郑重已经从青年迈向中年，过年方式也从一个人宅家，变成了和妻子一起到处旅行。春节等长假，大多是满世界地追星逐日。

2017年春节在马来打卡丹绒亚路的黄昏，2018年春节在南美玻利维亚守候天空之镜，2019年春节在新西兰徒步库克山，2020年春节在欧洲自驾穿行阿尔卑斯山脉……直至2021年，因为疫情，也因为定居了深圳，郑重才第一次和妻子在深圳过了团圆年。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一个人过年，到两个人过年，再到试着回归大家庭一起过年。一方面源于成长中我对自己人生的反思以及自我和解；另一方面要感恩妻子和她的家庭对我的引导和治愈；此外，我早晚要成为一个父亲，即将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这也让我对家庭产生了不一样的理解。”

郑重的妻子是一名“深二代”，父母在年轻的时就来深圳打拼创业，成为“深一代”。

他们的教育理念是去功利化、尊重孩子的兴趣爱好和个性发展，父母与孩子之间独立平等。

这种宽容开放的态度也延续到了郑重身上，岳父岳母尊重他的各种选择，对于小夫妻俩跑到国外过年，也从未反对。

就这样，郑重也渐渐打开自己，开始尝试着融入大家庭式过年，“今年我把我妈也从重庆接到了深圳，准备两家一起过年”。

时隔十几年后，郑重终于有机会和母亲过个团圆年。（文中黄森、小薇、阿柴为化名）

编辑/孙政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