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以文章试士，乡、会试首场三篇文字，题目取自“四书”“五经”，解题需遵循官方所定宋元注解，又需“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明史·选举志二》）。这种科场文体，在明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逐渐完备、定型，因其主体部分通常由四组八句两两相对的句子组成，故被称为八股文，又有八比文、制义、制艺、时艺、时文、举业等多种别称。乡、会试虽有三场，除八股文外，还要考诏、诰、表、策等，但三场之中，最重首场，首场八股文的好坏，是能否取得科名的关键。因此八股文可以说是明清时期一般读书人“童而习之”、最为熟悉的文体。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三回中，马二先生曾有一番宏论，认为“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这里的“文章”，指的就是八股文。马二先生这番话虽然迂腐，但也可以反映出八股文在当日士子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作为科场文体，八股文本身具有两种属性，一种是文章属性。八股文在体制上兼有辞赋、古文的特点，在功能上亦与古文、辞赋一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作者的情感、志向。另一种是功令属性，即它担负着为朝廷选拔人才的重任，士子要在两天一夜的短暂时间中写出三篇文章，考官则要通过这三篇文章，评判士子的道德修养、学问识见等是否能达到从政水平。这两种属性，决定了八股文写作中的两种倾向。从文章属性出发，自可以用八股表见才情，抒发怀抱，如清初尤侗以《西厢记》中“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一句为题的游戏八股文，描写世上为情痴狂的儿女情态，惟妙惟肖，宛然如画；又如清康熙年间方舟的八股文，深沉平稳，娓娓道来，其中的忧世之心，感人至深，龚自珍称赞其为“狼藉丹黄窃自哀，高吟肺腑走风雷。不容明月沈天去，却有江涛动地来”（龚自珍《题方百川遗文》）。从功令属性出发，则是要将八股当作功名利禄的“敲门砖”，把考场得中作为八股写作的唯一目的，所谓“不要文章中天下，只要文章中试官”。而在科举时代，能够无视八股功令属性的人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八股文作者，首要任务都是学会写能“中彀”的文章。

清朝私塾读书场景

那么，什么样的八股文才容易被取中呢？明清笔记中常见一句俗谚：“窗下莫论命，场中莫论文”，就是说文章能否取中，主要取决于冥冥之中，而和文章好坏没有必然的联系。明清文学史上，确实有不少文章写得很好，考运却很差的著名文人，如明代归有光，清代姜宸英、沈德潜，等等。但还有不少人“不信邪”，认为“命在文中，不在文外”（薛鼎铭《墨谱》卷一）。为此，他们精研历科考官所作的示范文章即“程文”，与历科得中士子的考场文字即“墨卷”，力图从中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适性的方法。这一类研究“程墨”的人，被称为“墨派”“揣摩家”。揣摩家中，固然有不学无术、迂腐不堪之徒，但也不乏两榜出身、见识通透的人物。他们对科场文字的分析解说，为我们理解明清时期普通读书人的文章观念，提供了更贴近历史实际的视角。近年来，学界整理出版了一批明清人谈论八股文的文献，其中不少即属于“揣摩家言”。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揣摩家”们对于“中彀”文章之风格特点的看法，大体说来，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说理清楚。八股文“代圣贤立言”，好的八股文，必须对题目中蕴含的圣贤义理有清晰的阐述，这一点，是明清朝野的共识。朝廷方面，明代王英《正统七年会试录序》谈到科举考试去取甚严，“惟平易畅达，不失于理者取焉”。清代雍正、乾隆两位皇帝曾多次颁布谕令，强调科场文字要“雅正清真”。乾隆初年《钦定四书文》的编选者方苞在《进四书文选表》中解释“清真”说：“文之清真者，惟其理之‘是’而已。”在“揣摩家”那里，说理清晰、透彻同样是“中彀”之文的基本要求。顺治十六年（1659）会元朱岵思著有《会元薪传》，认为“论题论文，论天论人，题理不得，文虽工，无益也”。也即八股文要以阐发“题理”为写作的第一要务，不能以文胜质、喧宾夺主。又说：“文之贵清也，以介立骨，以妍赴时。不染一尘，介之至也。若吐清沘，妍之符也。”乾隆间薛鼎铭对《会元薪传》进行注解，认为：“文之清者，多是廊庙之器。意理不杂之谓清。雅淡者清，绚者亦清。简净者清，畅茂者亦清。人但见墨卷之浓，而不知其自首至尾，只‘清’字不易及。”（《墨谱》卷一）“不染一尘”“意理不杂”，就是说文章所论与题目恰相符合，没有遗漏，也没有超出题目范围，所谓“不漏不溢”；又能层次分明，逻辑清楚，所谓“不蔓不枝”。能做到此，便称得上“与题无负”“得题之窾”。

二是文辞既要典雅，又要浅显。科场文章谈论的是圣贤修齐治平之理，阅卷者是朝廷官员，有“敷奏以言”的郑重意义，因此辞句需典雅。明末清初人唐彪《读书作文谱》引程楷语：“修辞无他巧，唯要知换字之法。琐碎字宜以冠冕字换之，庸俗字宜以文雅字换之，务令自然，毋使杜撰。”“冠冕”“文雅”字眼，主要来源于儒家经典与古文名篇，诸子外道之辞则在摒弃之列。如薛鼎铭认为八股语辞，“除《六经》外，秦汉八家语之精粹者可用。稍涉粗豪，不可阑入，况老、庄诸子乎”（《墨谱》卷一）。“典雅”的同时，又要浅近不深奥。这主要是从阅卷者的角度考虑。阅卷者的水平不一，过于生僻古奥的文句，极有可能被一些腹中空空的考官认为“不通”，所以莫不如在写作时有意避开过僻之典、之辞。这一点，尤为谈“墨裁”者所强调，如薛鼎铭认为：“房官亦间有生疏者，故如《书》之《盘》《诰》，《礼》之《内则》，及三《传》中非时文常用者，究宜慎之。”（《墨谱》卷一）清嘉庆、道光间（1796—1850）人仲振履认为：“用典太僻，自以为新奇，而场中往往误事。”（《秀才秘钥》）清光绪间（1875—1908）人孙万春也说：“经文固宜典雅，十分僻典亦宜禁用。”（《缙山书院文话》卷三）又，时文家论考场文字，多强调“醒”“豁”，如清康熙间王汝骧论文有“醒”字诀，要求文章“醒豁不晦闷”（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二），朱岵思说科场文字“豁最要紧”（《会元薪传》），薛鼎铭亦说“墨卷切忌肤浮，又忌深晦，切实而能爽朗，无不售者”（《墨谱》卷一）。醒豁爽朗，方能打动阅卷者心目。而辞句的浅近明显，正是达到“醒豁”文风的必要手段。

三是文势要流畅贯通、一气呵成。这亦是一种“阅卷者视角”。明万历十六年顺天乡试状元、万历十九年会试第二、殿试榜眼王衡认为：“相文之法，大类相人，惟以神气为主，非必五官六体，事事称量，乃为无失。相文者但疾读一过，利钝之分，十可得四五，若细细求之，则十无一验矣。”（《学艺初言》）考官阅卷时间有限，不可能对每篇文字进行细读，因此，文章最重要的是“整体印象”，而非字句的推求。对于“中彀”之文的整体气象，王衡有一段精彩的描述：“凡文之蓬蓬勃勃，如釜上气者，利之途也；掩掩抑抑，如窗隙风者，钝之途也。鲜鲜润润，如丛花带雨者，利之途也；孑孑直直，如孤干擎风者，钝之途也。活活泼泼，如游鱼飞鸟者，利之途也；悉悉率率，如虫行蚁息者，钝之途也。如物在口，探之即得者，利之途也；结塞胸中，若呕若吐者，钝之途也。如鼎在世，古色驳荦者，利之途也，如铁在水，黯然沉碧者，钝之途也。宫商杂奏，嘈然满耳者，利之途也；独坐弹琴，如怨如慕者，钝之途也。”（《学艺初言》）这段话中，与“利”之文相似的物象，均有飞动、爽朗、热切之征；与“钝”之文类似的物象，则是晦涩、凝滞、孤高冷淡的。这番“利钝论”，也是王衡同时代人的普遍看法，如万历十六年陕西解元、万历十七年进士武之望认为：“场中文字，要一气呵成，观一篇，只如一股，观七篇，只如一篇，不打咯噔，不挂牙齿，然后易于入彀。”（《举业卮言》卷一）隆庆二年进士张位认为：“主司看文，如走马看花，须七篇一气呵成，有行云流水之妙，更无一毫滞碍，此青钱也，万选万中矣。”（《看书作文法十六则》）“一气呵成”“行云流水”，也就是王衡所说的“蓬蓬勃勃”“活活泼泼”。这些观点，被后世揣摩家们认可并发扬光大，如薛鼎铭说：“上乘文字，以神理为主。今日场中，理不必太精，神亦未必尽能领取，只争一个‘气’字耳。气盛自足以夺人。若节节为之，推敲字句间，而气更销沮，未论文之工拙，已先输却别人矣。”（《墨谱》卷二）孙万春也说：“尝见遇合之文，乍观之令人吃惊，及至将其文读熟，又似无甚好处者，此无他，一股热气鼓荡于字里行间，故看去甚好也……若工夫不密者，场中作了一句，再想一句，无振笔疾书之乐，安得有气乎？”（《缙山书院文话》卷三）古文家讲究“气盛言宜”，其“养气”功夫，主要从道德、学问修养入手。而薛、孙二人所说的“气盛”，似乎更为强调文字外在的流动性。依照他们的观点，有两种人的文字无法做到“气盛”，一种是长年不作文、手笔生疏的人，“作了一句，再想一句”，水平太差，自然无法入选。另一种则是宿儒名家，下笔慎重，处处推敲，文气亦会凝滞不畅。因此，科场文字要想得中，必须放开胆量，潇洒落笔，把握好“锤炼”的分寸。

清光绪十二年（1886）时的顺天贡院全景

四是声调响亮。周作人曾说，八股文是一种具有“音乐分子”的文体（《看云集·论八股文》）。好的八股，读来平仄协调，音韵和谐，能在科场中脱颖而出的八股，则在平仄协调的基础上，声调响亮、高昂。这一点，也是揣摩家们的共识。如薛鼎铭说场中作文，“理不必异人，只赌得一声高耳”（《墨谱》卷二）。仲振履也说：“文无论有无酝酿，只要声调高。高则中矣。”（《秀才秘钥》）。作文只讲“腔调”，当然会有华而不实甚至不知所云的弊病，但揣摩家的“炼调”之法，却多有与汉语语音规律相符之处。如他们注意到，文章声调，主要由句首句尾之连接词、语气词决定，《制义丛话》卷二四载当日作墨卷者有“偷调”之法，“有偷明文之调者，有偷时墨之调者，有好手能偷古文之调者，则鲜不倾动一时”。所谓“偷调”，就是从优秀范文的虚字入手，通过对他文句式、虚字的借用而实现对他文声调乃至整体风格的化用、模仿。又如他们看重仄声字在整篇文章声调中的作用，《制义丛话》卷二四、《缙山书院文话》卷二均记载晚清科场曾流行一种“且夫”调：“每于提比（作者注：即八股文开头“起讲”后的两小比）之后，或末比之前，突用‘且夫’以振其势。”“且夫”在文章结构上有“提顿”之用，且声调仄起，有突出之概，因此能使文势随之振起。《缙山书院文话》卷四还记载了一个抬高文章声调的诀窍，是在一段语气结束后，用“五百年”“八百国”“十六字”等“突接”。“五”“八”“十”皆为急促高昂的仄声，可以使文章整体音调上扬，达到“越唱越高”的效果。

五是遵循“中庸”之道。科场之文，最重要的是“中庸”。在自我才情的抒发上，要行“中”道，如明人陈懿典说八股文“非若诗古文可以逞才也，而为之又不可以无才；非若诗古文之可以炫学也，而为之又不可以无学；非若诗古文之可以才与学惟吾意之所适也，而为之又不可以拘拘谫谫，不惟吾意之所适”（《论文二章》）。即要在“逞才”“炫学”与“合规”的两端求得平衡；在遣词造句上，也要行“中”道，如袁黄列举了一系列八股文写作中需要小心平衡的风格与作法：“文欲极新，又欲极稳；欲极奇，又欲极平；欲说理，又不欲著色相；欲切题，又不欲粘皮带骨。”“不锻炼则不精，过于锻炼则伤气；不敷衍则不畅，过于敷衍则伤骨。”（《心鹄》）至于如何做到这种平衡，则只能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此外，在八股写作中争议最大的“学古”与“趋时”的问题上，揣摩家们的意见虽有不同，但大多在“古”与“今”之间采取了一种融通的态度，并不一味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中”道。如清人司徒德进认为，文章“理法本诸先正，风气参乎时尚”，方可“百发百中”（《举业度针》）。孙万春教人要从古文、先辈名家文中学其“风骨”，从“时墨”中学其“采泽”，如此表里均到，“纵不成名，亦必寿世”（《缙山书院文话》卷二）。薛鼎铭则认为，时文既要学古文之“劲气”，又要注意因学古而“笔力太高”的情况（《墨谱》卷一）。清代流行的殷价人《劝学诗》中，有“不浅不深期恰好”之句，八股作法千变万化，要想“中彀”，关键是要“恰好”，即能得“中”道。处处“恰好”的文字，或许个性不足，甚至可以说平庸，但这种面面俱到、无懈可击的平庸，正是思想、技巧规范化的体现，因此是科场文字的最佳选择。

作者：师雅惠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2年第1期

来源：文史知识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