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经历的叙事（选摘）

与年长的德国人谈论他们的过去会引出令人称奇的故事，其中的所谓事实经常比小说更离奇。比如，1945年3月16日夜，在一次英军对中世纪古城维尔茨堡（Würzburg）的轰炸中，托尼·舍费尔（Toni Schöffel）与她的三个年幼的孩子在防空洞里挤作一团。当通风井被击中时，“他们陷入恐慌，因为烟飘进了房间”。挖开被堵住的入口后，他们面对的是火的地狱，自家房子的正面已经被烧塌。“大火形成的气流如此猛烈，托尼不得不抓住孩子们，以防他们被卷走。”最小的女孩坐在手推车上，这些满身污泥的幸存者不得不步行25公里，直到一位友好的农民最终接纳了他们。但他们的父亲保罗仍然没有音信，他正在前线服役：“他被击中了吗？已经阵亡了吗？”在战后恢复的表象之下，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这种生活被破坏或丧失亲人的故事，显示了独裁和战争的毁灭性影响。

倾听这样的故事能大大拓宽我们对20世纪的了解，因为它把普通人放回到关于重大事件广为人知的叙事中。这种角度的倒置不再专注于高层政治的进程，而是突出了人的维度，显示了一种长期苦难和意外幸福的奇特混合。贝蒂娜·费尔回忆说：“只有通过重述个人命运，才能真正理解人们遭遇的千百种不幸。”一方面，许多人同不受他们控制的力量苦苦搏斗，变成纳粹等独裁者要求的共谋。另一方面，尽管面对自由主义西方和社会主义东方之间的冷战对峙，从这些灾难中走出的幸存者还是重建了自己的生活。因此，对普通人生活的持续关注将灾难和重建的宏大故事分解成了无数关于生存和恢复的个体故事，显示了政治冲突无法抵御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打破了和平的存在，也提供了新的机会。

在这些个人叙述中，纳粹独裁、二战和大屠杀是中心旋涡，无可挽回地改变了数以百万计的人的生活轨迹。虽然一战和恶性通胀造成的痛苦看上去已经够糟了，但魏玛共和国还是提供了进步将会重启的希望之光。然而，大萧条的灾难后果引发了大众的不满，新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趁机上位，通过提供一种扭曲的民族情感恢复了德国人的骄傲。尽管这些故事印证了希特勒最初受到的欢迎，但它们也表明了通过战场交火、平民轰炸和种族清洗，罪恶的毁灭战争如何最终反过来不断伤害德国人民自己。战争最后岁月里的戏剧性转变把曾经的作恶者变成了受害者，在人们的头脑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因为这导致那么多人丧生，就连那些足够幸运地存活下来的人身上也留下了疤痕。

这些生命故事还暗示，更加和平的20 世纪下半叶为个体带去了一些宽慰，让他们可以重建破碎的生活，继续进行自己的私人事务。许多战后的决定有意无意地避免重复过去灾难的可能。冷战期间，想要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正常状态，个人和集体需要专注当下，付出巨大的努力。西德所追求的物质财富和东德追求的社会平等在几十年间吸引了大量关注。许多人成功地忘记了自己的噩梦，他们重建了个人关系，沉浸在职业成功中，通过买车、建房和国外旅行收获着繁荣的战利品。但对一些人来说，随着他们的退休，战败、逃亡、驱逐和战后饥荒的可怕记忆卷土重来，迫使他们接受迟来的清算。正是这个痛苦的自省过程最终把许多德国人变成了和平的民主派。

想要理解这些截然不同的叙事，需要一部内涵大于单独个体，但又小于整个社会的集体传记。限制范围的一种方法是专注于特定的年龄群体，诸如20 世纪20 年代出生的孩子，历史事件对他们生活各阶段的影响尤为明显。他们的父母目睹了一战，他们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度过了童年，纳粹的独裁统治令他们深受影响，因为他们的少年时期恰逢第三帝国之初，迫使他们对希特勒的统治表明立场。当他们即将成年时，二战期间服兵役或担任文职的危险，以及迫害和大规模谋杀都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从战败和毁灭中幸存下来让他们可以开始新的生活，在联邦德国或民主德国跨入成年，最终惊讶地目睹共产主义统治的结束。我不想假称那代人拥有某种不存在的统一性，让他们与众不同的是私人事务与公共事件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出生于1918 年一战末和1933 年纳粹掌权之间的年龄群体包含了大量在20 世纪留下自己印记的著名人物。在政界，有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1918 年生）和他的继任者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1930 年生），以及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1920 年生）、外交部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1927 年生）、民主德国的间谍头子马库斯·沃尔夫（Markus Wolf，1923 年生）、总理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1928 年生）、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1923 年生）。在文化界，有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1917 年生）、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 年生）、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1927 年生）和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1929 年生）这样的作家。在社会思想家中，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1927 年生）和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 年生）最为重要。其他名人包括足球运动员弗里茨·瓦尔特（Fritz Walter，1920 年生）、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1921 年生）、影星希尔德加德·克内夫（Hildegard Knef，1925 年生）、指挥库尔特·马苏尔（Kurt Masur，1927 年）。虽然这些人的生活大多已经广为人知，但他们和许多德国人有着共同的成长经历，就像后文将会详细描绘的。

本书中所选的70 多个故事包括了对民族社会主义形形色色的反应，从热情的支持到勇敢的反对。最难找到的是那些支持希特勒的狂热纳粹分子的故事，因为他们不愿提及自己是共犯。有十多名民族主义合作者更愿意倾吐，1942 年前，他们一直在庆祝自己的军事胜利。大部分回忆录来自不关心政治的人，让他们感到骄傲的仅仅是通过巧妙的智谋在第三帝国幸存下来。数量不那么多，大约占总数十分之一的是纳粹统治的批评者，他们描述了自己拒绝顺从的小举动，证明自己没有失去尊严。只有少数故事来自积极抵制第三帝国甜言蜜语的一小群人。由于犹太人或其他纳粹受害者的声音大部分被大规模谋杀所掩盖，只有十多个集中营幸存者或因为及时移民而逃过一劫的人的故事被收录。因此，这些书面证据反映了一种有些不完整的回应，它们刻画了大部分人的经历。

对于20 世纪下半叶，我们必须选择另一类对政治的反应，因为纳粹的败亡颠覆了效忠关系，让人生机会被重新洗牌。一个关键的差异在于追随冷战中冲突双方的某一边—有的加入联邦德国的资本主义重建，有的加入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实验。在来自西德的大部分故事中，文本显示经济成功促使人们至少在名义上接受了民主；而20 多个东德的自传故事则表明，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反法西斯政策最初吸引了很多支持，但新的马克思主义专制的建立造成了一批新的受害者，并迫使批评者逃亡。因此，东德人最终结束了共产党统治，加入西德的体制，重新统一了他们的国家。这些关于物质繁荣和意识形态失望的迥异故事为叙事加入了一条不同的战后轨迹。

为了避免大部分书面叙述偏向精英的倾向，恢复普通人的声音，本研究试图呈现德国人口中更多的部分。书中包括了源于不同社会阶层的自传，大约一半来自中上阶层，三分之一来自小资产阶级，十分之一来自劳动阶层。我选择了来自不同地区的文本，以便反映德国社会广大的地理范围：20 多人来自西德，18 人来自东德，10 多人来自柏林。本书还包含了不同的宗教观点，因为信仰仍然在中欧保有强大的力量：大部分人是新教徒，作为少数派的天主教徒数量也很可观，其余是犹太人。我将尽可能选择涵盖整个生命周期的故事，以便将对早前事件的叙事同后来对其意义的反思结合起来。与更加有限的研究不同，本书中的六七十名个体组成的多层次样本代表了更加广泛的个人和集体经历。

这些叙事显示，绝大部分德国人在20 世纪经历了生活的破碎，他们的生活被破坏到无法修复的程度。虽然第一个十年唤起了持续进步的希望，但一战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事件，在许多社会层面上造成了生活的断裂。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冲突撕裂了许多家庭，迫使他们做出意识形态上的选择。经济的不稳定造成了普遍的不安全感，使太多人相信了种族主义独裁者的承诺。两次大战期间的大规模杀戮和死亡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留下了悲痛和绝望。无数个体从东德逃离或被驱逐，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家园，被迫在其他地方重新开始。只有将其视作不顾一切地想要避免同样的灾难再次发生的努力，我们才能理解20 世纪下半叶的许多反应。因此，战后对成功的强调似乎就像是在念咒语，想要以此消弭危险。

事实上，这些故事是为了弥合破碎的记忆而付出的叙事努力，一边是将自己标榜为受害者来脱罪，一边是自我批判式地承认对罪行负责，在两者间摇摆不定。自传很少描绘作者自己的过错，而是充斥着长久以来一直被历史学界所无视的关于德国人苦难的惊人故事。关于前线的恐怖、蜷缩在防空洞里、大规模强奸、逃亡和被驱逐的报道足够可信，但它们常常不会提到的是，这些正是之前德国人的侵略造成的。顽固的民族主义者仍然会提出相对化的解释，“我们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或者“我们都被纳粹误导了”，“遭到了元首的背叛”。更加内省的作者会试图检验自己的良知，承认至少部分参与了战争和压迫。几位有自我批判精神的作者甚至会直面自己的罪行，并随之表现出赎罪的欲望。正是这种努力克服同谋身份并表现出悔罪的努力让德国人的记忆文化成了普遍意义上尝试改过自新的典范案例。

在这些自传中，经历与记忆以独特的方式融为一体，变得难以分开。从日常生活的琐事到特别令人兴奋的时刻，自传的内容描绘了一系列以真实事件为核心的个人遭遇。但由于这些经历是在几十年后回忆起来的，除非通过与其他叙述、文件和学术分析的比较获得核实，否则它们的真实性存在疑问。由于是基于记忆而写，很少得到真实记录的支持，这些回忆录是选择性、有偏颇和为了脱罪的，所提供的画面并不完整。不过，它们也是引人入胜的材料，显示了早年的经历如何被记忆，这种记忆常常遵循由社会重述、文化反思和政治讨论所构建的集体脚本。由于此类个人故事表达了对经历的记忆，需要对它们的叙事形式进行解构，以便获得多个层次的意义。正是德国人遭受的可怕痛苦让他们奋力想要把记忆和遗忘分开。

由于这些回忆的描绘者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它们比许多学术分析更直接地反映了20 世纪的人类话剧。它们并非仅仅讲述重要事件，而是呈现了与更大范围的变化相互作用的大量个人经历。相比其他国家，德国的发展遇到了更多令人吃惊的断裂、领土变化和政权更迭的阻遏，使民族国家的概念本身也受到动摇。普通人奋力追求正常生活，想要以无关宏大政治的方式按部就班地从童年走向成年。但超越个人的力量不断打扰和平的生活，带来死亡和毁灭的威胁。难民雅各比娜·维托拉意味深长地表示：“时间像狂野而汹涌的海浪一样扫过我们，摧毁了一切。”面对这样的危险，想要求生的人们有的与独裁政权合作，有的无视他们的命令，有的甚至反对他们。这些人的故事为审视大众生活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窗口，最终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

节选自《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20世纪》著者：[美] 康拉德·H. 雅劳施；书号：978-7-5598-4523-8；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来源：理想国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