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对于那些被18世纪末的动荡事件所吞没的人来说，传播史似乎已经到了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报纸的时代已经到来。法国革命记者皮埃尔–路易·勒德雷尔在一篇题为《论思想在社会中的人之间传播的不同方式》的文章中，以令人赞赏的透彻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报纸应：
只包含最新和最紧迫的新闻，它们比起顾客必须去书店里寻找的书籍或其他形式的印刷品拥有更多的读者，因为，多亏了小贩和邮递员，报纸能找到它们的读者。日报的社会影响比其他媒体更大，因为它们被所有阶层阅读，因为它们每天都在同一时间……到达位于所有公共场所的读者手中，还因为它们几乎是日常交谈的必需品。
自从新闻在16世纪初首次成为一种商品，此后的三个世纪里，新闻工作者经受了许多磨难。而现在，他们看到了获得影响力和尊严的途径。至少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不再是被轻视、受利用的商人，反而成了“民众领袖”。卡米耶·德穆兰在《法兰西和布拉班特革命报》中写道：
在此，我是一名记者，这是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它不再是一份可怜的、受政府奴役的、唯利是图的职业。今天，在法国，是记者拿着便笺和审查官的名簿在审查参议院、执政官和独裁者。
这一对记者职业的无限可能性的期待是显而易见的，它很好地抓住了一种贯穿整个19世纪的中心思想。这将是一个“报纸必胜主义”的伟大时代。到了1835年，一位美国评论员（自然也是一名记者）问道：“什么阻止了一份日报成为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书籍有它的时代，剧院有它的时代，宗教有它的时代……报纸可以在人类思想的所有这些伟大时刻起到带头作用。”
这是令人兴奋的事情。法国大革命见证了渴求信息的报刊在混乱中的突然崛起，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它会对同时代人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在法国，旧政权控制的报刊和革命年代的自由之间的对比尤其鲜明。但即使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对报刊的说法也有些言过其实。难道报刊真的比街头的骚乱、国民议会的辩论，或者雅各宾俱乐部中决定丹东命运的激烈讨论更重要吗？罗伯斯庇尔控制了公共安全委员会——一个不超十几人的机构，这为恐怖统治奠定了基础。
在这种对期刊出版物的盛赞中，我们看到了在15世纪中叶伴随着印刷术诞生而出现的、此后也时有重现的礼赞的强烈回响。印刷业因其在社会中的变革作用而受到学者和印刷商的广泛赞扬，他们自己也大量参与了这一新行业。回首过去，我们可以从那些对进步表达惊讶的赞颂中看到大量的虚假预言和合理化的利己主义。它提醒我们，在那个繁忙时代的所有技术创新中，印刷术在自我宣传的能力上是独一无二的。大炮、帆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都对欧洲在非欧洲世界的统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没有什么能以同样的方式歌颂自己的成就。
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自新闻史首次被撰写以来，报纸的发展一直占据着中心舞台。第一批系统的新闻史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写就的：报纸不仅是新闻传播的主要形式，而且似乎有可能继续保持这一地位。新闻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至少在电视出现之前——是报纸的历史。报纸发明前的时期被降格为史前状态。
现在，当我们重新进入一个多媒体环境，其中报纸的未来看起来完全不清晰时，我们可以采取一个相当不同的视角。正如本书的第一章所展示的，在报纸出现之前，或者说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新闻的传播还有很大的空间。报纸刚出现时，其发展是停滞且不确定的。从17世纪初第一次（在当时广受赞誉）的期刊出版物的试验，到18世纪末的决定性突破，整整用了两百年。即便欧洲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在迅速扩张（这有利于一个日益成熟的新闻市场的发展）时，期刊出版物的覆盖范围也显然不完整。西班牙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的发展，意大利也是如此，直到16世纪末，意大利一直是世界新闻市场的中心。罗马在18世纪以前没有报纸，在这里，手抄新闻信札仍然是这个城市充满活力的新闻市场的核心。在西班牙，即使是传统的社会领袖，为了追求他们的权力斗争，也会花钱出版大报，在街上分发。直到19世纪中期，报纸才在西欧各地确立了相对完整的覆盖范围。
为什么报纸没有发展得更快呢？一个明显的原因是期刊出版物试图在一个复杂的传播环境中取得成功，新闻已经在其中通过口头、信函、非连载印刷物、公告、小册子等多种方式以相对有效的方式传播着。对许多消费者来说，报纸似乎并没有在这些成熟的新闻渠道上取得多大进展，事实上，在某些方面，报纸代表着一种倒退。要透彻理解这一点，我们只需要看看传统观念中期刊新闻的决定性特征：周期性和规律性、当代性、多样性（呈现许多不同的新闻）和可负担的价格。从当时的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学者们所描述的重要进展都有缺点。
首先是周期性。我们已经看到，创办报纸的想法最初看起来很有吸引力：把一周内欧洲多地的新闻收集起来，以符合经济效益的方式提供给订阅者。它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看到一个复杂的政治世界和仅对少数人开放的上流社会。刚开始，进入宫廷生活和国际外交这一复杂而奇异的世界是相当令人高兴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得相当乏味。外交演习、宫廷进出情况和军事行动不断被重复列举，变得越来越单调：尤其因为这些事件的意义，即使不是一目了然，也从未得到解释。报纸表面上的优点，即其规律性，变成了一种负担。
这不仅仅是一种阅读新闻的新方式。对许多人来说，它重新定义了新闻的概念。大多数关注新闻的人都会不定期地这么做。当新闻激起他们的兴趣时，他们可能会购买一本小册子，尤其在他们出于某种原因受到触动时。而现在，报纸给他们提供了一种未经整理、缺少解释的大杂烩，似乎与他们毫不相干。其中很多内容一定令人费解。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看一看在第一个印刷时代那些担负着报道当代事件的主要责任的小册子，这种转变的程度就显得更加明显。阅读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生动地感受到我们的祖先对非凡事物的迷恋。新闻小册子上充斥着不幸、气象灾害、天象、怪兽、战捷、被发现的触目惊心的罪行和惩罚。相比之下，报纸上报道的很多内容都是没有下文的例行公事：船只抵达港口，显贵抵达宫廷，股价涨跌，将领任免。这对于那些在权力和商业圈里的人来说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但对于偶尔读新闻的人来说，没有什么能与在萨塞克斯看到龙一事相提并论。
小册子和新闻大报让有眼光的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浏览新闻。它们还准确地反映了一个对期刊出版物不利的伟大真理：实际上新闻在某些时刻比其他时候更紧迫。两个世纪以来，定期发布的日报和新闻简报已经培养了我们对这一点的认识。然而，当我们打开一份新闻简报，看到的第一项内容便是议员委员会报告说，政府的某些工作可以做得更好，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我们的祖先是有道理的。
报纸带来的其他重大“进步”也是如此。报纸的当代性要求其对欧洲九个或十个国家首都的最新报道进行说明，这代表着对传统新闻叙事结构的摒弃。一本小册子通常会从头到尾描述一件事。它以了解事件的结果为前提——谁赢得了一场战斗，或有多少人在地震中丧生。它可以提供直接原因、解释和借鉴。相比之下，报纸提供的内容就像是拼图中的随机碎片，而且是不完整的拼图。即使对于定期订阅者，也不能保证所述事件的结果会在后来几期得到呈现。编辑们不可能知道从科隆或维也纳报道的信息中，哪一条是重要的。他们没有办法独立于手抄新闻信札和外国报纸来撰写稿件：他们无法联系在那些地方的通讯员，因为他们还没有通讯员。
这些来自欧洲新闻中心的简报大杂烩对报纸读者寻找最重要的新闻几乎没有提供什么帮助。报纸还没有发展出复杂的设计或编辑能力，以指出最重要的新闻，或引导读者理解。由于逐字逐句的报道和快讯向来被认为更真实，报纸倾向于避免对事实进行修饰，即便一定的修饰实际上会帮助读者理解新闻。而这种形式的编辑指导更有可能在小册子中出现。至于可购性，期刊实际上比看起来更昂贵。虽然每份报纸可能只需要几便士，但定期订阅是一笔更大的投资。它还要求出版商开发一个相当大的基础设施，以便将报纸分发给读者。
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解释，尽管人们无疑对报纸这一概念非常感兴趣，但为何如此多的新闻期刊都失败了，或者只是靠官方补贴才能成功。连载出版物在政治激情最盛之时繁荣发展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当时小册子的产量也大幅增加）。
所有这些都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报纸对新读者的考验如此大，为什么它们最终还是成为新闻基础设施中一个成熟（且最终占据主导地位）的部分呢？鉴于这些报纸的内容是如此难以消化，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报纸的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所代表的事物，而非它们所包含的内容。大众读者们第一次获得了以前只有权力圈内的人才能接触到的新闻类型和形式。如果说他们的报纸是一种偷窥秀，那也是一种最讨人喜欢的偷窥秀。即使萨默塞特的乡绅或蒙彼利埃的医生对俄国的王朝危机没有特别的兴趣，仅仅是获得这种情报就能彰显其地位。对于那些拥有一定可支配收入的人来说，报纸是一种非必要的消费，但在这个时代，处于这一位置的人迅速增多，这也促进了报纸的消费。消费社会既受流行的驱动，也受效用的驱动。在18世纪，报纸成为上流社会的重要配备。
在这一时期即将结束时，报纸也因为抛弃了其第一个世纪的许多“贞洁美德”而获得了吸引力。在这里起到关键作用的绝对是向国内新闻报道的逐渐扩展。这一现象发生在欧洲不同的地区和完全不同的时期。竞争激烈、充满活力的伦敦新闻市场异乎寻常地早熟，十分大胆地投身于18世纪早期充满争议的党派政治当中。在其他地方，国内新闻报道的发展基本上出现在18世纪最后几年，有些地方甚至更晚。
这无疑使越来越多的公众对报纸产生兴趣，他们被鼓励相信自己也可以在政治讨论中发挥知情和积极的作用。随着18世纪晚期重大危机的到来，鼓吹式新闻也最终消除了新闻与舆论、报纸与其他关于时事的写作形式之间的区别，如小册子和新兴的受人尊敬的政治期刊。这种转变并不是普遍的，政治中立的传统在许多地方仍然存在，在这些地方，只有一份报纸服务于当地市场，它并不希望疏远任何一部分读者。然而，这种影响是深远和持久的。
这种转变是有代价的。一旦报纸要在形成舆论方面发挥直接作用，政治家们就会希望控制它们，而首先希望获得一种令人满意的生活的记者，并不总是拒绝被控制。英国到1792年，政府已买下了一半的报纸。从创办之日起，《日记或伍德福尔纪事报》就获得了财政部提供的每年四百英镑的补贴。1790年，更老牌的《先驱晨报》的编辑在牢狱之灾和将其所有权以每年六百英镑的价格租给政府之间选择了后者。六百英镑很可观，在1795年，这笔钱足以维持《泰晤士报》的运作。其他报纸的政治影响力不足以获得财政部补贴，于是它们转向敲诈，从公众人物那里收取现金，为其压制有损名誉的流言蜚语。伦敦新闻界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并不独特。在革命时期被广泛赞誉为自由堡垒的美国新闻界很快就变得声名狼藉。经常受到媒体的谩骂和嘲弄的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不满地断言：“过去十年，报刊传播的错误比之前一百年里的还多。”
他曾经的朋友和最终的敌人托马斯·杰斐逊当然不同意这种看法。杰斐逊关于这个问题的著名宣言与其说是一项行动建议，不如说是一句漂亮话：“如果让我来决定，我们应该有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一个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但它的精神极大地激励了开国元勋们的工作，并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树立了丰碑，保证了新闻自由。
毫无疑问，在这一时期，新闻媒体和新闻市场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前的四个世纪最后对准备进入这个新世界贡献了什么？即使在18世纪末期急剧加速变化之前，1750年的新闻世界也与1400年或1500年的新闻世界明显不同。欧洲社会的三个关键发展支撑了这一变化。首先是当时的思想运动使人在解释事件时，从强调神的作用转变为强调人的作用。这种转变绝非彻底。西方社会仍然以信徒为主，他们继续在事件中寻求上帝的旨意。1776年，美国大陆军的一名士兵对英军在纽约取得的胜利回应道：“这是神安排的，我又能说什么呢。”但这一现象有了明显的转变，16世纪的小册子文学中几乎每一件事都可以被描绘成上帝的旨意的寓言，而18世纪报纸的例行报道则更加冷静。
其次，与此不无关联的是，新闻的报道和接收越来越强调及时性。在此之前，当人们从新闻中寻找永恒真理的钥匙时，对及时性的关注远没有那么迫切。关于洪水、谋杀或恶魔附身的报道，无论发生在上周还是一段时间前，无论在当地还是在某个遥远的地区，都可能同样尖锐。在这方面，它的道德力量是永恒的。但是，当新闻不再被视为上帝旨意的钥匙，而更多是行动的催化剂时，及时性就变得至关重要。在为报纸提供了大量稿件的18世纪帝国冲突中，这种紧迫感变得更加明显，这也有助于推动基础设施的逐步改善，从而使新闻传播日益密集。在我们研究的这一时期，邮政网络取得了一系列巨大的飞跃：首先是完成了横跨欧洲大陆的邮政，然后增加了新的分支线。北欧贸易帝国的崛起反过来刺激了一种协同努力，
以修复英法邮政网络的长期缺陷，并最终将这些改进扩展到大西洋彼岸。
各国政府一直清楚信息就是力量。马萨诸塞州议会在革命冲突爆发后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该州建立一个新的邮局网络。控制通信网络是起义者在战争中享有绝对优势的一个方面，在一场长期防御战中，它可能发挥决定性作用。
最后，我们不应低估巨大的新闻流通量的重要性。它在欧洲经历了一系列激增，从宗教改革带来的第一次小册子热潮，到后来的巴黎联盟、英国内战和投石党运动，再到三十年战争对新闻出版业的洗礼、英国政党政治的诞生、美国和法国的革命。这不仅使欧洲社会增加进入新市场的机会，同时也让其见识到报纸流通量和重复印刷的力量。本杰明·富兰克林是观察当代新闻报道力量最具洞察力和分析力的人之一（他的第一份职业是印刷工人），他公开反思了一次精心策划的新闻活动的威力：
通过将同样的真理每天刊登在随处可见的报纸上，并以不同的角度反复强调，这种便利为真理得到承认提供了巨大的机会……趁热打铁是正确的，而通过不断地打铁来加热它也是非常可行的。
这三种发展为19世纪新闻市场引人注目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那时，也只有在那时，日报才成为新闻传播的主要工具。在北美，报纸的数量在1790年至1800年间从九十九种增加到二百三十种。这不仅象征着大众读者的出现，也表现了开国元勋们有意培养知情的市民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联邦政府提供了强大的财政支持，给予报纸进入邮政网络的高度特权，以确保报纸被经济而及时地分发。在欧洲大陆，报刊的发展更不平衡，但到了新世纪中叶，日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周报或双周刊，成为主要的报纸形式。
19世纪的这些发展得益于另外两项关键性的技术革新：蒸汽驱动印刷机和取代碎布纸的木浆纸的发明。蒸汽动力推动了日刊的印刷量的增长，它超过了手工印刷时代三千份的最高效率记录，还翻了许多倍。木浆纸使开发一种丰富的新资源成为可能。这些技术的发展还促进了至少是城市人口的识字的普及，后者是最重要的新闻消费群体。这反过来又鼓励了先前没有选举权的人增强自身的政治参与，他们成为报纸需求增长的一大推动力。这同时也鼓励了报纸在主题和内容方面的深刻多样化，因为报纸开始在整个文娱活动的范围内满足人们对信息和消遣的需求。这样一来，报纸的篇幅和质量都与以前大不相同。
这是报纸的伟大时代，它将持续一个半世纪。在这一时期，欧洲各国内部的权力竞争推动了为民主而进行的长期斗争，敌对势力之间的竞争埋下了20世纪灾难性战争的种子。在这些冲突中，报纸也会发挥自己的作用，但不再是垄断供应商。随着欧洲人运用聪明才智设计出越来越多的更具破坏性的武器和意识形态，科学的进步也为新闻印刷品创造了新的竞争对手：先是广播，然后是电视。随着这些新媒体融入社会，它们迅速展示了自己传播新闻的潜力。它们也必须由那些将信息控制视为权力关键属性的人来塑造和操纵。但是，直到数字媒体的到来，印刷新闻在这个不断发展的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才受到严重质疑。
印刷品在定期提供及时新闻摘要方面的主导作用已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在这样的背景下，报纸的时代似乎比较短暂，而不是像新闻史最初被撰写时那样被认为是事物的自然秩序。报纸更不像其崇拜者曾经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赋权和解放的工具，代表了文明进程的自然顶点。
如今生活在21世纪初这个动荡易变的多媒体世界的不确定性中，我们也许更容易明白为什么类似的多样化的新闻传播方式似乎完全适用于本书重点关注的四个世纪。15世纪中叶印刷术的出现提供了许多新的机遇，但它必须在一个新闻传播网络已经发展起来的世界里有所成就，即一个权力圈子里的人完全熟悉的拥有标准、惯例和社会运力的网络。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印刷业瓦解并重塑了这一基础设施，将新客户带入了新闻圈，但并未完全取代现有的规范。这个时代的新闻媒体和我们的一样，都呈现出一种多媒体现象。正是这一点赋予了这一时代特殊的魅力。
选自《新闻的发明：世界是如何认识自己的》作者：[英]安德鲁·佩蒂格里 ；译者：董俊祺 童桐
来源：新民说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