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 | 叶锦添:我做的,其实是自己对时间的感受和理解
北京青年报客户端 2022-01-17 12:00

主题:叶锦添的美学世界——《无时序的世界》首发式

时间:2022年1月14日19时

地点:PAGEONE 五道口店

嘉宾:叶锦添  导演、艺术家

陈冠中  作家、学者

史  航  编剧、策划人

主办:新经典·琥珀

新年伊始,导演、艺术家叶锦添新作《无时序的世界》新书首发活动于1月14日晚,在北京PAGEONE书店举行。在活动中,叶锦添分享了三十多年的创作历程、“新东方主义”美学观点,以及关于“创意生发”“生命本质”的独到思考。编剧、策划人史航,作家陈冠中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活动,与叶锦添共同探讨东方美学、艺术创作,引领观众走进“叶锦添的美学世界”。

从最初的摄影,到服装设计、美术指导,再到舞台、艺术展,再到新书《无时序的世界》,实际上是叶锦添多年来人生智慧的总结和升华。“我看到镜子里面另外一个跟我不一样的东西,通过认识它,你知道你是谁。”

很多工作是做拼贴

之后发觉构成了自己的时间观

史航: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每天在网络上大家可能都在讨论的话题——关于艺术、关于美、关于理解、关于懂不懂,甚至关于配不配。这些话题最容易形成鄙视链,我们今天在这儿不是为了延伸一条鄙视链,而是为了斩断一条鄙视链。我们希望作品和作者能够直接面对大家,有什么样的碰撞、有什么样的眷顾都是好事情。总之大家来到线下我们聚在一起,能够形成共同的气场,是我们三个加上诸位共同形成的话语交流气场。

这个交流从哪儿开始呢?还是从叶锦添老师,我们给他留了一段关于他自己艺术的人生独白时间。这个独白要伴随很多让我们惊艳的画面,那些画面都意味深长。

叶锦添:我在学校上课时,想法经常飞到天上去,回来的时候发觉自己已经做了好大的错事,周围的人都看着我。所以有时候我做东西很难想清楚,就做出来。我写东西的时候也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每分每秒记下来。所以我写这些东西是靠自己的感觉。我最近有一个计划是面对很多人去做对谈,包括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人。我想自己这几十年究竟做了什么东西,就开始去整理。

我做的很多东西,可能你们看起来都跟形象有关,其实是我自己对时间的感受和理解。电影、舞台,它都有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环境,故事里面都有时代背景。我曾经花很长时间研究很多时间性的东西,可能每个朝代、每个国家的文化,生活里面所有东西的细节我都要参考到。

比如当时,我们面对三国故事里的船战,做了非常细致的描绘。在拍摄之前我已经知道好多细节,所以当我拍电影的时候,很清楚知道怎么调动所有的道具跟场景,帮助导演把整个世界建立出来。在服装上,真正的古装穿在演员身上可能行不通,所以我有在调,调到它既有古代的感觉,穿起来又好看。但是我也发觉时装里面的秘密,就是剪裁怎样完成的,文化性是怎么出现的,它真正的细节。我做了很多工作都是做拼贴,拼贴之后发觉构成了我自己的时间观。我在讲这些服装的东西,也包括场景,包括镜头,讲故事的方法,都经过非常多的不同的语言系统,去把它吻合,慢慢形成我的风格。

我看到很多文化性里面的元素,里面究竟是什么,为什么生成这样?生成这些东西之后,我开始想这些东西里面有没有故事,每个民族相信什么东西,它的宗教有什么东西,慢慢生成它的整体外形。这些图案里面究竟代表什么,我一道一道地做下去。我做《卧虎藏龙》的时候,希望做到李慕白看到的细节、我呈现的细节是慢慢淡出的世界,所有颜色都在淡出。那时候他看到一个非常鲜活的玉娇龙,产生整个故事的逻辑。

一直跟自己角力

一直在产生新的意义

史航:今天我们这本书叫《无时序的世界》,大家面对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不是懂与不懂的问题,而是你要走近还是不要走近,它会不会吸引你。大多数植物,其实叫不出来名字,你不懂它,但你会觉得这个好看、那个不好看,这个想吃一口、那个想绕开。所以我们今天要聊很多叶老师的作品,就好像是原始森林,我们别指望猜出他怎么想,更多的是他这个想法落到我手里,我怎么想,这可能才是有意思的。

陈冠中:我认识锦添老师比较早,大概八十年代中,1987年,他突然在香港电影圈和美术界冒出来,几年之间参与了很多重要的制作。从《英雄本色》开始,之后好几部都是得奖的片子。到九十年代中,我在台湾,叶老师那时候整天去台湾剧团舞台做舞美,那也是很重要的经验。从电影到舞台,从舞台到服装设计,到当代艺术,到录像、摄影等等,变化万千,我们来不及看,跟都跟不及。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么多能量,怎么可以一直有新东西,而且这么密集。他的脑袋怎么形成的我都不知道。

同时他一边做一边想整理自己的事情,某些能解释的解释,不能解释的用某些隐喻来表达,好像还跟自己在交流。有一种交流是大家寻求共识,寻求重复,有一种交流完全为了生产新的意义。我们谈的不是专家的同构,而是创意者的建构,是为了产生新意义,而不是做重复性的、把它再说一次。我觉得他一直跟自己角力,一直在产生新的意义。

叶锦添:我的经历蛮好玩的,分成一段一段的,通常我做一个东西的时候有一帮朋友,做另外东西的时候就见不到前面一帮朋友。到现在为止可能已经有三十几帮朋友了。有时候在街上碰到以前的朋友,我就开始回想他是在哪里的,都印象很深的,因为每次工作都是很投入,那种同生共死的感觉。

因为香港早期做电影还是很江湖的,你要知道怎么做人,你要知道怎么跟工作人员交流,很多东西你要学的,不然不太容易。它不是那么学术性的东西,不是那种文化艺术的地方。其实跟我后来做舞台也不一样,舞台因为大家都没钱,你能去他们就很高兴,他们通常造诣很高,所以在舞台上我可以静下来去尊重内心,去找内在的一些景象。

在香港早期,像《英雄本色》,那时候是很外放的,那时候美术指导还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做的时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的,等于是没事搞事,因为以前没有美术,道具几乎就是美术。我们去的时候,发现整个过程什么都问不清楚,他们也不用跟你讲,因为他们的江湖地位很高,最后你会发觉好难搞,因为我们还是那种书生型的,也很麻烦的,要求这个、要求那个,他们根本理都不理你。我后来发觉这些东西不是太适合我去弄,我就跟徐克讲还有没有其他东西。

后来有机会去了《胭脂扣》,那时候我知道原来电影还可以这样,不是一定要怎么样的。那里所有人非常文气,而且非常理想,所以我们很集中做整个时代的美术语言的深入、所有品类的开发,那时候花工夫去做这个部分,也有张国荣、梅艳芳。所以电影能还原到时间,我觉得要做电影,又回到做电影的想法。

商业片与文艺片

互相帮衬的美好岁月

史航:《胭脂扣》梅艳芳演的角色叫如花,来源于一个对联——“如梦如露月,若即若离花”。这十个字,叶老师后来好多创作中都有这种若即若离的感受。从英雄片到文艺片,《胭脂扣》已经是民国文艺片,那时候香港电影圈的特点在于,商业跟文艺不是那么打架,它们是互相重生的,所以波德莱尔在《香港电影的秘密》说,文艺片有特别厉害的手法,马上被商业片拿去用;商业到一定程度很有名,文艺片再拿去解构。它们其实是互相帮衬着,这里面是非常美好的岁月。

陈冠中老师几乎同时进入香港电影圈,他更多是从编剧角度,从五六个人署名的编剧到终于可以独立署名的,从跟这个故事中间就要分手到可以一直护送到最后,冠中老师也跟我们讲讲。

陈冠中:我还是讲讲美术方面。香港的美术指导并没有这么长的历史,真的有独立美术指导可能都是八十年代的现象,不见得每部电影都有。

香港有很长的电影工业,以前都是电影厂的导演,他们叫“红裤子”。比如成龙、洪金宝他们都是在电影厂拍很多戏长大的,他们都有固定的道具、服装、发型,都各自占一块的。八十年代开始出现一些导演,可能是受了西方影响,或者新浪潮片的导演,他们要找一个美术指导,制造了这样一个位置。但是美术指导其实要靠着那些道具、发型、服装,都是原来的班子,后来慢慢出现新的,比如做服装的人,《等待黎明》找陈顾方做服装。陈顾方现在是横店重要的服装人,但是以前没有这个位置。

这些都是很文的人,甚至文青,爱好电影的年轻人,八十年代的特点就是新锐导演跟原来所谓“红裤子导演”合流。新艺城是成功的公司,两方面人特别多,徐克就在里面,同时他们有原来电影公司出来的。这是其中一个。他们赚钱的时候,其实也愿意投一点所谓艺术含量比较高的电影,试一下“口碑电影”,所以才会有许鞍华拍电影,关锦鹏也是金牌副导演,后来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也能成为导演。其中一个开花结果非常好的作品就是《胭脂扣》,票房的明星,梅艳芳那时候已经很红,张国荣已经起来了,还有万梓良,其他幕后的人也非常强。从《英雄本色》写实的或者浪漫化的黑社会暴力片,突然转到另外一种东西,所以《胭脂扣》也是很里程碑式的电影。

史航:大家如果上网可能会注意到,很多那时候我们最喜欢的港星,包括台湾演员,他们非常好的照片都出自一个杂志叫《号外》的封面,包括张国荣最早的那些照片,王菲、林青霞,你找《号外》封面可以看到。《号外》就是陈冠中老师做的。那时候它可能给我们一个文化地标,那时候的娱乐,好多时候是有内涵、有信息的。包括冠中老师分析说香港电影业主要刻画好两个职业:黑道的朋友和警察,最多有一点风月场,别的职业没有刻画很多。但是电视剧有很多,你完全可以通过行业剧或者家族戏来了解很多探究内幕的东西。所以现在作家、学者,在潮流前线做事、干活、推一个一个项目,这个很重要,它不是坐而论道的东西。

那些大家耳熟能详

项目中的点滴之功

史航:我们今天聊大家耳熟能详的项目中间的点滴之功。时间关系聊不了那么多,但有两个很感兴趣,一个是《卧虎藏龙》,这是被提到最多的。但我还是有一个问题,在这个电影中间,您跟李安导演有过什么分歧吗?我只感兴趣这个。

叶锦添:很早的时候有一点点,其实也不算分歧。我上去的时候当然他很开心,也是比较急,开拍前两个月,他们去找美术指导,好多人打电话给我,叫我马上上来,我就上去了。上去之后重新看剧本,我那时候没有什么助手,管的东西又非常多,跟他变成是很密集的交集。他一直问我有没有布,他很怕我用化纤的布,他一定要用棉、麻,用那个年代有的东西。那时候我也不会用那些东西,后来用了李慕白在竹林上飘的,我用了一点点化纤,看起来又像棉,又不是纯棉,他后来明白也接受了。我在玉娇龙身上又试了一些刺绣的图案,刺绣一些山水画,我觉得很好玩。

有一次印象比较深,我真的无能为力了。那时候很忙,有场拍家里吃饭的戏,那个东西是加进来的,以前没有。但我已经在赶之前几场戏,我知道的时候已经快要拍了,只有一两个小时时间。道具摆了一些餐具出来,我从另外一个景走到那个景,他一直跟我说餐具是不对的。那时候我在北影的饭堂看过那些碗,所以我后来到北影的饭堂已经没有人,我一直敲门找,都找不到。那时候可能没有现在那么多的电影机缘,所以那个晚上他马上要拍了,我根本不能坐车去找。所以那时候我非常沮丧,真的没办法搞定这个东西。

还有一次,他忽然间发脾气,他说你为什么搞不定。我说什么事情?他说一定要说服章子怡,她不能穿那个衣服。她晚上拍黑衣人,其实黑衣人是很窄的衣服,她身材又很苗条,那时候零下十度,章子怡穿了一件很暖的毛衣在里面,她觉得一点点没关系。他可能很难说服章子怡不要穿那些。我那时候在准备景,不在现场。其实他不是生我气,他觉得如果这样就没有办法往前走——如果我拍错一个东西,下期没办法补拍了,那个时间过去,没有办法再回来。

史航:我们看武侠片,看过那么多飞檐走壁,但是垂直于墙追逐的画面,俯冲的镜头,而且带着鼓点走,我当时看到就觉得毕生难忘,确实经典的瞬间,如果不坚持,可能变成另外一个可能。

陈冠中:史航老师也很喜欢《夜宴》。好像是同一时间的作品?

叶锦添:差一两年。《卧虎藏龙》之后引起一个武侠风。头几年我们拍戏很方便,你去哪里都是没有其他组的,随便我们拍。一直到《十面埋伏》跟《夜宴》,之后慢慢多起来,《夜宴》那时候也是非常少人拍电影。

香港给我最深的感触

就是英雄主义

史航:最后还有一个我个人比较在乎的问题,对于香港的文化和文化的香港,你们的感受是什么?

陈冠中:我40岁之前大部分时间都在香港,应该是接触香港文化最多的。香港文化本身是很混杂的,它的优势可能就是混在一起,一方面是共存一起,另外一方面是共存之后产生新的东西。一方面有当年殖民地的东西,一方面有很多传统中国文化的东西。同时它们又混在一起创造新的东西,就好比奶茶,是罐头的炼乳,和最便宜的茶,可能是从印度或者斯里兰卡来的,混在一起的。我们本来就是喝这种奶水长大的。

好处是从来没有人阻止你看任何东西,我们那一代终于有机会出来表现的时候,1981年我进入电影行业,我都觉得怎么这么年轻的行业,我自己也是年轻人,我进剧组,几乎没有年纪大的,吴宇森是最老的一个,大我两岁,徐克都是差不多同龄,从导演到摄影师,全部都是一下子就改变了。我们都没有章法的,甚至没有太懂,不像邵氏片厂的那些老导演,他们有一套拍法,恰恰这套拍法大家不要看了,要找新人。投资方不要他们,宁愿给你们年轻人去试。所以一下子硬头皮上阵,就算再有天分,你对美术再有兴趣,你之前也没做过电影,但是一上来就要做电影的美术指导,就是这样闯出来的。

叶锦添:香港给我最深的感触就是英雄主义。有可能我们都在夹缝中长大,很难找到自己的根,没有底气。在我成长的阶段,我非常困惑,周围的人好像都觉得没有问题的东西,我觉得有很大问题。我看到周围的人,像那些设计师都开始看很多外国杂志,变换成他的作品。有一个心态是说,我不给人家知道就好了,外国的原作者也不会知道,我的东西永远不会到那么高。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拼命去找中国的东西,我希望有一天我做出的东西可以让他们看到。

香港人有很多种复杂的性格,我这个书也写到好多香港人,他们一方面非常灵活,另一方面,就像冠中老师讲的,我们连颁奖典礼都没有老人,老人都很少出来。我去看奥斯卡,都是一大堆老人,但我们是没有的,一刀切。我跟黄岳泰一起在澳洲摄影,他讲过一个笑话,外国的电影有摄影指导,摄影机三个人去推,一个推轨,一个控制吊臂,他觉得很慢,我们以前一个人就够了。所以英雄主义跟自力更生的那种,你觉得有一种孤独感,有一种很强大的自我完成,这个意志是非常强大的。我自己也有点这种英雄主义,我要做出非常不一样的东西。

整理/雨驿

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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