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通电话的时候，文珍刚刚回到她位于深圳的父母家中。此次南行，是为去广州领取由《羊城晚报》主办的花地文学奖。从领奖台上下来，文珍配图发了一条朋友圈：“永远如履薄冰的新手。”
以大陆第一个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的身份从北大中文系毕业，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又辞职，32岁便成了“最年轻的老舍文学奖得主”，她一直写，写作的时间和她来北京的时间一样久，甚至更久——如果从以前读书时的习作算起。
此番获的奖却是“新锐奖”，让她觉得有一些好玩，甚至自嘲。但她转念想想，新手的姿态也很好：每一次写作都是重新站在新的起跑线上，还有打破藩篱、走出舒适区的可能，若是真成了什么“名家”、“老手”，大概，就意味着已经丧失了某种活力，走上自我重复之路了吧。
说起来倒是也像个命运式的循环——文珍曾经在《羊城晚报》实习过，最早期的一些习作就发表在那里，包括2004年的短篇《找钥匙》。那是她回顾起写作生涯来第一篇觉得“尚可”的作品。时隔17年，《羊城晚报》给她颁奖，她恍惚间觉得像是一切从头再来，或又像是给上一个阶段画上圆的最后一笔。这篇《找钥匙》被她收进了今年最新出版的小说集，且做了书的标题，似有隐喻之意。这部之后，她下决心暂停持续17年的中短篇写作，正在向第一个长篇发起攻势，如履薄冰，也充满期待。
他者的世界
很多人读过也很喜欢文珍2010年写的《安翔路情事》，这篇小说让她成为了迄今最年轻的老舍文学奖得主。故事很有意思，讲了位于鸟巢附近的安翔路上老胡灌饼店的安徽小伙子和隔壁麻辣烫西施的爱情悲喜剧。安翔路正是文珍住的街区，老胡灌饼店是真的，麻辣烫店也是真的，只是两个店主在现实中并不认识，但日日行走街面的文珍突发奇想：如果这条街发生爱情故事，一定是发生在这两人之间的。据说为了写这个故事，她连续吃了很多天鸡蛋灌饼。
那也是文珍第一次写偏离她日常生活的底层人物，小说收入她2011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十一味爱》（最近再版更名为《气味之城》），在这个集子里，其他篇中的主人公多是文雅而拘谨的知识分子或中产阶层，而唯独《安翔路情事》冒着独特的烟火气息，鲜辣热活。从学校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一直处在文化圈内的文珍意识到，那里有一个新的世界。
很快，她又偶然发现了一个快递员的故事——那位经常来单位送快递的快递员暗恋她的一位同事，构成一种有交集又无交集的关系。文珍觉得奇妙，于是有了《张南山》的构想。但这篇写得不顺，从落款处“2011—2016”的时间标注就能感受出来。在电脑里放了四五年，写到8万字，又删掉6万字，最后余2万字，最初发表出来，还受到一些批评。文珍觉得有些沮丧，又继续放了很久，始终没有收入其后出版的几本小说集。直到今年，久得几乎从作者变成了陌生人，从旁观的视角再看时，她从故事中快递员的那种委婉又艰难的努力里，觉出了某种小心翼翼的珍贵。终于，她下决心把这个快递员收进了《找钥匙》。
同样写得不顺的还有《有时雨水落在广场》。一个从乡下进城的老人，在孤独的高楼丛林中，于广场舞伴中偶觅知音，但随着家庭变动，注定是露水情缘。他们都是离文珍本人比较远和陌生的一群人，写作有阻涩之感，很大原因自然是经验的不足。为了写他们，她需要做大量的“田野考察”，又怕事实太多有偷懒的嫌疑，或落入奇观化的俗套，于是采取的方法是在一旁默默观察，降低自身存在感，而很少直接和对象交谈。对虚构来说，交谈太多有时意味着破坏。彼此皆是对方的他者。
他者，是文珍给《找钥匙》的11篇找到的关键词。更确切说，是“常被目为边缘、同样参与了构建这城市，却始终难以真正融入主流的族群”。但，“‘他们’同时也有一部分属于更广阔的‘我们’”。写他们，首先是来自作家作为普通大众的好奇心，再多一点的话，是希望通过书写让他们被看到，“不是每个人的条件都是一样好”。文珍说，他们如同树上的果子，熟透了就落在她手里，走进她心里，打动她，她又把这打动她的东西藏在故事里，绵延不尽。
小说有时候会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又返回去影响着现实。文珍说，现实中那位卖灌饼的“老胡”知道他成了一篇小说的男主角，是去吃灌饼的人告诉他的，小说甚至带动了店里生意，但几年后，老胡把店盘给了一对河南兄弟。河南兄弟告诉文珍说，老胡去了哈尔滨。这猝不及防的后续让文珍几乎“毛骨悚然”了，因为她的小说里，麻辣烫西施小玉最后正是回了哈尔滨老家。两个人现实中并不认识，老胡为什么去哈尔滨是个谜，但她觉得，或许老胡看过小说，获得了一些暗示,也说不定。为此，她为这个“情事”还写了个续篇。
在北京的大画中
《安翔路情事》和《张南山》的故事基本都发生在文珍住的片区。安翔路，鸟巢，盘古七星酒店，中国音乐学院，文珍常常详细地在小说中描写这些地标及其交通，庞大的建筑显得穿梭其间的渺小个体更加渺小。
来北京整整17年，北京已经成为南方人文珍最熟悉最亲切的城市，也自然成为她大多数故事的背景。她是喜欢北京的，这种喜欢甚至预先发生在来北京之前——在中山大学读金融本科时，她一边准备考研，一边读着“旧京派”和“新京味儿”，它们让她愈发怀有去北京上学的愿望。来了北京以后，她发现这里着实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浪漫，譬如分明四季中的花事流转，每年可以期待的阳光、落叶和初雪，或是公园里某个世外桃源般的角落。她形容说，“北京是一个男性气质很重的城市，有点粗心，但又有意想不到的温柔”。
但文珍笔下的北京，已然不同于她所读的老舍们笔下的那座古城。作为一个新世纪的外来者，她的北京完全呈现以一个现代大都会的面貌，庞大，驳杂，时尚，兼容中的些许残酷和霸道，逃离熟人社会的陌生和孤独，但陌生里又有种“万人如海一身藏”的安全和舒适。文珍的许多故事，写的其实都是这些藏匿在人群中的人，譬如受排挤的胖子（《胖子安详》）、购物囤积狂（《物品志》）、独居宅男（《咪咪花生》）、百无聊赖的丁克（《淑媛梅捷在国庆假期第二日》）……他们是“他者”，又无往不在我们之中，从不同的异乡奔来，又共享着一个城市空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现代都市式的，往往是擦肩交臂而过，这让文珍的这组故事成为典型也难得的都市文本。
尽管毕业取得了北京户口，但作为一个身份上的新北京人，文珍很容易察觉出这些藏匿与漂泊中的参差，因而觉得自己是能够体贴到笔下这些人物的心情、他们难移的故土口音和口味，以及他们与这座城市之间的成功或失败的磨合。文珍精妙地比喻说，北京就像头“巨大的鲸鱼”，人人在鲸鱼的背上生活，平时都平稳地晒着太阳，感知不到它的存在，然而鲸鱼到底是活的，有它自己的意志、逻辑和秩序，若突然间动一动，有些人或许就会掉进海里，无可违抗。就像《雾月初霜》中因影视寒冬而失业的年轻女编剧。文珍的小说中，总能感到这种巨大城市与渺小个体之间，以及个体相互之间的交错与张力。她借用绘画比喻说，我们像身处一幅大画中，有的人远，有的人近，有的人是浮面的，有的人要用透视法看，但所有人都在一起，分享着这座城的资源，也忍受着这座城的不便，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
当代生活的史官
除了文末标注的写作时间，即便单从文本中的种种符号，我们也极容易获知文珍每个故事发生的年月：《画图记》里，风流成性的男主人公约姑娘看《风声》；到《安翔路情事》里，麻辣烫西施和追求者看的是《阿凡达》；《淑媛梅捷在国庆假期第二日》里，梅捷用手机刷开一辆摩拜；《咪咪花生》的故事则发生在疫情中。
读文珍的小说，时常觉得冒出一点有趣和亲切也在这里，她的小说时间像是在和现实时间并行流淌，仿佛随手就能把最最切近的当代生活剪一块下来嵌进小说里，小说与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始终相互呼应。
比起往往能构成宏大叙事的历史或传统，文珍更喜欢当下，自我形容是“现实感蛮强的一个人”。和书写历史相比，对当下的书写常常被轻慢，但文珍觉得，这些正在亲历亲见的才是更加可信的。当代中国变化迅疾，一年几变，文学显得永远滞后，写出便有过时之虞，但文珍不惮于去抓住这丝缕时间的留痕。哪怕像《张南山》，断断续续写了五年，快递行业在这期间及之后已天翻地覆，文珍却也没有再去强行修改得让快递员张南山“与时俱进”，如今看来，小说反而保留了一幅十年前的初代快递员生活图景，甚至有了某种田野考察的意义——被快速更新迭代覆盖掉的当代生活，是小说保存了它们。
快速变化的世界，如同一剂剂魔药，刺激出人心的瞬息万变。这是更令作为小说家的文珍着迷的部分。小说，正好给予她一条描述和探究的通道。“当代生活也需要有起居注，我希望可以做一个能写好这个起居注的史官。”只是，作传的对象不是帝王将相，而是那些普通人、家门口的人。文珍说，她想写出那些他们藏在心里的话，而她相信这些人也会是她的读者，他们觉察自己内心没有说出的话，也关心别人内心没有说出的话，将是更加自省的一些人。
新生活与新写作
文学编辑和文学创作并行了13年，文珍去年终于下定决心从老牌的人文社辞职了，真正投身所爱，成了一名全职作家。告别朝九晚五的职场，她从时间到生活上都宽裕自由了许多，可以光明正大用“正在集中精力写长篇”的理由拒绝许多应酬——这理由倒是真的，在出版了四部中短篇小说集、一部散文集和一部诗集后，她终于开始写她的第一个长篇小说了。从文体的轻重来说，长篇往往被外界视为是一个作家创作成熟的里程碑，但对她来说，写长篇更多来自内部的一种驱动：“不断地去观察和写新的人群其实也不好，这样永远都会很浮面，永远都是速写，但我要画一张油画。”
正在创作的这幅“油画”，在各处只言片语的透露中，染着一层自传的油彩，据说投射着文珍青少年时在南方的成长经验。她生于湖南，长于深圳，异乡人地方性故事的绝好讲述者，但与一般写作者相反，她长年游走于落脚终点处的故事，而绝少碰触那些起点的经验。“可能是因为那些经验对我太珍贵了”，文珍想了想说，离她本身太近，会有点“近乡情怯”，很怕因写坏而浪费。如今回头去看，她倒愈发觉得这个“怯”是对的，年轻时观照的时间距离还不够远，写作必定一路带着青春期未尽情绪的宣泄，而待沉淀多年后，以一种完全成年人的心态再返身去看，生活本质种种方才得水落而石出。
新的体裁和新的题材，让文珍有些新的“不顺手”。她在反复修改它，写到十万字又重来，不断地重写开头，以致电脑里有许多零散的废稿。正如朋友圈的那句“永远如履薄冰的新手”，文珍坦承，在写作上她向来是“不太自信”的人，尽管被编辑屡屡催促，但她总觉得要过了自己心里面那关，才能真正拿出去。就像过去的十七年里，一步一步，她在不同节点上调整着自己的节奏，等待果子自然地落在手里，等待新的赛道自然地向前延伸。
（原标题 文珍：写当代生活的起居注）
文/张玉瑶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乔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