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码点餐”很方便，但也潜藏大麻烦。既要方便，又要解除方便中潜藏的烦扰。看似市场和生活随处可见的辩证法，但权衡利弊也是应有之义。

据上海消保委微信公号12月18日消息，当下，小小的二维码重构餐饮消费中商家与消费者的关系。纸质菜单反而成了“稀缺品”，由此带来的餐饮服务质量下降、消费群体歧视、个人信息泄露、强制关注公众号等问题接踵而至。此外，中国消费者协会表示，““扫码点餐””不应成为“单选题”，警惕“消费便利”变成“消费烦恼”。

自从有了扫码支付，市场主体和社会个体都习惯了扫码支付的便捷方式。餐厅人流量大，“扫码点餐”给供给双方带来了便捷高效用餐体验。但“扫码点餐”也有痼疾，如店家把点餐变成了“扫码”“单选题”，若无智能手机等支持扫码支付的终端设备的特定消费群体，如老年人则不能选择人工点餐。

这既关乎商业契约伦理又涉及严肃的法律问题。舆论场不乏出现超市不收现金引发特定全体投诉的社会事件，甚至引发央行关注。2020年第四季度，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就依法对16家拒收现金的单位及相关责任人作出经济处罚，处罚金额从500元至50万元人民币不等。有些平台方除了限制现金支付，甚至强制消费者只能扫自己的“码”。

技术和资本结合，会给市场经济注入新动力，给社会民生带来新体验。一旦技术被资本泛化滥用，市场和民生的共享红利，就会因为供给侧的逐利设定，让供需杠杆朝着市场主体的方向偏移，让共享红利变得失衡甚至异化为市场主体的独享红利。供给侧和消费端的利益平衡被打破，容易引发纠纷，导致市场、社会、法律、伦理等一揽子问题。

人们对于扫码支付，开始从最初的“一扫百好”发现很多“乱码”麻烦。譬如，二维码泛滥，不仅会误支付，而且会误中“木马”和“钓鱼网站”，更有误导人“中奖”“理财”的网站、小程序也以二维码面目出现。形形色色的平台促销和“红包”，也都通过二维码广而告之。从扫码支付到扫码推销再到扫码社交，二维码泛滥已成信息污染和社交滋扰。

“扫码点餐”是扫码支付的衍生品，具有扫码支付的方便优点，也难免扫码支付的痼疾，如针对老人等特定群体的消费歧视（若无纸质菜单）。“扫码点餐”还有自身的问题，譬如扫码就要确定消费者位置，要收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这些个人信息本属隐私，一旦被商家收集--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就会进入无法控制的混乱的大数据系统中。即使这些信息不被滥用，也有侵犯消费者隐私权的嫌疑。问题是商家收集消费者信息是基于商业目的，所以消费者信息要么被用于商业广告推广，甚至被人为售卖，在市场中被更大范围的滥用，甚至被非法人士觊觎行骗。

“扫码点餐”还往往被商家误导消费。“码”菜单设置了看上去很美的消费模式，如充值优惠，若设置会员价诱导消费者加入会员……这些都很容易造成信息欺诈，误导消费者超前消费，也会造成消费者的维权麻烦，消费者有时只能自认倒霉。

“扫码点餐”是新技术带给供给侧和消费端的共享红利。但是，现实中供需两端的权利却是不对等的——商家获得的利益更多，消费者只是获得了支付便捷的“小方便”，甚至是“小方便”引发了“大烦恼”。相对于供给侧的商家个体，消费端似乎是个大群体，但由于这个“大群体”的分散性特点，面对商家“扫码点餐”带来的诸多问题和陷阱也往往无可奈何。

在此情势下，政策纠偏、监管跟进也就顺理成章。上海市消保委认为，“扫码点餐”应以不获取或尽量少获取消费者信息为前提，餐厅应同时提供人工点餐选择。但是，地方消保委和中国消费者协会的提醒还远远不够，毕竟他们只是社会团体，虽然具有一定公共管理职能，且在消费者维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重要的是，但扫码支付成为日常，还需要通过法治升级形成刚性规范。当然，各大数据平台方也要设置技术性“安全阀”，对开发者进行源头控制，过滤到不合规的小程序和公众号。以“扫码点餐”为例，对于““扫码点餐”强制关注公众号”的违规情况，实施禁止或限制打开功能。

从信息技术到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也在转型升级。供给侧的市场主体不能滥用新技术粗放利己，消费端的社会个体不能满足于方便而忽略自身权益。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求供需两端从思维模式到行为方式的提档升级——公共治理跟进则是关键动力。

文/张敬伟

图源/视觉中国

编辑/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