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出生在河南一个三乡交界的小村庄。从我们家到村里的小学，有三里地。

20世纪80年代，我读小学时，村里普遍贫穷落后，满眼都是低矮的砖瓦房，家家都是木门、木窗、破院子。在整个小学阶段，我没有一点儿贫富观念和心理落差。

我穿的确良衣服，别人也穿的确良衣服；我穿方口布鞋，别人也穿方口布鞋；我吃馒头就咸菜，别人也吃这两样；我放学回来就跑到沟边、河边，给牛和猪割草，别人跑得比我还快，割的草比我割的还多；我背着我妈给我用花布条在缝纫机上做的荷叶书包，别人也背着他们的妈妈用碎布条做的五彩斑斓的布兜；我早晚自习用我爸给我做的煤油灯，两只鼻孔都被熏得黑乎乎的，别人一个个也都被熏成大花脸……没有分别，就没有羞耻；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那时候，我和小伙伴迈着大步穿梭于村头、田间、河沟、坟场和学校，盲目自信地认为，全世界都和我们村一样，全世界最有文化的人大概就和我们村的小学校长差不多，全世界最有钱的人肯定是乡供销社社长。

但这种井底之蛙般的无知，很快就随着我们行走半径的扩大，被击得粉碎。

2

12岁时，我到乡里的中学读书。

乡里的孩子，绝大部分和我一样，来自多子女的家庭，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穿着姐姐或哥哥的旧衣裳，用香皂洗脸，用洗衣粉洗头发，用搪瓷缸子吃饭，蹲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吃着食堂里因用碱过量而满是黄斑的大馒头。

只有极少部分同学，和我们不同。

这极少部分同学，来自镇上，父母要么是乡政府的工作人员，要么是乡派出所的警察，要么是学校的老师。

我记得，我当时的同桌，是我们学校电工的女儿。

她长得漂亮，性格开朗，对我也好。我初中第一次来例假时，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发现时裤子已经弄脏了，我吓得想哭。她果断地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系在我的腰上，然后挽着我的胳膊陪我去厕所。

但她对我的好，并没有换来我对她的不设防。她越对我好，就越让我在与她的比较中，发现自己不够好。尤其是，当她告诉我，洗脸要用洗面奶，洗头发要用洗发膏时，我更觉得她和我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如今想来，她不过是说出自己的日常生活，我却认定她在嘲笑我的粗鄙。

所以，那时和我玩得最好的女同学，仍然都是来自农村的孩子。大概从那时起，我就深谙一个道理：我们虽然对异类充满好奇，但只会在同类面前感到放松。

3

15岁时，我去了我们县最好的高中。班里不少同学，家都在县城，父母是各行各业的职工。如今看来，他们也是穷人家的孩子，但在当时，被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称为“城里的”。

我上高中时的几个同桌，都是城里的。她们穿着好看的裙子，身上带着好闻的香味，做事总是不慌不忙，有条有理。

其中有一个同桌，对我特别好，她总爱从家里拿来苹果、火腿肠、巧克力这些东西给我吃。“我妈说，再不吃就过期了，我吃不完，我妈以后就不给我买了，你帮我吃点。”她眼睛笑成月牙儿，温柔地说。

那是我第一次吃巧克力，觉得巧克力有点儿苦。这苦，更像一个除了学习什么都不知道的女孩内心的拧巴和苦涩。我不知道如何排解这种拧巴和苦涩，就想当然地认为，是我那温柔的女同桌带给我的。我一边接受着她的恩惠，一边又在她面前伪装得特别自负。

多年后，我大学毕业，在外工作多年，回到故乡，和她相逢。她留在了县城，在父母身边工作。谈及旧事，我提到她总是给我带好吃的。她笑着说：“你知道吗，当时你就有一米六几了，但瘦骨嶙峋的，肩胛骨的骨头翘得很高。你学习那么用功，我真怕你因为营养不良而晕倒……”

那一刻，县城十字路口的车流和人流快速后退，唯有她圆圆的笑脸，在我模糊的记忆里，幻化成几个人，又重叠成一人。

她一直都那么好。只是很多年后，我才知道。

4

高中毕业后，我考上了大学，背着编织袋，坐上绿皮火车，离开了贫困的故乡。

我们宿舍里一共有七个姑娘，其中两个来自城市，五个来自农村。来自城市的两个，都是独生女。她们每次被父母开车送到学校时，都会带整箱的零食，和我们分享。睡在我下铺的那个姑娘，长得温柔可爱。她会给我们讲她父母的爱情故事，也会和我们讲她跟随军医父亲几次转学的心路历程，以及她暗恋过的男孩。她毫无保留的分享，让睡在上铺的我，在震撼之中，体会到一种叫“坦荡”的力量。那是为了掩盖自卑故作高傲，为了遮掩贫困故作冷漠，为了证明优秀而活在分裂中的我，所不曾拥有的力量。

第一次，我想成为她那样的人，想拥有她那样的力量。我想做一个可以真诚地向别人打开自己，准确地说出内心的想法，与自己的缺点和忧伤坦然相处的姑娘。

我知道，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一些孩子天然就拥有的东西。出生于这个世界的我，必须从苦涩和拧巴、自卑和孤傲、分裂和对抗里挣脱出来，才能向那个世界，一步步靠近。

5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城市工作，如父辈所期许的那样，吃上了公家的饭，成了城里人。然后，我嫁给一个在城里长大的男人，生了一个城里的孩子。

但多少个锅碗瓢盆叮当作响的日子里，我看到我的“咸鱼”老公，悠闲地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温和地给我们家的鹦鹉投食，哼着小曲儿给阳台上的花草浇水。

而我那明显继承了他爸“咸鱼”体质的孩子，吃着零食，打着游戏，做完老师布置的作业，无论如何也不想再多看一页课本，风风火火地约上一帮“熊孩子”，没心没肺地在小区里疯玩。只有我像一个停不下来的陀螺，又是读书考证，又是打扫卫生，又是做饭洗衣，一刻也不允许自己闲下来。

因看不惯老公和孩子的悠闲，我忍不住一次次抱怨发脾气时，一股悲凉之情涌上心头：贫穷刻在我骨子里的不安全感，和必须努力奋斗以证明自己有用的焦虑感，从来就不曾远离我。这是一个出身于贫寒家庭的孩子心中的魔咒，哪怕我已经在城市扎根很多年。

也就是在那一刻，我忽然羡慕我的老公和孩子：他们对生活如此满意，对当下如此满足，对自我如此接纳，对一切如此温柔平和；他们极少和人比较，也从不忌妒他人，他们不是活在目标和执念里，而是活在当下。

我问自己：不断破局的我和坦然随和的他们，孰优孰劣？思来想去，我最终不得不承认：没有优劣高低，我们生而不同。我不是他们，他们也不是我。我所经历的是他们未曾经历的，他们所拥有的我也未曾有共鸣。我不必拿自己的标准苛责他们，他们也从未拿自己的那套否定我。

不同的经历，带来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感受，形成不同的见识；不同的见识，指导不同的行动。尊重这种不同，或许是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和解之道。

我从乡村来到城市，从贫穷走向富足，从自卑走向自信，最终的使命，不就是为了找到那个终于知道“他人不同于我，世界是参差不齐”的自己吗？

为了找到这样的自己，我竟然用了30多年。

文/刘娜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