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早期有名气的文明史，都是从河流边起步、开始的，也都是在河流边成长、成熟的。

作家许辉沿淮河行走，分析河流、平原、人口对文明发展的推动（或制约）的作用。“中华文明中最辉煌灿烂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都起步和成熟于黄淮平原，正是由于这一地区河流足够大、平原足够宽、人口足够多、周边腹地足够深、气候也相对适宜，才有足够的底蕴、足够的厚度、足够的动能，使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在足够多的时间里，传达到足够远的远方，持续足够久远的年代。”

河流边的儒道

文/许辉

河流

我出生在淮河干流上的最大城市蚌埠，在淮北平原上的城市宿州长大，父母给我起的名字叫“许幼连”，这是按班辈起的，“幼”字是我的辈分用字。可是刚上初中时，有一阵子同学中刮起了一阵改名潮，许多同学都改了名。我觉得这个“幼”字不怎么好听，幼稚、幼小，都是显得不成熟的意思，正好那时流行放越南电影，电影里有个抗美（抗法）英雄，名字叫“辉”，于是我就断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辉”。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初中生都十分有主见，家长管不了，因此改名的事毋须事先征得家长同意，事后报备一下即可，因此我轻而易举就把名字改掉了。

同别的孩子一样，我小时候喜欢水，经常由大人带着，到北关电厂的游泳池学游泳，在水里扑通着。因为出于人类普遍亲水的天性，因此除了一次在游泳池下沉呛水差点淹死的险情之外，在游泳池里的其余时光，都是快活并快乐的。可是改了名之后，也许是“辉”字过于阳刚、干旱，需要更多的水来滋润、平衡、中和，我在亲水的基础上，开始变得痴水、恋水、霸水了。每年从4月开始，天还不太热，我就招呼同学到野河里“洗澡”（游泳）了。整个暑假，不用说，每天都是泡在河里，或呆在河边的，用现在的话说，那时整天不在河边，就在前往河边的路上，一直到天黑，才从水里爬上来，把背心搭在肩上，回家吃饭去。河边的其他事也做得多，比如捉蜻蜓、钓鱼、钓黄鳝、下卡钓老鳖、泥鳅，天天在水边玩得不亦乐乎。

后来上学了、工作了，不能天天泡在水里了，但痴水的性情改不掉，于是就变换方式，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去亲近河流、湖泊。起初是在冬天，一个人，背着书包，利用休息日或假期，踩着大雪，从濉河（淮河北岸的一条支流）上游一直步行到它在洪泽湖的入湖口。在雪地里咯吱咯吱走着时，渐渐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平生要把淮河干流和支流都走一遍。现在想来有些发痴，但旁观者清，当事者迷，当事者迷进去了，一时半会很难自拔。于是步行走完濉河，又去走浍河；走完浍河，又去走沱河；走完沱河，又去走北淝河、西淝河、颍河、洪河、涡河、淮河干流、泗河、濠河、天河、汲河、白露河、淠河、池河、沣河、润河、窑河、东淝河、史河、潢河、闾河、小溪河、白塔河等等。行走的方式，最初是步行，后来骑自行车，再后来乘农客加步行，再再后来则自驾。于是在大约30多年的时间里，基本把淮河的干支流都跑了个遍。这些河流行走的记录，现在大多都留存在一本叫《淮河读本》的散文集里了。

平原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在淮河干支流的亲水行走，却有意无意暗合了我对先秦文明史、思想史的喜好。在我们的常识中，我们知道人类社会早期有名气的文明史，都是从河流边起步、开始的，也都是在河流边成长、成熟的，例如，以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为中心的古巴比伦文明，以尼罗河为中心的古埃及文明、以印度河流域为中心的古印度文明，当然还有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华文明，都概莫能外。

古代人类文明围绕着河流萌芽、成长、成熟并不奇怪，因为淡水是人类生活、生存须臾不可缺少的必需品，人类是必须亲水的（当然，所谓亲水，是一个笼统的说法，这里的水，指的是整个流域；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有时离水过近，会遭遇水害，但有时离水过远，则会带来诸多不便，在取水过程中遭遇危险的概率也会增加）。因此在人类的古代，河流会优先吸引人群前往定居。有了河流，就会吸引来人流，有了人流，就会有物质流，有了物质流，就会有交通流，有了交通流，就会有信息流，有了信息流，就会有思想流，有了思想流，人类聚落中比较成熟的文明就形成了。

简单的大河产生的文明基本是线形的，而河流复杂的流域产生的文明是面形的，这是由河流的廊道特征决定的。由于河流是线性的，古代的人群基于便利原则就会依水而居，因此人们的交流就大多是上下游之间的交流。不过当流域内河网密布、河流众多时，这种便利原则就会被打破，溢出至流域的各个角落。因而我认为，以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为中心的古巴比伦文明，以及以尼罗河为中心的古埃及文明基本是线形的，而中华文明则是面形的；至先秦成熟的中华文明不仅仅定格在黄河流域，还不可或缺地、甚至是关键性地包括了淮河流域，另外再加上长江干流大部。

但是，河流是古代文明萌芽、成熟的必须条件，可有了河流，文明也并非必然涌现，决定文明萌生、成长的先决条件，除了河流外，还有另外两大因素：即平原与人口。平原由于其宽展平坦的地理特征，而使人类易于最大化地获得耕种的土地，因而能为大量人口提供生存的口粮，在人口即生产力的时代，人口的多寡，直接决定着族群的强弱。考察中国历史版图，我们即可发现，中华文明内部的先后发生区，都在平原地带，黄河流域有渭河平原、汾河平原及黄河下游平原，淮河流域有淮河平原，长江流域有长江中下游平原，这些平原区都是经济发达区、人口密集区，也是思想文化发展的先进区。所以，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要说，文明可以沿地平线传播，但不能垂直传播，哪怕一百米也不行。他的话虽然说得绝对，但表述的却是一种固执的道理。文明不上山，或文明难上山，是人类文明史的关键门槛。对文明来说，山区主要起到固化和保存文明成果的作用，而不是文明的首发和创立。

人口

人类文明生发的三大关键要素——河流、平原、人口——是有直接因果关系的，即河流带来泥沙，冲积成平原，平原发展农业，承载大量人口。在人口即生产力的时代，人口的多寡，决定了族群的强弱。但人口因素又并非表面上看到的那般简单，只有出体力和拼杀格斗的直观作用。在文明史和社会学视角中，人口因素除在体力方面决定着族群的强弱外，还有着思想、竞争、创新和智力提升方面的关键意义，人口与思想和智力成正比关系，即人口越多，思想、竞争、创新和智力提升程度就越高，社会成熟度也就越高，反之则越低。

当一个社会人口足够多时，人们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就会有足够多的体力和行为展示，也会有足够多的语言、思想的交流、交锋、碰撞，还会有足够多的计较、竞争和攀比，在这种环境下，社会就能足够快地进步、成长并成熟。先秦、西汉时，黄河中下游及黄淮这些平原地区，虽然面积不大，但已经人口众多了。《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说，渭河平原附近，“地小人众”；山西西南部、河南黄河两岸地区，“土地小狭，民人众”；邹地和鲁地滨临洙水和泗水，也是地小人众；而楚越之地，则“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这都从侧面印证了足够多的人口与文明的正比关系。

足够多是多少呢？在我看来，应该是逐渐达到当地物质产出的承载能力与人口之间的平衡。人口不足则不能社会发展速度最大化，足够的人口才能自动和频密地产生竞争、发明、创新，才能产生足够的思想碰撞，才有可能进行思想的优胜劣汰，才能高速进化。人口过多则会产生外溢效应，利益共同体因生存压力而产生为自家的锄寻找更多土地的冲动，侵略、挤压、掠夺等事就会发生。

正是由于河流、平原、人口对文明发展的推动（或制约）作用，中华思想文明才在黄淮地区率先应运而出，萌生和发展起来。拿中华文明中最辉煌灿烂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来说，它们都起步和成熟于黄淮平原。而且正是由于这一地区河流足够大、平原足够宽、人口足够多、周边腹地足够深、气候也相对适宜，才有足够的底蕴、足够的厚度、足够的动能，使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在足够多的时间里，传达到足够远的远方，持续足够久远的年代，而不至迅速产生时间和空间上的边际效应递减，在离核心区不远的时间和空间点上就开始衰减，逐渐同化或消失于其他类型文化滚滚不息的冲刷与侵蚀中。

儒道

但以流域文化学视角进一步精确细化，我们又会惊讶地发现，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并非产生于黄河岸边，而竟都萌生和成长于淮河流域。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生活在淮河中游的大支流涡河边，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和孟子，则生活在淮河下游最大支流泗河边。这就是说，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的生成，和黄河流域并无直接关系，距长江流域也相去甚远。认真梳理和思考这种细分下的现象，我们就能得出如下结论，即：黄河是一条政权之河，长江是一条经济之河，而淮河则是一条思想之河。这些流域文化之间的同异，是十分明晰的。

既然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都生成于淮河流域，那按照流域文化圈效应，相同或相近而有重叠的流域圈产生的文化形态，价值观和方法论应该是相同或高度相似的，因而这两种思想文化最终应该只能有一种留存下来。但事实并非如此。两千多年来，这两种同异性均十分显眼的思想体系，都安然地流存下来，并且还各自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邃、越来越富有生命的活力。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之所以能在淮河流域同时应运而出，首要的条件是，整个淮河干支流，特别是淮河北部，都是广阔的冲积大平原；可以说，淮河是一条平原上的河流（淮河和部分支流源于山区）；淮北平原又与黄河下游平原（黄淮平原）无缝密接，农业产出能够承载大量人口，物质基础也能够支撑强大的社会和政权。

正是由于黄淮之间的平原足够大，因而能够容纳儒道这两种同且异的思想系统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儒道之间的同，既来自萌生它们的相同地域，也来自中华先民的宏阔视野，来自中华先民宏阔大视野带来的心理和文化共识。说它们来自相同的地域，是说它们都来自密接相连的黄淮地区，由于这片地域足够大，因而能够包容两个或两个以上思想系统同生共容。在这片足够大的地域中，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语言行为方式以及价值判断体系，都是相同或大致相似的，这些是儒道思想生发的共同土壤和基础。

说它们得益于中华先民宏观大视野带来的共识，是说中华先民早年已经用脚和头脑，提前为后人构造了一个极其广大的舞台。例如《尚书·禹贡》有禹分九州之说，九州的地理面积，已经大大超出了黄河中下游平原、淮河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范围，先民因此留下了充足的地理和心理余量，使后人能在这个巨大、充裕的舞台上尽情表演，也使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不会局限在生发地看起来够大但相对则狭小的原有地域中。我们其实是一直在享受先民巨量和巨大超前的心理和文化红利的：心理的文化共识，使人们不再局囿于河流、流域、山头、大海等地理限制，而变得宽广甚至无涯了。

来源：文学报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