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1年是鲁迅诞生一百四十周年。北大资深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先生完成了两部新著——《钱理群新编鲁迅当代读本》与《钱理群讲鲁迅》。以鲁迅为思想资源回应时代课题，致力作为桥梁促成鲁迅与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展开精神对话，是钱先生数十载鲁迅研究的显著特征与根本追求。正是2020年以来中国与世界遭遇的疫情与变局，促使钱先生再度“与鲁迅相遇”。他把自己重读鲁迅的心得凝结成为这两部新著，愿与在时代中前行的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年朋友分享。

在由“活字文化”策划、当代世界出版社即将推出《钱理群讲鲁迅》之际，本文特别刊出该书后记，以飨读者。

从年轻到年老，足足讲了五十年鲁迅

《钱理群讲鲁迅》后记

◎钱理群

学生们问我，退休后要去哪里？

2002年6月27日，我在北大上完最后一课，正式退出了大学执教岗位。学生们问我，退休后要去哪里？我回答说，要回归家庭，回归“第二故乡”贵州，还要到中学去讲鲁迅，“始终守住鲁迅”。

经过近两年的准备，2004年、2005年我在南师大附中、北大附中和北师大实验中学，开设了《鲁迅作品选读》选修课。同时，从2002年12月开始到2005年，连续三年半，我应汕头大学、复旦大学古代文化研究中心、广东韶关教育学院、贵州师范大学、开封大学文学院、西北民族大学、杭州十四中、南京师范大学等校系之邀，在全国各地讲学，所到城市计有江苏南京、徐州，浙江杭州，山东聊城、烟台，福建厦门，广东汕头、韶关，河南郑州、开封，甘肃兰州，陕西西安、宝鸡，辽宁沈阳，湖南长沙、怀化，贵州贵阳、安顺、都匀、遵义、凯里，以及上海、天津、北京等地。讲学的中心话题，就是鲁迅。

2006年是鲁迅逝世七十周年，本不想参与任何纪念活动，却不断有年轻人——中学生、大学生、电大自学者、青年志愿者，以及中学青年教师来约请我讲鲁迅。我说过，“只要有年轻人愿意听，我就不能不讲，这是我给自己定下的‘规矩’，也是我的‘使命’”。于是，这一年，又在北京、南昌、南京、上海、西安等地的学校，在电视大学、志愿者论坛、三联书店举办的暑期读书会上大讲特讲鲁迅，最后还汇成《鲁迅九讲》一书。

欲罢不能，2007年南下和中小学教师一起讨论“理想中的中小学教育”期间，又在东莞中学、福州一中、苏州十中给中学生讲《鲁迅是谁》。

休息了一年，2009年下半年，又应聘为台湾“国科委”讲座教授，在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给本科学生开设《鲁迅作品选读课》：这是“鲁迅”第一次进入台湾大学课堂。还在台湾多个学术论坛与学术会议上讲“鲁迅左翼传统”。

我能提供给年轻

朋友的，也只有鲁迅

2010年是我闭门著述的一年，但也应上海宝山钢铁公司之邀，去给他们那里的部门领导和骨干，作过一次《鲁迅论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改造》的学习辅导报告：这是为中国当代“企业文化”建设提供鲁迅思想资源的尝试。

2012年，又将“讲鲁迅”推向世界讲坛：在印度召开的“鲁迅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作《鲁迅在当代中国的命运》的主旨发言。

2013年，在写作上是我的“收官之年”，即编成《中学语文教材里的鲁迅作品解析》和《志愿者文化丛书》中的《鲁迅卷》二书：这是我对中小学语文教育与青年志愿者运动的最后服务。

2014年，一些年轻朋友告诉我，这些年全国各地都出现了青年人自发组织的读书会，参与者有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更有已经工作，仍渴望学习的各行各业的年轻人，他们多少具有理想主义的情怀，不满足现状，想要寻求新的更为深广的精神资源，就组织起来，一起读书，思考，在形成某种共识以后，就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尝试新的生活方式，同时为社会服务。我立即敏感到，这是当下中国年轻一代思想、文化的一个新动向，具有重要、长远的意义，作为关心中国未来发展的知识分子，我也必须参与其间，和他们一起读书，讨论。而我能提供给年轻朋友的，也只有鲁迅。于是，就有了和读书会的朋友“共读《野草》”“共读鲁迅杂文”的新的尝试。我至今还记得，在那间小小房间的里里外外，都挤满了闻讯赶来的年轻人，一动不动地站了三四个小时，最后的热烈讨论也持续了很久而欲罢不能。

去年（2020年）我去贵州，还遇到一位参加听课、讨论的年轻人，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然目光闪闪，激动不已，这也是我终生难忘的记忆。此次讨论最后编成《和钱理群一起阅读鲁迅》一书，算是对我的“讲鲁迅”的一个总结。因为正是在这一年（2014年）年末，我在“钱理群作品精编”出版座谈会上发言，宣布：“我的时代已经结束，所要做的是最后完成和完善自己，并把祝福送给年轻的朋友”。

钱理群先生近照

鲁迅本体是可以不断

接近而不会完全被穷尽

2015年，我就搬进养老院，进入“为自己与未来”自由写作的新境地，不再参加学术活动与社会活动。即使如此，我还是作了三次关于鲁迅的公开讲话：《鲁迅的当代意义和超越性价值》（2016年5月）、《我为何、如何研究鲁迅》（2016年5月）、《我们今天为什么需要鲁迅》（2017年7月8日），同时还写了几篇关于鲁迅研究的书序。

2019年底，我回贵州安顺，近五十年前我在安顺卫校教书时的学生为我举行了数十人参加的聚会。我像当年那样，又给他们讲了一次鲁迅。这样，我就从年轻到年老，足足讲了五十年的鲁迅：这不只是“使命”，更是自己生命的需要了。

这完全是一个自觉的选择：不停地讲鲁迅，从大学讲到中学；从学校讲到社会，到工厂，到民间组织，到读书会；从大陆讲到台湾地区；从国内讲到国外……乐此而不疲，越讲越起劲，而且越来越自觉。总结起来，背后有三个理念作支撑。

其一，认定鲁迅的思考不仅针对他所处时代问题，而且深入中国历史文化深处，国民性深处，人性深处，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性。他不是“过去式”，而是“现在进行式”的作家、思想家，“鲁迅活在当下中国”。这就有了与当代读者作跨越时空的对话的可能。

其二，认定对于鲁迅这样的经典作家，研究者不仅有阐释的职责，还有发现、发挥、再创造的广阔天地与权利。在学术史上，经典和经典作家被研究、阐释的过程，就是不断被丰富与发展的过程；经学史上的“儒学”就已经不完全是“孔丘”个人的创造，而是一个历代儒者的集体创造物，每一个具有创造力的研究者都对经典文本作出了自己的独特理解、发挥和添加。在我看来，方兴未艾的“鲁学”也同样如此：研究鲁迅，就不仅是“讲鲁迅”，还要“接着往下讲”，甚至“往下做”，并在这一过程中，建构属于个人的即“XXX鲁迅”。这样的打上个人烙印的“鲁迅”，既对“鲁迅本体”有独特发现，也会有遮蔽，本身就成为被后人研究、借鉴、质疑的对象：这都会丰富、深化人们对鲁迅本体的认识，鲁迅本体是可以不断接近而不会完全被穷尽，这也是鲁迅的魅力所在。

其三，认定鲁迅思想与文学具有原创性，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泉之一。因此，向年轻一代讲鲁迅，让鲁迅思想与文学在他们心灵上扎根，是民族精神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我的“讲鲁迅”的历史使命感正因此油然而生。对我个人而言，讲鲁迅还是一个不断提高自我精神境界的过程；同时具有学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我正是通过讲鲁迅在研究方法上，试验将文本细读中的语言赏析与审美体验有机结合起来，希望达到一种真正鲁迅文学式的感悟与把握。另一方面则是进行“学术文体”的尝试，创造一种“演讲录”体的学术著作：这样的有着明确、具体对象，并有现场反应的读者、听众意识的文本，它必然是开放式的，还会不同程度地展现研究的原生状态，既经“梳妆打扮”（规范化），又显出“蓬头垢面”（未经规范）的真容，是别有一种生气与趣味的。不想把学术研究弄得太死，想把它弄得好玩点，活泼些，并多少有点触动人心的人情味：这也是我的一贯追求。

感谢浴洋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编选了这本《钱理群讲鲁迅》，我自己也编选了一本《钱理群新编鲁迅当代读本》，这不仅是为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也意味着，我在年届82岁，进入生命最后阶段以后，又回到了鲁迅这里，我的下一步研究重心将会从前一段着重政治思想史、民间思想史研究再转回研究鲁迅：“守住鲁迅”，最终还是我的学术之根，生命之根。

2021年3月10日急就

编辑/韩世容